另外，也有人设想可能发生过别的秘密活动，这些活动没那么壮观，也没有和王室的紧密联系。1756年，伏尔泰提出王储的大臣们挑选了一位农家女并对她进行训练，希望她在希农出现的戏剧性表现能够鼓舞懦弱的查理和垂头丧气的士兵的斗志，激励他们打败英国人。1908年，阿纳托尔·法朗士的《贞德传》提到，教会的领袖们也进行了同样的秘密活动。对于那些一向不信任教会或政府的人来说，这些说法很有吸引力。但遗憾的是，伏尔泰和法朗士一样也找不到证据支持自己的说法。
不过，许多学者认为，贞德所看到的只是由心理疾病造成的幻觉和妄想，例如偏执狂的精神分裂症、癫痫造成的短暂脑叶变化。他们大多还认为，贞德只是一个名义上的精神领袖，而不是有真实才干的领导人。其他学者则指出贞德所声称的还包括了“听到某些声音”，但这与一般心理疾病的症状并不相同。
许多人反对这种心理疾病的解释。一个精神病患者不太可能会得到查理七世朝廷的支持。事实上，之前的国王——发疯了的查理六世，便被人称为“疯子查理”，当时，法国在军事和政治上的衰退，便是因为他的发疯造成的权力真空而导致的。他宣称自己的身体是玻璃做的，任何人接近就会打碎他，但他的臣子部下们并没有将他的说法也当成信仰的意识。在特鲁瓦签订的条约剥夺了查理七世的继承权，或许其中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担心他遗传了父亲的疯病。当贞德到达希农时，王室顾问便提出警告：“我们任何人都不该因为受到这个女孩谈话的影响而改变政策，一个农夫……如此的被幻觉所蒙蔽；我们不该因此而遭受外国的讥笑……”
还有说法指出，贞德所展现的智慧，证明了她不可能是精神病患者。在重新审判中，贞德的智慧也令人感到惊讶，“他们（审判者）常常从一个问题跳到另一个问题，变化无常，但尽管这样，她仍然相当精明地回答，而且显示出极好的记忆力。”在质问中，她不可思议的回复甚至迫使法庭停止公开的开庭。不过，尽管智力的衰退和记忆的丧失是许多主要精神疾病的病征，但缺乏这些病征不代表能完全排除精神疾病的可能性。虽然这样，许多学者还是认为，除了审判上的表现外，依据许多目击者的说法，其他精神疾病可能导致的混乱，例如显著的人格改变和杂乱无章的言语，都没有在贞德身上出现。
贞德来自一个不起眼的小村庄，而且只是个不识字的17岁农家女，但却在短短几年内成为了传奇人物。在贞德前，英法两国都已有千年之久的萨利克继承法来正当化这场战争。她虽然是被“神话”了的，但由于贞德的存在，还是为战争带来了不同的意义，她将一场原本枯燥乏味、普通人民深受其害但却不感兴趣的王朝间的冲突，变为一场热情激昂的保家卫国的圣战，而又最终解救了法国。
十字军东征功与过
十字军东征（1096—1291年）是以罗马教会为核心的西欧教俗封建主对地中海东岸穆斯林国家和东正教国家拜占廷进行的侵略战争。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历时将近两个世纪，先后进行8次大规模的战争，动员兵力数十万，战争涉及欧亚非三大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堪称为中古时期的“世界战争”。战争结果对参战双方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国际关系等方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11世纪，随着西欧封建制度的确立，小农生产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但是，由于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的兴起，日益冲击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加剧了封建社会内部的矛盾和分化。封建主受商品货币经济的刺激，地租收入日益不能满足他们的生活需要，以致负债累累，进而变本加厉地剥削农民。特别是那些没有土地的破落骑士阶层，四处抢劫，肆意掠夺，是社会的一种极大的不稳定因素。加之西欧各国政治不统一，封建主割据一方，彼此攻伐，战乱不已，社会无序，动荡不安。罗马教会是西欧最大的封建主和巨大的国际中心，对西欧日益恶化的社会危机深感忧惧，竭力鼓动和策划十字军东征。通过十字军东征，既可以解决西欧封建社会内部的矛盾，克服当前的社会危机，还可以利用十字军的宗教狂热扩大教廷的政治影响，将东部的希腊正教置于自己控制之下，并通过掠夺东方国家的土地和财富以加强教廷的实力地位。此外，意大利的威尼斯和热那亚商人为了独占东地中海的贸易特权，也积极支持十字军东征，并为之提供资助。
东方世界（包括拜占廷和中东）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商业兴旺，文化发达，早已让西欧封建主垂涎三尺。只是由于条件不成熟，未敢妄动。11世纪末，据有巴勒斯坦、叙利亚和小亚细亚等地域、奉行伊斯兰教的塞尔柱帝国分裂，削弱了力量。而拜占廷帝国在和突厥人塞尔柱帝国的战争中，一再失利，国土日蹙，处境窘迫，这就为蓄谋已久的西欧教俗封建主的侵略提供了机遇。
位于地中海东岸巴勒斯坦的耶路撒冷，曾是古代犹太王国的都城，城内建有耶和华圣殿，是犹太人崇拜上帝的中心，也是他们民族的神圣象征；耶路撒冷也是耶稣基督布教、受难和“升天”之地，被基督教徒视为“圣地”。据传，耶路撒冷是先知穆罕默德神秘夜行的目的地，因此也被穆斯林视为伊斯兰教的“圣地”之一。636年，阿拉伯人从拜占廷帝国夺取巴勒斯坦，耶路撒冷转属阿拉伯帝国。
1076年，耶路撒冷又转属信奉伊斯兰教的塞尔柱帝国。由于阿拉伯人和突厥人实行较为宽容的宗教政策，直到十字军东侵以前，耶路撒冷作为上述三教的共同的“圣地”，各教教徒朝圣、礼拜等宗教活动，大体上相安无事。然而，当西欧封建主决定要发动侵略战争时，他们就大肆编造谎言，蛊惑民众，说东方的穆斯林如何迫害基督徒，破坏“圣地”，号召人们去援救基督徒，“解放圣地”。教皇还许诺，凡参加十字军者可以获得免罪，灵魂得救，欠债者免还债务，农奴获得自由，并以获得丰厚的战利品相诱惑。
1095年5月26日，教皇乌尔班二世在法国南部克勒芒城宣布组建十字军。急于摆脱封建压迫的数万农民首先响应，但他们没有装备和给养，又缺乏组织性，绝大部分人死于非命，幸存者徒劳而返。翌年秋季，由封建主组成的第一次十字军（1096—1099年）约10万人，由欧洲出发，经君士坦丁堡渡海进入小亚细亚，在拜占廷的帮助下，攻占塞尔柱帝国首都尼西亚；进而又攻占爱德沙和安条克；1099年7月，十字军攻占耶路撒冷，并在征服的土地上建立爱德沙、安条克、的黎波里和耶路撒冷4个十字军国家。罗马教廷为控制被十字军征服的土地和人民，建立了一种特别的宗教军事组织——僧侣骑士团：即有圣殿骑士团（神庙骑士团）、医院骑士团（约翰骑士团），后来又建立条顿骑士团。骑士团内部有严格的教规和军事纪律，有很好的装备，具有较强的战斗力，是教廷进行侵略和扩张的工具。
十字军先后进行了8次东征，这场旷世大战，对欧洲乃至世界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1.十字军东侵占领了以耶路撒冷和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东方广大地域，并建立了耶路撒冷、拉丁帝国等一系列的十字军国家。西欧封建统治者通过战争和殖民掠夺，获得大量土地和财富，极大地改善了西欧社会经济状况，不仅克服了社会经济危机，而且促进了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十字军把东方的许多产品和生产技术，如棉花、水稻、西瓜、丝织、印染、制糖等传入西欧，大大丰富了物质生产，提高了生产力水平。在商业方面，意大利商人取代了阿拉伯和拜占廷商人在东方贸易中的垄断地位，独占了地中海商业霸权，有力地推动了西欧的商业发展。十字军东侵结束时，由东方输往欧洲的商品比以前增加了10倍。贸易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的繁荣和市场的扩大，从而导致西欧封建社会的深刻变化，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代。恩格斯指出：“在意大利诸城市共和国中得到推动力的贸易，也波及到德国的沿海城市；货币流通以空前的高速度在发展；最后是，社会借助于无数新思想和新事实在接受着深刻的变化。”
2.十字军东侵过程中，许多贵族和骑士丧生或因战争失败而消耗了力量，而城市却在不断地发展，市民地位日益提高。市民反对封建主专制，导致有市民参加的等级议会制的产生。贵族力量的削弱和市民力量的加强，有利于王权的提高。在中世纪“普遍的混乱状态中，王权是进步的因素……王权在混乱中代表着秩序，代表着正在形成的民族而与分裂成叛乱的各附庸国的状态对抗”。
3.十字军东侵期间，封建主为筹措战费急需金钱，曾让部分农民以金钱赎买自由，或减轻部分封建义务；有些封建主在战争中死亡了，他们的农奴也往往得到了自由。另一方面，由于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货币地租日益取代劳役地租。这一切“发生了一种有利于农民的决定性的转变”。
4.十字军东征导致罗马教会权威的盛极而衰。罗马教廷是十字军东侵战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战争初期，随着十字军的胜利，教会权力大大膨胀，如教皇英诺森三世时期（1198—1216年），教会权力达于顶点。但是，后来随着十字军的失败，十字军的神话破灭，教会权威动摇。同时，各国王权不断加强，教会权威日益受到挑战。于是，作为西欧封建制度的巨大国际中心的罗马教会势力衰落了，这就为西欧各国统一民族国家的形成提供了有利条件。
恩格斯在谈到十字军东征的结果时指出：“十字军东征的结果是贵族阶级的削弱，市民阶级和王权的加强以及农奴解放的开始。”
此外，十字军东征对西方军事方面的影响也十分重要。十字军通用重装骑兵战术。战时采用一线队形作战，骑士配置在前，侍从和步兵在后。战斗一开始即分为若干小群和单兵进行决斗，骑兵和步兵之间很少协同作战。而阿拉伯和突厥人的军队主要是轻骑兵，他们装备弓箭、马刀，其战斗素质和机动能力都优于笨重的十字军骑兵。阿拉伯和突厥人骑兵先用弓箭射伤十字军，尔后将其包围，割裂敌军，加以歼灭。
十字军东征使西欧重骑兵的作用下降，轻骑兵和步兵的作用日益提高。十字军还从东方学会制作燃烧剂，后来又掌握了火药和火器的制作技术，加强了战争能力；特别是从阿拉伯人处学会了使用指南针，从而大大改善了航海条件。在十字军东征过程中，摇桨战船队逐渐被帆船队所取代，这标志着西方海军战略战术发展的新时期已经开始。
“十字军东征的结果，使动荡的欧洲的面貌焕然一新。从巴勒斯坦国回来的人大开眼界，更新了观念。此外，大批大批封建主在东征中战死，欧洲各国不再困于那些好战成性的封建主们的扰攘，一时如释重负，颇为自在。国王们用一种初级形态的中央集权政府取代了各自为政的封建体制：警钟楼（beffro）不久便与封建城堡主塔（donjon）一样成为防卫与权力的象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