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公元前484年，希罗多德诞生在小亚细亚西南海滨的一座古老的城市。那是古希腊人早年向海外开拓时建立的一座殖民城市。希罗多德的父亲是一个豪富的奴隶主，他的叔父是本地一位著名诗人。希罗多德从小学习勤奋，酷爱史诗。当时，他们城邦的统治者是一个通过阴谋篡夺了政权的家伙。成年后的希罗多德随叔父等人积极参与推翻篡位者的斗争。斗争遭到镇压，他的叔父被杀，他被放逐。后来，篡位统治者被推翻，他一度返回故乡。不久，又再度被迫出走，从此再也没有回去过。大约从30岁开始，希罗多德开始了一次范围广泛的旅游，向北走到黑海北岸，向南到达埃及最南端，向东至两河流域下游一带，向西抵达意大利半岛和西西里。为了维持生活，他还长途行商贩卖物品。每到一地，希罗多德就到历史古迹名胜处浏览凭吊，考察地理环境，了解风土人情，他还喜爱听当地人讲述民间传说和历史故事，他把这一切都记下来，并一直随身带着。
公元前445年前后，希罗多德来到了希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雅典。当时的雅典，经历了希（腊）波（斯）战争，政治经济都获得了高度发展，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学术文化更是称雄于希腊世界。希罗多德感到异常兴奋，他积极参加各种集会和政治文化活动，并很快同政治家伯里克利、悲剧家索福克勒斯等人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一次他写的诗还得了奖。赢得了大家的赞誉。
希罗多德崇拜雅典的民主政治，对于不久前结束的以雅典为首的希腊城邦，在希腊波斯战争中打败奴隶制大国波斯的侵略，十分钦佩，他不停地向有关的人打听战争的各方面情况，收集了很多的历史资料。在伯里克里和友人们的鼓励和支持下，希罗多德决心写一部完整叙述希波战争的历史著作以流传后世，这就是史学名著《历史》，又名《希腊波斯战争史》。《历史》一书是公元前5世纪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所撰写的记述公元前6至5世纪波斯帝国和希腊诸城邦之间战争的一部历史名著。此书在西方一向被认为是最早的一部历史著作，因此罗马著名政治活动家西塞罗称希罗多德为“历史之父”。希罗多德虽然写了这样一部历史名著，但是对于他本人的生平，并无详细文献记载，和他同时代的作家（如修昔底德、亚里士多德）几乎很少提到他，尔后的狄奥尼修斯、海尔米波司、普鲁塔克等人的著作中虽有些关于他的记载，但均语焉不详，且残缺不全。因此，我们只有根据有限的资料，结合他本人的作品去了解其生平和经历，这就难免在历史上留下诸多有待解答的疑点。
首先，希罗多德的生卒年代就无法确定。现在一般的史书都说他大约生于公元前484年，卒于公元前424年。其实这种记载是不可信的，仅仅是一种推测。其推测根据之一是古罗马尼禄皇帝时一位女作家旁菲拉的记载。
她说当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时（公元前431年），希罗多德是53岁，修昔底德是40岁。但这种说法使人难免生疑，因为她关于修昔底德年龄的记载与其他古典作家的记载出入甚大，且又与史学界通用的修昔底德生卒年表不相符合。既然如此，那她关于希罗多德年龄的记载就值得怀疑。
根据之二是：古人在计算大人物的生年时，通常是先以发生在这个人的成年期中的一件最突出的事件的年份作依据，然后再向回计算40年。大家知道，希罗多德是图里伊的建立者之一，而图里伊既然是在公元前443年建立的，因此希罗多德的生年也就是在公元前484年了。显而易见，这种推测同样也是不可信的。
根据之三是：公元前一世纪的狄奥尼修斯说：其同乡希罗多德是在波斯战争（指公元前480年薛西斯入侵希腊一事）之前的不久降生的，活到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时候。但此处根本没有提及确切的年代。
根据之四是：他的《历史》中记载了波斯王阿尔托克谢尔克谢斯的名字，而这位波斯王是在公元前424年左右登位执政的。因此，希罗多德既然知道他的情况，那就肯定是死在这个年代之后，但究竟是何年？无人能准确回答，只好留此存疑。
其次，关于希罗多德的个人经历也有不少难以解释的疑团，也有很多被误读的地方。例如被放逐到萨摩斯是在何年？放逐的时间有多久？就难以肯定。有人说他是在公元前461年被放逐的，时间约七八年；但也有人说他是在公元前454年被放逐的，时间并不长。两种说法，孰是孰非，难以断定。又如从其它史料和他本人的作品，我们知道他到过许多地方，至于他为什么要走这样多地方，后人根据他的作品作过种种推测。有人说他可能像早期的梭伦那样，是一个到各地采办货物的行商；有的认为他是想仿照他的前辈海卡泰欧斯的样子写一部更加翔实的地理作品；还有人认为他到各地去是为了搜集写作材料，比如他在雅典就朗诵过自己的作品并得到了异常丰厚的报酬。还有：希罗多德的墓碑上写道，他是为了躲避流言蜚语而去图里伊的，但究竟是谁中伤他？为什么要中伤他？这又是一个难解之谜。至于希罗多德童年的生活经历？他是何年开始游历的？何年来到雅典的？为什么会去参加图里伊殖民？他与伯里克利的关系怎样？除《历史》外他还有何著作？凡此等等，由于材料有限，我们都不太清楚。
再次，关于希罗多德的著作也有一些难解之谜。其中最令人难以理解的就是：《历史》既然是写希波战争，但为什么又不写完全，仅仅只记载到公元前479年呢？对此，史学界有不少猜测。有的说是由于作者突然去世，未能写完全书，故结尾显得突然，未能在适当处告一段落。有的则说希罗多德之所以只写到普拉塔伊阿战役止，是因为这以后斯巴达人退出了战争，这场战争就不再是希腊同波斯的战争了，而是雅典及其盟国同波斯的战争。如果希罗多德把《历史》继续写到公元前449年，那他就不能忽略在希腊同时发生的事情。希波战争前期，他能赞美希腊团结一致，共同对敌，但如果他继续写下去，他就一定得描述雅典和斯巴达这对战时伙伴的分裂，但这不是他所希望的。两种意见，何种有理，还有待探讨。
另外，《历史》一书究竟写于何时？也是史学界无法确定的一个问题。苏达辞书认为，早在萨摩斯流放时期，希罗多德就写了一部九卷的历史。但根据希罗多德的生活经历和《历史》所记载的内容来看，当时他不可能完成《历史》一书。人们推测：他的创作活动曾延续数十年之久，他收集资料时并没有打算写希波战争史（这一点从《历史》的一些段落可以明显看出），而是打算写一部地理学著作，描述游历过的许多国家的自然环境、民情风俗和历史故事。来到雅典后，受雅典文化气氛的影响，才立志要把希波战争的经过记载下来。于是，他整理综合收集到的民族学、地理学以及神话中的各种材料，将它们插进那详细描述希波战争过程的《历史》中去，而《历史》的最后完成是在他去图里伊以后。
除此以外，希罗多德是否“商人文化”的代表？为什么有人称他为“说谎话的人”？现在流行的《历史》分为九卷是后来编订此书的亚历山大里亚注释家划分的，这是原书的本来面貌吗？它符合希罗多德的原意吗等等，这都是我们浩瀚历史中的一个个的疑点，一个个被误解被误读的地方，而这些事实真相的发掘就有待于更多的人的关注了。
疑云重重的“荷马问题”
古代希腊的荷马史诗是世界文化的瑰宝，是古希腊人留给后世的一份重要的精神财富和文化遗产。对此，马克思曾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希腊的艺术和史诗“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
荷马史诗包括两部叙事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这两部出色的作品相传为荷马所作，所以后世又统称为《荷马史诗》。由这两部史诗组成的荷马史诗，语言简练，情节生动，形象鲜明，结构严谨，是西方第一部重要文学作品，荷马也被称为欧洲四大史诗诗人之一或之首（另外三人为维吉尔、但丁、米尔顿），雨果在《莎士比亚》一文中写道：世界诞生，荷马高歌。他是迎来这曙光的鸟。荷马史诗不但文学价值极高，也是古希腊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9世纪的唯一文字史料，反映了迈锡尼文明，所以这一时期也被称为“荷马时代”或“英雄时代”。但是，有否荷马其人及“荷马的史诗”，在西方文学史上却是一个聚讼纷纭、争论不休的疑案。近世以来，论述荷马其人其作的著述，可谓汗牛充栋，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激烈争论，形成了学术史上众所周知的“荷马问题”。
所谓“荷马问题”，归根结蒂是这两部史诗的作者问题。目前，我们对荷马的生平所知甚少，虽然流传到现在的荷马的传记共有9部，但这些传记充斥虚构，而且相互之间矛盾百出，时至今日显然已失去它可资参考的文献价值。西方古典作家对这位诗人的时代说法不一，古希腊作家认为，荷马大体与赫西俄德同时，即是公元前8至7世纪之交的人，但也有人认为应早于赫西俄德，有些人则说他晚于赫西俄德。古罗马史学家塞奥彭帕斯说荷马生于公元前686年，说得如此肯定而又确切，但人们并不知道他的根据是什么，另一个古代传说，称荷马生于公元前1159年，这个说法又似乎太早了一点。
以上诸说，不可尽信，也不可完全不信，传统倾向这样一种意见：荷马生活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9至8世纪之间，相传为盲诗人，因此才叫他“荷马”（Homeros，在爱奥尼亚土语里就是“盲人”的意思）。
关于荷马的出生地，说法也各异。由于荷马史诗在古代所具有的巨大影响，一个城邦被看作荷马的故乡似乎成了一种荣誉，因此曾有密而纳、希俄斯、科洛丰、皮罗斯、阿尔戈斯、雅典等许多城邦争着要荷马当它们城邦的公民。事实上，在古希腊世界，几乎所有的城邦都声称荷马就生在它们那里，这是由于这些城邦都看到荷马史诗中某些词句、词组乃至个别方言俗语，都是来自它们那个地方的。
在古代，尽管对荷马其人颇多异说，但古典作家并不否认他的存在，也承认荷马是《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两部史诗的作者，著名的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哲学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大体都持有这样的观点，而且他们都毫不例外地受到过荷马史诗的巨大影响，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指出，当时希腊人崇敬荷马，认为“荷马教育了希腊”。从中古时代直到18世纪的欧洲，传统一直认为荷马是历史上确实存在过的远古时代的一位伟大的诗人。
到了近代，“荷马问题”骤起。法国僧正多比雅和意大利历史学家维柯（Vicky）率先发难。1725年维柯的《新科学》一书问世，作者在该书第3卷《发现真正的荷马》中，根据这两部史诗本身一些语言学上的证据和他在《诗性智能》部分所奠定的一些原理，作出了如下的“发现”：此前人们一直置信的荷马并不存在，他不过是希腊各族民间神话故事说唱人的总代表，或是原始诗人的想象性的典型人物，希腊各族人民自己就是荷马；两部史诗之间的间隔相距有数百年之久，所以它们不可能出于一人之手，《伊利亚特》当然先于《奥德赛》，如果前者是荷马少年时的作品，后者则是他晚年的产物，这个“他”只能代表早晚年代不同的整个民族，而决不是同一个人。这一“发现”，石破天惊，极大地震动了西方学术界。
1795年，德国学者沃尔夫在《荷马史诗研究》一书中作出了更详尽的论证，指出史诗从公元前10世纪左右开始形成，经过了几个世纪的口头相传，直至公元前6世纪雅典僭主庇西特拉图当政时，才正式用文字记录下来。他断言两部史诗各分成若干部分，每一部分都曾作为独立的诗篇由歌手们演唱，经过多次的整理加工，史诗才成为我们今天看到的样子，因此，《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并非出于同一个诗人的笔下，而是许多歌手的集体创作。后来，他的同胞拉赫曼更明确地阐述了前者的观点，谓两部史诗乃是由口头相传的单篇的民间诗歌作品汇编而成的，如他曾把《伊利亚特》除最后两卷外，分成了16首互相独立的诗篇。这种观点，通常被称为“分解说”。
与上说相对立的是“统一说”。“统一说”实质上是古希腊有关荷马传统看法的复活，它以德国学者尼奇为代表，主张荷马其人有历史的真实性，生卒年代应不晚于公元前9世纪；史诗有统一的艺术结构，他批评了“分解说”的一些论点，认为荷马史诗中的矛盾是微不足道的，这类细小的矛盾不足以证明两部史诗是由几个诗人参与创作的。
介于这两者之间的是“基本核心说”，这是一种调和折中的观点。在这派人看来，荷马史诗最初的基础可能是一些短篇，后来以这些短篇为核心，逐渐加以扩大，如德国学者赫尔曼认为，有关阿基利斯的愤怒的文字是《伊利亚特》的基本核心，俄底修斯渡海返乡的飘泊奇遇的故事则是《奥德赛》的基本核心，其余部分都是后来添加上去的。因此，史诗既保持了基本的统一，同时存在不少脱离布局甚至自相矛盾的地方。德国学者基希霍夫、英国史家格罗特等人基本上都持这样的见解：两部史诗既不是一连串各自分开创作的民间诗歌的汇编，也不是出于一位大诗人的手笔，它们经历了很长的历史时期，古老的神话传说与特洛伊战争的英雄故事，是它最原始的素材，在漫长的流传过程中，势必由许多民间诗人对它不断地进行增删、修饰，最后似应由一位大诗人（如荷马）进行加工整理而成，这种综合性的说法已日益为学术界更多的人所接受。
当然，“荷马问题”的疑案并没有就此解决，本世纪以来，学者们对它投入的热情仍有增无减，最有代表性的是美国学者帕里对荷马史诗的研究。
他从语言学的角度，仔细研究了这两部史诗中重复出现的词组、短语，尤其是每个英雄和神的名号的组合与使用，发现史诗具有一整套程序化的语句。
他认为，史诗不是诗人简单地运用一个个字或词创作出来的，它还由大量程序化的词组和诗句结合而成。据统计，荷马史诗中有1/5是由重复使用的诗句构成的，总共2.8万行诗中有2.5万个重复出现的短语。这些程序化的用语符合配乐咏唱的古希腊诗歌的特有规律，也便于在没有文字的条件下口头传诵和即兴创作。如此大量而固定的程序用语，显然不能出自一个诗人的创造，那是经过世代民间歌手不断口舌相传、不断积累筛选而约定俗成的。帕里的发现被学术界认为是20世纪荷马研究中最重要的成就，他因此被誉为“荷马研究中的达尔文”。
对《荷马史诗》及其史诗作者的研究与争辩，如同这两部史诗具有永久的魅力一样，也许永无休止，但再多的争论也改变不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伊利亚特》、《奥德赛》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一部伟大的史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