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一位名叫特·埃·苏伊特的作家，在《莎士比亚秘史》一书中提出了一个令人吃惊的观点：莎士比亚是伊丽莎白女王借用的名字。理由是：只有女王才具有“莎剧”作者所特有的广博知识、高超智力及对人的感情和意志的洞察力。女王说话机智善辩，词量丰富，所以，在这些作品中使用15000个单词。“莎剧”中一些主角所处的境地，有同女王相似之处。莎士比亚没有为女王的逝世写过哀辞。在女王去世的1603年，莎士比亚没有发表剧作。此后，以莎士比亚名义发表的作品数量剧降，在质量上较以前的作品也大为逊色了。这些是不是女王早期的不成熟之作，在她死后由他人出版的呢？莎士比亚第一个戏剧集的出版者潘勃鲁克伯爵夫人，恰恰又是伊丽莎白女王的亲信和遗嘱执行者。
然而，这种认为女王借莎士比亚之名的看法是否可信呢？有人认为，由于此说的作者没有回答女王为什么不起个笔名，为什么非要借用莎士比亚之名等问题，因而还不能自圆其说。
关于莎士比亚的剧作，马克·吐温在1909年写道，就像陈列在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里的雷龙，“我们有九块龙骨，然后我们用熟石膏复制了其他的部分。”历史中将太多的“熟石膏”贴上了“莎士比亚”的标签，其中“伪作”确实存在着。但上述种种有关“候选人”也仅仅是未加确认的推测而已，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我们不能势利地认为那些受过教育的贵族就是天才，也无法因为莎士比亚是一个小镇手套制造商的儿子而否认他的成就。
剽窃疑云笼罩下的“顿河”
《静静的顿河》是世界文坛的一朵奇葩，全书分四卷，150万字，分别于1928年、1929年、1933年、1940年出版，是苏联作家米哈依尔·肖洛霍夫（M.A.Шолохов）的成名作，也是其最高成就的代表作。《静静的顿河》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到国内战争期间纷繁复杂的巨大社会变迁为背景，以中农葛利高里·麦列霍夫的命运及其一家人的遭遇为线索，真实反映了顿河哥萨克民族在历史转折时期的命运。小说场面宏大、人物众多、气势磅礴，加上浓郁的顿河地区哥萨克的乡土气息，浓烈的民间文学色彩，饱含诗情画意的景物描写，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的结合，堪称一部气势恢弘的诗史巨作，
一幅色彩绚丽的哥萨克生活的广袤画卷。凭借《静静的顿河》，作者肖洛霍夫不仅享誉俄罗斯，获得列宁奖金和斯大林奖金，荣获苏联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等称号，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苏联作家协会理事，1965年，更因“在描写俄罗斯人民生活各历史阶段的顿河诗史中所表现的艺术力量和正直的品格”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但是，《静静的顿河》从它诞生起便没有平静过，几十年来这部鸿篇巨著竟然一直与“剽窃”二字相伴左右，围绕它的作者所引起的争议，就像它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样，震动文坛。
由于《静静的顿河》发表时肖洛霍夫年仅23岁，人们在惊叹其非凡的文学造诣的同时，也有不少人心生疑虑，这位生活于边远地区的小伙子，自中学时就因国内战争辍学在家，当过办事员、小工、泥水匠和会计，参加过武装征粮队却一直没有继续过学业的毛头小子，怎么能有如此熟练而老道的笔触，丰富而深切的情感，对于战争与和平准确的把握？于是，在《静静的顿河》发表之时，流言蜚语就接连不断。开始只是有腹诽的人口头上质疑一下，后来发展到书面抨击。待到肖洛霍夫获得诺贝尔奖之后，一些知名人士也参与到这场论战中，其中不乏诺贝尔获奖者，使得争论愈演愈烈，静谧的顿河彻底陷入阴霾之中。“剽窃”风波不仅极大地影响了肖洛霍夫本人的声誉，更使得《静静的顿河》这部作品陷入到与主题无关的歧途中。所以，为《静静的顿河》正名，必要且急迫。
在《静静的顿河》连载之初，有关的传言多半比较分散。一些人认为，小说出自“十月”的总编、作家妥拉非莫维奇之手，说因为担心小说美化了哥萨克白匪而招致罪名，于是劝说这个刚刚涉足文坛不久的小伙子署上了自己的名字。但是，这种说法很快就不攻自破，因为总编本人在这场论战中曾亲自辟谣，并且妥拉非莫维奇本人也是《静静的顿河》的忠实读者。
另一种说法更是离奇，认为作者是哥萨克白军大尉波波夫，肖洛霍夫是从这位被打死的白军军官身上搜到这份文稿，用自己的名字发表的。
还有人提出，《静静的顿河》的作者应当是文学批评家谢尔盖戈洛乌谢夫。理由是1930年，为纪念俄国作家安德列耶夫逝世十周年，出版了一本名为《安魂曲》的文集，里面有一封安德列耶夫致谢尔盖的信，提到“您的《静静的顿河》”，于是便认为找到了《静静的顿河》真正的“失主”。恰好在此时，《十月》杂志正好突然停发《静静的顿河》第三部，一些人趁机说，“编辑部都不让发肖洛霍夫的东西了，可见是肖洛霍夫剽窃的”，“肖洛霍夫把剽窃的东西写完了，再也写不出来其他的了”。但后经证实，安德列耶夫提到的《静静的顿河》是指谢尔盖戈洛乌谢夫在报纸上发表的短文《寄自静静的顿河》，二者并非同一本书。
针对当时社会上的传闻，1929年，苏联特别成立专门委员会调查此事。经过严格审查之后，专家们一致认定《静静的顿河》当属肖洛霍夫所作。自此，有关《静静的顿河》的第一次剽窃风波宣告结束。
但是，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流亡国外的索尔仁尼琴在巴黎出版了题为《〈顿河〉急流——一部长篇小说之谜》的文章，再次提出《静静的顿河》是肖洛霍夫剽窃的作品。这篇文章的发表在西方世界引起巨大轰动，不仅仅是在于对几十年前轰动一时的旧事再次翻案，还在于这篇文章的作者是索尔仁尼琴。
熟悉苏联文学的人对于此人可能并不陌生，他曾经同肖洛霍夫一样，是苏联文坛的中坚力量，并获得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他在战争后期因在给友人的书信中辱骂斯大林而被捕和判刑，在劳改营服刑期间曾构思一些作品。他的第一部作品是经赫鲁晓夫亲自批准发表的短篇《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肖洛霍夫对这篇文章还有过较高的评价。接着，他又发表了短篇小说《玛特廖娜的院子》、长篇小说《第一圈》和《癌病房》等。但在《古拉格群岛——艺术研究尝试》一书中，索尔仁尼琴对劳改营里服刑的形形色色的反革命分子和破坏分子，对战争期间叛国投敌的伪军、伪警察、伪政权负责人以及各种刑事犯罪分子表示深切的同情，为伪军头目弗拉索夫辩解，而对关押的共产党人却幸灾乐祸，充满敌意。《古拉格群岛》不只是批判斯大林，而且把矛头直接指向列宁，否定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因文获罪，被驱逐出国，此后侨居西方。
在《〈顿河〉急流》这篇文章中，他提出的根据是：（1）作为一个学历浅、经历不广的二十来岁的青年，当时是绝不可能写出那样有广度和深度的鸿篇巨著的；（2）全书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很不平衡，体现出不是一人的创作风格，其中“真正有艺术价值”的部分是从哥萨克作家费尔多·克留柯夫那里抄袭来的，包括第一、二卷的95%和第三、四卷的70%。而只有那些空洞的政治宣传，才是肖洛霍夫自己写的。据他称，克留柯夫是当时有名的作家，其作品受到高尔基的推崇。作为哥萨克作家，他对自己本民族的风土人情非常熟悉，而他本人曾经在顿河军团服役，是《静静的顿河》所描写的许多事件的直接参与者。当时他把手稿放在一个铁皮箱子里，但因战乱而遗失，肖洛霍夫从其岳父处（克留柯夫在顿河军团的战友）得到手稿。后来，在《共青团真理报》上发表的一篇题为《肖洛霍夫是剽窃者，叶赛宁是神经过敏者》的文章，又报道了对在司法部司法鉴定局工作的笔迹鉴定专家鲍里索娃的采访，此人对记者说：“我参加了肖洛霍夫的笔迹鉴定，百分之百地相信他不是《静静的顿河》的作者。”
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指证，笔迹专家的鉴定，似乎真理的天平又一次倾斜了。但是，这次翻案又一次没有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
首先，文学史上年轻的作者写出有一定深度和广度作品的例子是不计其数的，用这一点来质疑显然是站不住脚的。至于克留柯夫则早在1920年就病死了，而小说的内容却一直包括到1922年的事件，从其岳父处得到手稿的说法也没有任何的证据。所以，这种指责是不能成立的。
再来看笔迹鉴定专家的证言，在《共青团真理报》的报道发表不久后，《苏维埃俄罗斯报》便发表了科热米亚科的题为《又一次谋杀》的述评进行批驳。同时，该报又刊登了司法部司法鉴定中心主任的辟谣信，说明司法部根本没有“司法鉴定局”这个机构；曾在司法鉴定中心工作过的鲍里索娃早在1993年就已离职，而她根本没有参加过肖洛霍夫笔迹的鉴定工作。这就说明，《共青团真理报》的报道完全失实。
最大的纰漏来自索尔仁尼琴本身。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引发对《静静的顿河》剽窃争论的原因只是二人间的个人恩怨。1962年12月，在赫鲁晓夫会见知识分子的集会上，肖洛霍夫与索尔仁尼琴有过一次会面。当时，索尔仁尼琴刚登上文坛，很想结识肖洛霍夫，因此他在这次见面后就给肖洛霍夫写信，信中说，在那次集会上“由于在见到您之前我被介绍给了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因此未能向您表达我的不可改变的感情：我是多么敬仰不朽的《静静的顿河》的作者。”从这封信来看，这时的索尔仁尼琴毫不怀疑肖洛霍夫是《静静的顿河》的作者。
但几年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肖洛霍夫读了他的剧本《胜利者的盛宴》和小说《第一圈》后非常生气，于1967年9月8日给苏联作协书记处写信，信中对这两部作品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并且说：“我有一段时间对索尔仁尼琴形成这样的印象，觉得他是一个患夸大狂的精神病人。是不是他过去坐过牢，没有经受住严酷的考验，精神失常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不能信任这个人，把笔杆子交给他。”“而如果索尔仁尼琴精神正常，那么他就是公开的和凶狠的反苏分子。在这两种情况下，索尔仁尼琴都不应呆在苏维埃作家协会的队伍里。我无条件地赞成把索尔仁尼琴开除出作家协会。”
索尔仁尼琴知道这封信的内容后，怀恨在心，便对他所“敬仰”的“不朽的《静静的顿河》的作者”发起了攻击。索尔仁尼琴在回忆录《牛犊顶橡树》的“补充五”里叙述了策划和写作《〈顿河〉激流》一书的经过，又根据道听途说，提出了小说“作者”的新的人选。索尔仁尼琴写道，听一个老哥萨克说，他不仅不怀疑肖洛霍夫从克留科夫那里“偷了”《静静的顿河》，而且知道接着把这部小说写完、后来又写了《被开垦的处女地》的是谁，这就是肖洛霍夫的岳父格罗莫斯拉夫斯基。索尔仁尼琴还特别注明，格罗莫斯拉夫斯基在50年代肖洛霍夫发表《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二部时还活着，而在他死后的20年肖洛霍夫没有发表一行字。他这样说，不仅是要否定肖洛霍夫是《静静的顿河》的作者，而且要说明其他的作品也不是肖洛霍夫写的。
可惜他在编这段天方夜谭式的故事时没有调查一下，不知肖洛霍夫的岳父死于1939年，这就露出了马脚。直至90年代他继续坚持自己的看法，在再也提不出具体人选的情况下还说，《静静的顿河》的作者一定是一个“在国内战争中崭露头角和随即在战争中死亡的文学天才”。这就是说，只要能把肖洛霍夫排除在外，谁当小说的作者都行。
一位以作品描绘真实而出名的作家，面对肖洛霍夫的真话，却没有丝毫的宽容，并且不惜杜撰历史抨击对方，实在有愧于诺贝尔奖的盛名。
纵观历史，《静静的顿河》作者之争之所以存在，恐怕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这篇巨著的手稿一直未现身于世。为了彻底了断几十年间的纷争，还作者和作品以清白，《静静的顿河》手稿影印本于2006年底在俄罗斯科学院举行了首发式，此书由莫斯科作家出版社根据1999年找到的小说手稿制作。总共885页的手稿除一小部分是肖洛霍夫妻子抄写的之外，其余605页都是作家的真迹，均没有誊写过；手稿影印本还收入了俄罗斯科学院高尔基文学研究所的专家为小说所做的详尽注释。
自此，20世纪文学史上的一大历史谜案就此彻底结案，对于肖洛霍夫的怀疑和猜忌也不攻自破了。
被误解的“历史之父”
希罗多德是古代伟大的历史学家。公元前四百多年，意大利南部的塔林敦海湾岸边高地上，一座新的坟墓面向着大海。经过的人，都会在坟前默默地站立致敬。墓前的石碑上刻着这样的铭文：“这座坟墓里埋葬着吕克瑟司的儿子希罗多德的骸骨。他是用伊奥尼亚方言写作的历史学家之中最优秀者，他是在多里亚人的国度里长大的，可是为了逃避无法忍受的流言蜚语，他使图里奥伊变成了自己的故乡。”
这位客死异乡的人，是伟大的古希腊历史学家、《历史》一书的作者希罗多德，他因《历史》一书得到了人们无比的崇敬。从古罗马时代开始，希罗多德就被尊称为“历史之父”，这个名称也一直沿用到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