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萨斜塔离大教堂20多米，本是大教堂的钟楼，外观呈圆柱形，由白色大理石砌成。在塔基上用拉丁文镌刻的始建年显示，比萨塔建造于公元1174年，但实际上比萨古时所使用的历法比公历早一年。由于比萨地区长期从事农耕，土地开发较为透彻，加上气候因素，所以土质较松。由于在建塔前缺乏对地质的有效勘探，使得塔身压力过重，松软的地面无法承受，南面的地基比北面约低2米左右。在施工期间塔身即出现了轻微倾斜，随着工程的进度，倾斜度不断增加。到塔身建到第三层时，便可明显看出倾斜。由于塔身意外倾斜，为保障安全，施工一度中止。在这期间，比萨大教堂的其他部分都已建成，唯独塔楼只有倾斜的三层，人们在拆毁重建还是继续建造两种意见中进行了大讨论，却仍徘徊不定。直到一百多年后，经工程师托马索·皮萨诺精心测量和计算，证明继续建造比萨塔虽然会倾斜，但不会倒塌，才继续按原设计施工，1350年比萨塔正式竣工。
自14世纪中期斜塔建成起，几百年间，比萨塔经历了无数天灾人祸的洗礼，却始终如皮萨诺所言，“只斜不倒”。于是，另一种说法悄然兴盛起来：比萨斜塔永远不会倒。
起初，这种看法就像太阳东升西落一样被人们奉为真理。但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尤其是牛顿力学的出现，学者们开始对“比萨塔不倒”的命题产生了怀疑。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越来越多的科研工作者关注到比萨塔倾斜度的变化上。测绘结果表明，从1918年开始，该塔每年向南倾斜约1毫米，塔顶中心点偏离垂直中心线已达到4.4米。现在，仅用目测都能够看出比萨塔比几十年前更加斜。而且，近一百多年来，随着工业进程的加快，城市化水平的提高，重工业排放的废气、废水量大量增加，极大地增加了空气中磷化物、硫化物的含量，比萨斜塔已经明显出现了墙体腐蚀受损现象，负责清扫比萨塔的工人们甚至发现墙体大规模剥落的现象。如果继续放任下去，预计它最终不是会因抵抗不了地心吸力倒下去就是因墙体毁损严重而坍塌。
而事实上，为了避免这一历史古迹和旅游资源毁于一旦，意大利政府也于20世纪90年代着手实施了一系列“拯救斜塔”的措施：以钢铁支撑塔身，混凝土材料加固塔体、塔壁，并且不再开放斜塔内部，进行全面的保护工作。同时，清除了斜塔地基下的一百吨污物。时至今日，加固纠偏工程已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即还需利用插入塔基下的14根铁管从北侧塔基下抽出5万立方米的土。专家称，工程完成后，斜塔会比原来拉正6寸，倾斜度将减少50厘米，即偏离垂直面4米。斜塔周围还有十个钢环，其目的是当斜塔过分倾斜时，可以把它重新拉正。但到现在为止，工程人员还从未用过这“钢吊带”。另外，地下还有重达800吨的铅块在支撑着地基。这样，斜塔可再安全度过250年。
除了倾斜的塔身外，在比萨塔上进行的“自由落体”试验也是为全世界的人们所津津乐道的，甚至已经同“牛顿苹果”一样记载在许多国家的物理教科书上了。相传，1590年，意大利著名的物理学家伽利略（Galileo）在比萨斜塔的顶层作过一次试验：他手持一大一小重量不等的两个铁球站在塔顶，同时松开手让两个球自由下落，结果两个铁球同时落地。这就是著名的自由落体试验。依据试验的结果，他撰写了《论重力》一文，提出了“自由落体定律”，从而否定了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关于“物体下落的速度与重量成比例”的原理。这一历史性的举动使得比萨斜塔更加名扬四海。但同比萨斜塔的许多传言一样，这也是一个谬误，而且是流传最广的一个。
回顾历史，首先记述这件事的人是伽利略晚年的一个学生兼助手，名叫维瓦尼。在他为伽利略写的一本传记中提到，当这位科学巨匠年仅25岁，还在比萨大学当教授时，在斜塔上当着众多学生和教授的面做了这个实验，一举打破了亚里士多德重物比轻物下落快的错误观点。可尴尬的是，除了这条孤证以外，就再也没有任何同时代人的描述可以验证这次重大事件了。如果它真如维瓦尼所说的那样轰动一时，为什么没有在别的地方留下任何只言片语呢？霍金在《时间简史》中就对这一说法提出了质疑。
再来看维瓦尼为恩师所做的这本传记，字里行间充满了对老师的敬仰和尊重，总是在无意中拔高伽利略的地位，结果使得许多记述与历史严重不符；更何况，维瓦尼本人从来没有亲眼目睹这次实验，他是到事情发生近50年之后才成为伽利略的学生的。就算他没有刻意发挥创造，也不能保证伽利略本人的回忆正确无误。因为伽利略那时已经年逾古稀，双目失明，离去世只有4年了。所有这一切，使材料本身的可靠性成了大问题。而且，现在可以相当肯定的是，证明重物比轻物落地快这一错误并非伽利略的首创。比他早十多个世纪之前，拜占庭的学者就已经明确指出了这一点。而直到伽利略登上斜塔前不久，意大利的学者还出版了详细的实验结果，说明不同重量物体落地的时间并无大的不同。这样看起来，伽利略的示范，如果真有的话，也并不像我们通常所理解的那样具有划时代的突破意义。
另一方面，从物理学上说，虽然他的重力加速度理论是重量相同的物质在同样的时间、距离中自然落体的运动速度是相同的，可实际上，密度不一样的物体是不可能同时落地的。在地球上作这种实验，不但要考虑理论上的方程式，还要考虑地球上的额外因素：例如空气的影响，等等。这种额外因素不单是摩擦的阻力，还有浮力对物体的影响。密度大的物体受的浮力相对于密度小的物体而言比较小，也就是说，密度小的物体更容易受到浮力的影响。同时，两个物体的大小、形状也一样的话，受到的阻力也是一样的，而密度小的物体因为质量小，也更容易受到空气阻力的影响。从这两方面来考虑，两个大小一样、密度不一样的球是不可能同时落地的。
作为物理学家的伽利略深知这一点，所以异常谨慎的他，是不会在公众面前做这样的科学演示的。因为，结果的偏差极有可能会误导缺乏科学常识的群众，反而宣扬了伪科学。事实上，在伽利略去世之前，他的一个学生确实在比萨斜塔上做了这个重力实验。但是，实验的结果却最终证明，两个物体的下降速度的确有微小的差别，重量大的物体比重量小的物体落地时间要稍微早一些。得知这一实验结果后，亚里士多德学派的学者奔走相告，庆祝他们的胜利。众所周知，这是空气阻力作用的结果，伽利略心里清楚这一点，这也是他不公开做实验的原因。因为他无法消除空气阻力，而他的学生所做的实验竟然证明了亚里士多德是“正确”的，这无疑有些讽刺意味。
虽然伽利略并没有在比萨塔上做这一伟大的试验，但全世界人都目睹了现代人做的一个实验：1971年，阿波罗15号的宇航员在月球上将一根羽毛和一把锤子同时扔下，结果同时落地。这个实验彻底证明了伽利略的理论——因为月球上没有空气。
跨入新千年，在不断解读比萨斜塔的错误讯息的同时，新的发现又不断涌现。最新的一则是对于比萨斜塔用途的质疑。一直以来，人们对于比萨塔的用途已成定论——钟楼，鲜有异议。而意大利比萨大学的一名音乐教授托拉比那的最新发现证实，除了钟楼外，比萨塔可能还有另外一项用途——音乐管。
托拉比那带领一个研究小组，在比萨斜塔内进行音响效果测试。结果证实其内部具有极佳的音响共鸣及反射效果，墙壁表面的反射角度似乎都是为了音响效果而精心修缮的，可谓匠心独具。托拉比那认为，这应当是当年文艺复兴时代的建筑师有意仿效教堂风琴的发音管原理建成这个“巨型乐器”，目的是把附近的米拉科拉广场、比萨大教堂和这座75米高的“音乐管”配套成一个巨型音乐演奏场所。每到节日庆典，比萨市民就齐聚在广场内外，载歌载舞，聆听动人悦耳的音乐，欢度美景良宵。2000年6月27日，为了庆祝比萨斜塔“改斜归正”工作成效卓著，比萨塔曾重新向游人开放了几个小时，同时为了验证“音乐管”的发现，当地政府还特地在比萨广场举行了一场大型的音乐会，让有幸登塔者去聆听美妙的音乐。
今天的比萨斜塔已经不仅仅是一座富有艺术气息的建筑，更成为文人墨客、作家旅者寄托理想、抒发情怀、怀古凭吊的场所和对象。可以说，在它的身上凝聚了太多美丽的传闻，曾经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定还是这样。所以，这就需要我们更加审慎地对待每一个“据说”，用理性的思维去分析、用科学的方法去证明、用辩证的眼光去解读。明天还会有多少比萨斜塔之谜被揭开呢？我们拭目以待。
《蒙娜丽莎》的模特是谁
达·芬奇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最伟大的艺术大师。他一生留下了不少诸如《最后的晚餐》、《蒙娜丽莎》、《圣安娜》、《安加利之战》等的名作，为世界艺术宝库增添了很多艺术珍品。不过，每当人们提起他的绘画时，就会很自然地想到他那副凝聚了4年心血绘制的《蒙娜丽莎》。
举世闻名的名画《蒙娜丽莎》
《蒙娜丽莎》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名贵的画作，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一幅画可以与之相媲美。大多数美术理论家认为，达·芬奇画了一幅有生命的年轻妇女的优美形象，抒发了人文主义者对现实之美的酷爱，歌颂了人的思想、感情和智慧。他选择了一位精神上得到解放、驱散了昔日的呆板而发自内心微笑的少妇。
几个世纪以来，关于《蒙娜丽莎》的一些谜题一直都是人们争论的焦点，其中又有一个问题讨论格外激烈：《蒙娜丽莎》画作模特到底是谁呢？
一般来说，肖像画都是严肃的，被画者是一本正经的。微笑的肖像画，在达·芬奇之前似乎无例可寻，在他以后也是屈指可数的。同时，肖像画又是受人委托才绘制的，绘成以后理所当然地要交给委托人。然而，这幅《蒙娜丽莎》却由作者本人一直保存着。
直到达·芬奇死后，法国国王弗朗西斯一世花了1.2万里弗从达·芬奇弟子处买到手，为了保护此画而涂上了过量的清漆。在拿破仑时代，此画曾挂在皇妃约瑟芬的卧室里。当时，为了把《蒙娜丽莎》放入镜框而剪掉了左右两侧各3~4厘米，外观上有了相当的变化。就是说，现在卢浮宫博物馆收藏的这幅画是达·芬奇死后，经弗朗西斯一世之手而成为法国皇家藏品流传至今的。后来，这幅画曾一度被人盗窃，经26个月才回到博物馆。然而目前世界上竟有61幅《蒙娜丽莎》的仿制品，所以，对卢浮宫博物馆收藏的这幅画的真实性持怀疑态度的也不乏其人。
对于《蒙娜丽莎》模特到底是谁这一问题，许多画家、哲学家、诗人和医学家对《蒙娜丽莎》进行了认真的研究。他们用科学的方法对画中少妇的生理现象作了具体的分析，由于画中少妇的“病症”，纷纷与当时的一些少妇进行了“对号入座”，认为《蒙娜丽莎》的模特确实存在，但进而牵扯到的这幅名画的模特是谁又各执一端，争论不休了。
不少医生指出，《蒙娜丽莎》的模特儿当时正在怀孕，甚至连著名的美术评论家凯涅斯·克拉克以及许多美术家也都赞同这种看法。确实，只要仔细琢磨这幅画，即使是肉眼也能觉察得到她正在怀孕。蒙娜丽莎那鹅蛋形的脸庞，胖乎乎的却显得有点浮肿；从内心发出的微笑纵然体现了她对怀孕的满足感，却掩饰不住苍白而憔悴的面容；肥胖而略微肿胀的两只手交叉在隆起的腹部上；粗大的腰围隐约可见；右眼窝和鼻梁之间还可以看到一个小肉瘤，这分明是脂肪过剩的征象；再看那一双没有瞳子的眼睛，全无光彩，眼神上蒙着一层怅惘而又倦怠的神色。
很多人早就对蒙娜丽莎的“病症”进行了研究，而且还发表了不少论文和著作。但是，看来蒙娜丽莎并没有患什么疾病，画面上所表现的“症状”，恰恰是一个孕妇正常的生理现象。
佛罗伦萨市教师吉乌塞普·帕兰蒂花了25年的时间研究达·芬奇的一生，他把自己的成果全都写进了他的新书《蒙娜丽莎真有其人》。如今，这本书已经出版发行，并引起不少人的关注。
帕兰蒂表示，25年来，自己在教书之余最大的爱好就是在图书馆里查阅资料。他对佛罗伦萨市档案馆里的历史资料进行了多年查阅，最后揭开了蒙娜丽莎之谜，他把自己的观点与论据都写进了自己的新书。
据帕兰蒂考证，蒙娜丽莎是达·芬奇父亲朋友的妻子，她的名字叫丽莎·格拉迪尼，蒙娜丽莎是她的名字的简称。她出嫁前居住在基安蒂市。1495年，格拉迪尼与佛罗伦萨丝绸商人弗兰西斯科·吉奥康杜结婚，而吉奥康杜则是达·芬奇父亲皮耶罗的好友兼邻居，皮耶罗还曾在业务上给吉奥康杜兄弟提供过很多帮助。格拉迪尼是吉奥康杜的第二任妻子，她出嫁时只有16岁。
帕兰蒂在书中指出，吉奥康杜非常爱自己的妻子，他甚至在家中修了个小礼拜堂，让妻子在那里祈祷。他临终前还立下遗嘱，将全部财产都留给了格拉迪尼，并把她称为“心爱的、忠实的妻子”。此外，帕兰蒂还透露，当时佛罗伦萨城中一位酒商也认识格拉迪尼。这位酒商曾在日记里写道：“丽莎·格拉迪尼的生命属于佛罗伦萨和基安蒂……我也是基安蒂人，我想记下她的故事。”
格拉迪尼24岁那年，达·芬奇的父亲请儿子为她画像。当时，达·芬奇正被一场财务纠纷所困扰，为了帮儿子一个忙，达·芬奇的父亲自己拿出一笔钱，然后告诉儿子这是格拉迪尼和她丈夫出的画像费。于是，达·芬奇欣然完成了这幅人物肖像。
关于这幅画就是这位妇女的肖像画的最早记载，见于瓦萨利的《美术家列传》。可是，当达·芬奇于1519年死于法国时，瓦萨利还是个6岁的小孩子，因此，他的一些记载是否确实可靠？
虽则如此，一般都认为，此画为达·芬奇于1503年返回佛罗伦萨时开始绘制，前后花了4年工夫，但未最后完成。如果是1503年以后的话，蒙娜丽莎该有24—25岁了。据瓦萨利的记载，在绘制过程中，达·芬奇为了提高她的情绪，甚至还雇用了一些演奏员和歌手。
蒙娜丽莎生有一女，但于1499年夭折，各种记载和迹象都不能说明她这时正在怀孕。看来，名画《蒙娜丽莎》的模特儿并不是蒙娜丽莎。
那么，这幅画的模特儿是谁呢？学术界和民间流传着不少有关蒙娜丽莎身份问题的说法。有人说画中人是当时佛罗伦萨城内的一个名妓；也有人说画中人是达·芬奇的母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