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尚节俭
康熙崇尚节俭，推行厉行节俭的治国之策。至康熙四十年前后，国库存银达到五千万两，跃居清初以来的最高峰，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初步繁荣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康熙二十八年（1689）二月二十六日，皇帝大驾光临南京地方，亲自祭祀完毕，对扈驾的官员们说：“朕过去就到过南京，特别熟悉这个地方的情况。这次因为视察河务之便，又来到这里观风问俗，调查民间疾苦。
不久前拜谒明太祖陵，当走到后湖的时候，看到地方官装饰一只舟船，等待迎接我。
“朕出京以来，纤夫（拉着纤使船前进的人）以外所需要的一切，都是由国库开支采办，不准丝毫派取民间，加重百姓负担。我所用的沙船（江苏、山东沿海的一种帆船），是由库银开支修造的。扈从人员们用的小船，都是用官价租的船。大家明白了吧？”
康熙坚决表示：今天地方宫们为朕预备用的船，朕不但不能坐，而且也不愿意去看。同时还告诉扈从官员，都要通达事理，明白皇帝的意愿。
并通知江南、江西总督傅拉塔等人说：“朕回到北京后，不能说此船是朕坐过的，当做纪念物品，欺骗世人。存放起来。造船所用的材料，全部拆卸下来，一定要用到应该用的地方。”
康熙一生崇尚节俭。就社会环境而言，当时正值大乱之后，民生凋敝，广大劳动人民以赋税形式向统治者提供财富数量有限，使得包括最高统治者在内的各级贵族官吏没有条件任情挥霍。就康熙个人而言，早年寄养宫外，未曾受到宫中奢靡生活的熏陶和影响。成人之后，他又比较系统地接受了儒家经典中有关节俭的教育，从而在思想上牢固地树立起节俭是一种美德，奢侈腐化不只有损君德，而且还易于招致祸乱的观念。因而，在他实际执掌政权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他一直极力克制自己的享乐欲望，个人生活十分朴素，宫中用度一省再省。在他的影响下，各级贵族官吏也不敢过分靡费，在社会上普遍形成了节俭的风尚，使得社会财富较多地用于扩大再生产，对于康熙朝政治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经济的繁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康熙受过系统的儒家传统教育，他极为赞成儒家经典中有关节俭的论述。他认为“私欲弘多，则德义鲜少；德义不行，则途者早离距违，甚言奢之不可不戒也”，因而终其一生。生活朴素，对个人要求十分严格。对此，法国传教士白晋所着《康熙皇帝》一书中作了详细的记载，该书中说：
“从康熙可以任意地支配无数的财宝来看，由于他的国家辽阔而富饶，他无疑是当今世界上最富有的君主。但是，康熙个人的生活用度绝不是奢侈豪华的。因此可以认为，他严格地遵守着国家的基本法。王公贵族自不必说，即使皇帝本人，不是以公共利益破格花费资的款项，也是国法所不容许的。在中国，由于寄食于宫廷的官吏和御膳房的人员极多，皇室费用不能不远远地大于欧洲豪华奢侈的宫廷。然而，康熙本人的生活是简单而朴素的。在帝王中是没有先例的。实际上，像康熙这样闻名天下的皇帝，吃的应该是山珍海味，用的应该是适应中国风俗的金银器皿。可是康熙满足于最普通的食物，绝不追求特殊的美味；而且，他吃得很少，从饮食上未看到他有丝毫铺张的情况。
“皇城范围很大，仿佛是一座美丽的城市。建筑物上铺着金黄色的琉璃瓦，看上去相当壮观。从建筑物的宏伟以及其他方面，马上就可以看出这是闻名天下的大皇帝居住的地方。如从建筑物的内部和房间，特别是皇帝的内室来看，装饰着两三张壁画，用金属镶嵌的饰物和相当粗糙的彩色织锦。这种织锦在中国是很普通的，所以用不着节约。除此之外，其他装饰几乎就是内室的整洁了。
“康熙在距北京二里远的地方建立了一座离宫。他很喜欢这个离宫，一年要有一半以上时间都在这里度过。他让人在这座离宫内挖了两个大池塘和两三条水沟。除此之外，在这里再也看不到像康熙这样有财势的君主应有的豪华迹象了。这个离宫布置得确实是整洁而朴素。无论是从建筑上看，还是从占地面积来看，这座离宫远不如巴黎近郊的几个王公的别墅。
“从日常的服饰和日用品方面，也可以看出康熙喜欢朴素的美德。其大致情况如下：冬天，他穿的是用两三张黑貉皮和普通貉皮缝制的皮袍，这种皮袍在宫廷中也是极为普通的。此外就是用非常粗糙的丝织品缝制的御衣。这种丝织品在中国是极其一般的。
“在阴雨连绵的日子里，他常常穿一件羊皮呢绒外套，这种外套在中国被认为是一般的服装。在夏季，有时看到他穿着用尊麻布做的上衣；尊麻布是老百姓家中常用的东西。除了举行仪式的日子外，从他的装束上能够看到唯一奢华的东西，就是在夏天他的帽沿上镶着一颗大珍珠。这是满族人的习惯风俗。
“在不适于骑马的季节，康熙在皇城内外乘坐一种用人抬的椅子。这种椅子实际上是一种木制的轿，粗糙的木材上面涂着颜色，有些地方镶嵌着铜板，并装饰着两三处胶和金粉木雕。骑马外出时几乎也是同样的朴素，御用马具只不过是一副漂亮的镀金铁马蹬和一根金黄色的丝缰绳。
“除康熙之外，亚洲的君主们在所到之处，都喜欢炫耀自己的豪华和奢侈。这种情形在康熙周围是看不到的。我们觉得这是因为康熙确信一个帝王的伟大不在于有华丽的外表，而在于有高尚的品德。然而，康熙却过着朴素的生活。就其衣着来看，丝毫没有奢侈浪费的感觉。这并非由于他爱财和吝啬。他自己虽然力求节俭，但对用于国家的经费却特别慷慨，只要是有利于国家，造福于人民的事业，即使支出数百万两的巨款，他也从不吝惜。”
除此之外，不少文献也都记载了康熙自奉俭约的情况。如据法国传教士张诚记载。在北征噶尔丹期间，为了节约军粮，康熙曾下令军队每天只吃一顿饭，并自己带头执行。另据实录记载，一直到了康熙晚年，他还拒绝太医要他服用补药的建议，而宁甘于粗茶淡饭，并为此而赋诗以明已志。这一方面是出于养生的需要，同时也说明了他长期养成的节俭习惯不易更改。该诗云：
淡泊生津液，清虚乐有余。
鬃霜惭薄德，神惫恐高誉。
苦好山林趣，深耽性道书。
山翁多耄耋，粗食并园蔬。
康熙十分节俭，对于宫中用度，他也讲求节约。他说“朕于宫中费用，从来力崇俭约，期以有余，沛恩百姓，若非撙节于平时，安能常行蠲赈之事耶”。如康熙二十四年十月，他下令减少宫中的酥油乳酒供应。
康熙二十九年春，他又以天旱而下令省减宫人及所用器物，并命查核前明宫中所用具奏。大学士等经过查察，回奏道：
前明宫中，每年费用花银共九十六万九千四百余两，现在都已充作军饷。又查前明光禄寺每年送交宫中所用各项钱粮二十四万余两，现在每年只用三万余两；明朝年间，宫中每年用去木柴二千六百八十六万余斤，现在每年只用六七百万斤；明朝年间。宫中每年要用红螺炭一千二百零八万斤，现在每年只用一百余万斤。明朝年间，各宫林帐舆轿花毯等项每年共用银二万八千二百余两，现在一概不用。明朝年间，宫殿楼亭共七百八十六处，现在数目则不及其十分之一。前明建造宫殿，其九层基址以及所有墙垣俱用临清砖，木料俱用楠木。现在紫禁城内只是在万不得已时始行修造房屋，修建时，不但基址不用一块临清砖，即使所有墙垣，也都是寻常砖料。所用木材，只是一般松木。又按照《三礼》规定，天子应有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照此推算，使用宫女当有数千人之多。唐太宗是唐朝一个有名的贤君，历史记载他即位后一次遣发宫人。已经达到三千人。以此估计，其他皇帝所用宫女当皆不下数千人。现在除慈宁宫、宁寿宫之外，乾清官妃嫔以下，使令老媪洒扫宫女以上，总共算起来。只有一百三十四人。”
为了限制宫中消费，康熙还经常过问宫中开支情况。如康熙三十九年九月，他即因工部报销当月宫中杂项修理钱粮三四万两而对之予以批评。
并下令以后凡有修理之处，主持官员，“俱奏请派出，每月支出钱粮，分晰细数，造册具奏”。在他的干预下，宫中每月用度由明朝末年的一万余两骤降至五六百两；即使加上一应赏赐等物，“亦不过千金”。
与此同时，每次外出巡幸，他也先期下令，一应需用之物，皆由内府自行备办，不许地方官借端生事，勒索百姓。发觉有的督抚为其修造行宫。“并建造御书碑亭等项名色”即令拆毁。此外，对于国家非生产性的开支，他也多次下令削减或者加以禁止。如此前光禄寺一年用银一百万两，工部一年用银二百万两，至康熙四十五年时，康熙分别将之压缩到十万两和二三十万两。
此前，理藩院“每年赐供应外藩宾客用银八十万两”，经过康熙下令裁减浮费，至康熙四十九年，“一年止需银八万两”。此前户工两部每年“所用钱粮，其数过多”，康熙曾下令“十日一奏闻”，至康熙四十九年，所用已经极少。对于官吏之间的互相馈遗和不事生产“聚集徒众以千百计”的寺僧，他也严加指斥。
康熙三十九年，康熙说：“朕听政以来，一应服食俱从节俭，诸王大臣亦皆效法，不用金银器皿、金镫等物，此时较从前，十分之内，已减九分矣。”
原先“葬祭多焚化皮衣，今其风已息”。
以身作则
康熙一生都极重视修行自身、以身作则，要求臣子们做到的，自己必当更严格地去做。
康熙尊崇儒学，坚持日讲官讲课制度。既是听课，也是开学术讨论会。康熙十一年（1673）十月十六日，听讲毕，康熙帝召熊赐复到御前，问他：“近来朝政如何？”
熊赐复回答道：“皇上励精图治，晚食胄衣，可以说是不遑暇处。但是凡事须求实际不要空谈。前见上谕禁奢靡，崇节俭，人人皆以为当今第一要方。然而奢侈之风至今有加无已。贪官污吏，财尽民穷，种种弊端，皆由于此。恐怕积习日深，一时难以改正，有关方面只看成是官样文章，奉行不力。多亏皇上的亲自实践倡导，加意整顿，才有了这太平盛世的大业。”
言行一致，为天下人垂范。康熙说：“节俭固然是美德，人们都能挂到嘴上，而真正能够做到的很少。现在天下太平，国家富裕，朕躬行节俭。宫中费用，非常节约。计明朝一日之用，足供朕一月的需要。提倡节俭的目的很明确，因为一切费用都是劳动人民的血汗积累而成的，朕思作为人主的皇上唯有能够约束自己。那么贵者就更加可贵，易经上说是谦虚则光荣。如果只知道奢侈无度，则不觉得可贵了。我祖宗的传统就是如此，我要时刻警惕着。”
康熙八年，只有十六岁的康熙就有过出色的表现。当时，因乾清官交泰殿的栋梁朽坏，孝庄太皇太后提出拆掉重建，以做康熙听政之地。康熙是孝子贤孙，不敢违背祖母的意图，但却批示工部：
“不求华丽、高贵，只令朴实、坚固、耐用。”
他学习古人，如陶唐时代茅茨不剪。采椽不听，夏禹时代宫室是卑，与民同乐，先忧后乐，以做天下楷模。康熙二十四年十月，康熙帝对掌膳食官员说：天下的物力有限，当为人下人惜之。现在的酥油、乳酒等物品。供给有余，收取足用则已，不可过多。蒙古地方很贫穷，收取者减少，则贫民百姓日用所需，就可以满足。”
康熙三十一年十月，他又说：停止进献新芽茶，凡是有类于此者，俱应停止。因为运送官员劳苦，烦扰地方，于地方百姓有累，省一件进贡，如同去掉一块病。
康熙三十四年十二月，户部报告说：吉林乌拉地区打捕貉鼠不足额，供应不上，管理此事的官员应该议罪。康熙帝说：数年以来经常捕打，所以貉少，只能维持原数而已。就因为不够数，讨论处分有关的人员，等于是给无辜者加罪，实在不公。如果得不到上等的貉皮，朕但愿少穿一件貉皮大衣，那有什么关系？而且貉价非常昂贵，又不是必需品，朕也没有必要非享用不可。
命令有关部门转告乌拉将军酌情办理。
康熙三十七年三月，他对直隶巡抚于成龙说：“朕经行水灾地方，见百姓以水藻为食，朕曾尝过，百姓的艰苦朕时刻牢记在心上。你们应和朕一样，把百姓的疾苦放在第一位，时时关心，才算尽职。”
不受虚名
康熙一生所建的丰功伟绩，足可夸耀。纵观历史，身处天子之位，纵无功业，臣下争相献媚、歌功颂德者又岂在少数？然其始终能自省其身，讳言功德而察知不足，拒虚名而图实务，此等虚怀若谷，又岂为他人所可及？霸而不骄，非一般帝王所能比。
三藩平定后，各方官兵从优议叙，加重奖励，而给最高统帅康熙帝上尊号之事，也被提到了议事日程。
康熙二十年（1682）十一月十四日，八年的平叛战争终于胜利结束。
消息传到北京，年轻的康熙帝自然非常高兴，他立即传旨，表彰云南前线官兵。
他在谕旨中说：“看到你们统领满汉官兵，遵照朝廷命令，收复云南省城，疆域荡平，可见尔等筹划周详，调度有方，剿抚并用，立见成功。
朕非常高兴！特此命令从优议叙。加重奖励。”
康熙帝说完，立即着人将其特大喜讯报告给太皇太后、皇太后。然后，王公贝勒及以下文武各官齐集在乾清门举行庆贺典礼。捷音传遍，普天同庆。皇上亲自到孝陵致告，上慰世祖章皇帝在天之灵，下遂中外臣民的热烈期望，万众欢呼。接着告祭天地、太庙、社稷，并决定东巡盛京，拜谒祖陵，庆祝天下大定。
该行礼的行礼了，该谒拜的拜谒了，该庆祝的庆祝了。所有这些礼仪做完之后，有的官员就想到康熙了，认为作为一代明君，指挥调度有方，处心积虑操劳，所有平叛的功劳应归功于皇帝，建议给皇上加至高无上之称号，即上尊号。
十二月九日，湖广道御史何嘉枯上疏，说：天下荡平，皆赖皇上一人功德所致。请加上两宫徽号，以宣扬圣孝；上皇上尊号，以彰功德。
康熙对大学士说：“加上太皇太后、皇太后徽号，前已有旨，朕表示同意。但若说天下荡平都是朕一人之功，朕就坐卧不安了。此奏无益，今乱贼虽已削平，而战争所带来的破坏尚未完全恢复。君臣之间，应该更加修省，恤兵养民，宣布德化，必须是廉洁为本，才能共享太平，若遂以为功德，崇上尊称，滥邀恩赏，实在是无益。”
为了让康熙帝同意上尊号，又有大臣补充说：“吴逆反叛以来，看到一切军事指挥，不是臣下意见所能左右的，都是皇上指挥有方，确是皇上立功德，理应崇上尊号。”其他官员亦有同奏。康熙帝见疏后仍然不允。
他说：“逆贼吴三挂一倡变乱，遂至涂炭八年。幸赖上天眷佑、祖宗威灵、满汉兵士之力，才将其歼灭而地方子靖。考虑到数年之中水旱频仍，灾异迭见，军队疲于征调，被创者未起，闾阎敝于转运，困苦者也还没有复苏。每每想到这里，朕就感到非常遗憾。若大小官员们人人廉洁奉公守法，假如生民得所，风俗淳厚，教化振兴，天下共享太平之福，即便不上什么尊号。也能获得更多的好名声。如果一切政治不能修举，那么上尊号又有什么用呢？朕坚决不接受这样的虚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