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锡诚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结束了长达22年的内外战争和分裂局面，给全国人民带来了渴望已久的和平环境，也给民间文学的搜集与研究开辟了前所未有的坦途。民间文学作为一门人文学科，从1949年10月共和国建国起，到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爆发的前17年间，虽然也曾或多或少地受“左”倾思想的影响，尤其是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整个60年代，在政治上受到“左”倾思想的干扰越来越烈，但总的看来，民间文学的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还是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就和进展。
一、民间文学理论的主导思潮
新中国的建立为民间文学事业的发展，特别是为民间文学的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带来了蓬勃的生机和难得的机遇。民间文学理论研究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在“双百”方针下，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道路并不是笔直的。1956年中央提出“双百”方针不久，很快就被1957年早春的反右斗争所打断，“左”的气氛越来越浓，民间文学理论研究也被纳入“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总框架内。前进固然是前进了，却东摇西摆，左支右绌。
建国初期，郭沫若和周扬在1950年3月29日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大会上讲话，就发展中国新民主主义的民间文艺事业提出了一些观点和办法，他们热情地肯定和鼓吹搜集研究民众自己的文艺，建立一个新的机构和一种新的学科。［1］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但毕竟还属于继承民族文化优秀遗产的一般性观点，并没有、也不可能涉及到民间文艺学内部的一些深层问题。钟敬文教授从香港来到北京，在被选为民研会的副理事长之前，已连续在报刊上发表了一些文章，提出了一些观点，如1949年7月28日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的《文艺报》第13期上发表的《请多多地注意民间文艺》，1950年3月1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民间文艺论片断》，3月1日在《新建设》上发表的《关于民间文艺的一些基本认识》等，以及《口头文学：一宗重大的民族文化遗产》［2］，也都是比较偏重于从社会政治的或从社会学的层面上谈论民间文艺的价值、作用。显然新中国刚刚成立，百业待兴，整个文艺工作也在创建时期，因而还不具备提出以新观点和新方法建立中国民间文艺学的时机和条件。
文化学术界的人员是从四面八方聚拢来的，他们带来了不同的经历，当然也带来了不同的观点。从延安来的文艺干部，多数原本都是轻视民间文艺的，受毛泽东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感染和教育，转而开始重视民间文艺了。但他们大致上是把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等同对待，用思想内容的进步与落后、是否能为政治服务、艺术上是否典型、情节结构是否合理、语言是否精练等等，来作为衡量民间文学的标准，没有看到更不可能强调民间文学的特殊性。从国统区来的学者教授们，则比较熟悉西方民俗学的理论和方法，他们把民间文艺当作民俗学的分支之一，通常是从社会、思维、宗教、民俗等角度来看待民间文艺，却常被当作资产阶级的学术来对待。同样都重视搜集和阐述民间文艺，但这两种不同的学术立场观点，却显出很大的差距。
整个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学术界都在热情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学术研究不应有国界，要广泛吸收外来文化发展自己的学术。但由于历史的局限，那时中国只能“一边倒”，倒向苏联。苏联的确在社会科学许多领域里比我们高明，但他们也有严重的教条主义。介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苏联的民间文学理论是时代的潮流，苏联的理论和方法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是我们学习和借鉴的惟一理论体系。《民间文学》发表过恩格斯青年时代写的《德国的民间故事书》［3］和《爱尔兰歌谣集序言札记》［4］，以及高尔基的《论民间文学》［5］、《论故事——（一千零一夜>俄译本序言》［6］、《谈（文学小组纲要草案）》［7］等文章。《民间文艺集刊》和《民间文学》杂志从创刊之日起就不断发表余绳荪、王智量、曹葆华、连树声等翻译的苏联学者的民间文学研究文章。最早翻译的是克拉耶夫斯基著《苏联口头文学概论》［7］和阿丝塔霍娃著《苏联人民创作引论》［9］。1958年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研究部又编选出版了《苏联民间文学论文集》［10］。同时出版的还有《民间文学工作者必读》［11］、《什么是口头文学》［12］、《苏联民间文艺学40年》［13］等。那时，连老民俗宗教学家江绍原先生，也沉浸在翻译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家和苏联民间文学理论之中。他发表过《恩格斯论德国民间传说中的英雄龙鳞胜和》的长文［14］，还出版过一本以“文种”的笔名翻译的《资产阶级民族学批判译文集》［15］。其中就选译了苏联著名民间文艺学家、莫斯科大学教授契切罗夫的《拉格朗男爵——反动民俗学的理论家》。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当时我们所翻译和介绍的苏联民间文学理论，还多是些单篇文章或入门读物，许多重要的理论专著并没有介绍过来。在一般从事民间文学研究的人的心目中，苏联的理论就是这样的，其实苏联民间文学界和民俗学界是有不同流派存在的，在主流之外，就还存在着和发展着被西方学界称为“形式主义”的流派，而我们却对此一无所知。而更重要的是，对西方的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理论成果，亦步亦趋地跟在苏联人后面，对其采取排斥和批判的态度，不能不使我们自己长期处于半封闭的状态中。
对于这种“一边倒”的情况，钟敬文曾写道：“十月革命后的苏联的学术，对我们的新学术的建设有过很多影响。我个人在这方面的经验是微小的。可是，它可以证明在苏联科学的引导下，我们能够怎样避免错误和比较快步前进。解放以来，我比较有机会学习苏联学者和教育家们关于人民口头创作的优秀理论。凭着这种理论的启发和帮助，使我能够抛弃了那些不正确的看法，使我能够解决那些有疑惑的问题，和重视那些原来不大留意的课题。”［16］《民间文学》1957年11月号发表编辑部文章《认真深入学习苏联先进经验为发展我国民间文学事业而奋斗》，提出了学习苏联先进经验是“我们必须坚持的方针”。同期的《编后记》说：中国的民间文学工作，是“直接在苏联的文学艺术和民间文学工作的经验的影响下成长和发展起来的”。那时的情况就是这样。苏联的理论和影响，一方面推动了我们的学术发展，另一方面他们的教条主义也给我们自己的“左”倾思想推波助澜。
“左”的思想是越来越严重的。1954年《民间文学》创刊时的钟敬文撰写的《发刊词》曾指出：“过去人民所创造和传承的许多口头创作，是我们今天了解以往的社会历史，特别是人民自己的历史的最真实、最丰饶的文件。……在这种作品中，记录了民族的历史性的重大事件，记录了广大人民的日常生活和斗争，记录了统治阶级的专横残酷和生活上的荒淫无耻……作为古代社会的信史，人民自己创作和保留的无数文学作品，正是最珍贵的文献。我们都读过或知道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它是列宁所称赞的‘现代社会主义的基本著作之一’。在这部原始及古代史的经典著作里，恩格斯就引用了希腊等民族的神话、史诗、歌谣去论证原始社会的生活、制度。人民的语言艺术，在这里发挥着远古历史证人的作用。我们今天要比较确切地知道我国远古时代的制度、文化和人民生活，就不能不重视那些被保存在古代记录上或残留在现在口头上的神话、传说和谣谚等。”［17］这个《发刊词》除充分地估价了民间文学的文艺作用即教育作用和审美功能外，特别阐述了民间文学的认识作用，是力求兼顾到民间文学作为文艺创作的源泉和参照与作为学术研究的资料这两个方面的功能的。到1957年5月号的《编后记》中还理直气壮地提出批“左”，说“‘左’倾教条主义在民间文学的各种有关工作——搜集、整理、编辑、出版、研究、教学……中都起着作用。”但当反右运动开始后，“左”的声音和做法不断升级，主要作为人类文化遗产的民间文学，也必须“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在搜集和研究中所运用的方法，基本上堕入了庸俗社会学的和文艺学的观点和方法，把民间文学等同于作家文学，对于民间文学作品的分析研究，也往往只限于对主题思想、教育意义的阐释和演绎。《民间文学》被用来作为政治宣传的工具，从发表《狼外婆》的故事以配合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到发表《兄弟分家》故事以配合宣传农业合作化运动；从发动新民歌运动以配合“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大政治运动，到组织创作新歌谣去配合国际上反修反帝斗争……使中国民间文学缺乏自觉的学科意识。
民间文学是群众中传承的口头文学，与作家文学相比，在创作上往往是不自觉的。它与一个民族和地区的民俗生活、信仰、生产方式等有直接的关系，因此，大多数国家的学者把民间文学看作是民俗的一部分或与民俗有密切联系的精神现象。我国则把民俗学批评为资产阶级的科学，把民俗学的学者斥为资产阶级学者，在研究民间文学作品时完全不顾其与民俗的关系，更无视人类思维、语言、巫术等对民间文学的影响，而把它作为一种纯粹的文学现象来对待，显然是进入了误区。这种倾向的造成，固然是与片面地理解毛主席的《讲话》和苏联经验有关，而在“左”的思想下，把民间文学等同于一般文学创作，把它当成“为政治服务”的工具的思想泛滥，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二、民间文学界的几次大讨论
（一）关于搜集整理问题的讨论
“搜集整理”一词在《民间文学·发刊词》里第一次以官方文章的形式出现，此后便被广泛运用于民间文学作品的搜集中。但当一篇口述作品被记录下来后，搜集者在对其作加工整理时，其幅度有多大，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量”的规定。加之从事民间文学搜集的人又多是从文学的营垒里过来的人，而他们在加工整理民间作品时，为适应政治的或教育的需要，往往拔高作品的主题，篡改作品的内容情节，用知识分子的语言代替讲述者的口语，其结果弄得面目全非。这种状况的加剧，就在民间文学界引发了一场大讨论。最早出现的争论是围绕着当时中学课本中选用的《牛郎织女》一文展开的，李岳南肯定和赞赏整理编写的成功［18］；刘守华则批评故事中对人物心理的细致入微的刻画，不符合民间作品的艺术风格。［19］继而刘魁立在《民间文学》1957年6月号发表《谈民间文学的搜集工作》，除阐述自己的见解外，还对董均伦、江源的做法有所非议，于是引出了董、江二人的答辩，一场讨论从此展开，许多从事搜集和研究工作的同志，如朱宜初、陈玮君、巫瑞书、陶阳、张士杰、李星华，以及1959年云南省参加搜集整理叙事长诗歌的一些同志也都参加了讨论。1961年，毛星在《民间文学》第4期上发表《从调查研究说起》，贾芝在《文学评论》第4期上发表《谈各民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问题》，系统地发表了对“忠实记录，慎重整理”的阐释意见。讨论文章结集而成《民间文学搜集整理问题》第1集。［20］但实际上，讨论还在发展，到1963年，《民间文学》和《奔流》上还发表了许多文章，其中不仅有张士杰谈义和团故事搜集整理和创作的经验（《民间文学》1963年第1、2期），有陈玮君的《必须跃进一步》（《民间文学》1963年第3期），也有李缵绪和谢德风关于《游悲》的整理的讨论（《民间文学》1963年第2、6期）。讨论继续延伸到了近现代革命题材的传说故事的搜集整理问题领域。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研究部于1963年邀请河南、四川、广西、江苏、安徽、吉林6个省的搜集研究者，就此举行了一次座谈讨论，各省参加者不仅有经验总结发言，还各自都提供了若干传说故事的记录稿和整理稿，以供研究讨论。这次座谈会上提供的文章和记录或整理稿，汇编为《民间文学参考资料》的第6辑（1963年8月）和第7辑（1963年9月）两辑。应当说，搜集整理问题的讨论，是学科意识提高的一个表现。
（二）关于文学史的主流问题的争论
贬低民间文学作为文化史现象的价值以及贬低民间文学作为口头文学的思想和艺术价值的观点，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屡见不鲜。胡风在建国初期向中共中央就文艺问题提出的意见书里说民间文艺是封建文艺，对其持贬低甚至否定态度。尽管作为政治问题对胡风进行的批判和监禁已经得到了平反，但他对民间文艺问题的见解，仍然不能不说是错误的，是不能被赞同的。在当时的文艺界和学术界持这种观点的当然不止胡风一人，从而引出了什么是中国文学史的主流的讨论。最早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章是陆侃如发表在《文史哲》1954年第1期上的《什么是中国文学史的主流》一文。到“大跃进”时，出版了以民间文学作为中国文学史的“主流”和“正宗”的两部著作：北京大学中文系55级集体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和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55级集体编写的《中国民间文学史》。作者们提出了民间文学是中国文学史的“主流”和“正宗”的口号。对这两部书的出现，报刊上充满了一片赞美之词，同时（1959年）也围绕着“主流”问题展开了争论。《光明日报·文学遗产》、《解放日报》、《文汇报》、《文学评论》、《文史哲》、《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复旦学报》、《读书》等报刊都发表了许多文章。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召开过讨论会。被称为“红色文学史”的学生著作是新生事物，但“主流”论和“正统”论的提出，显然是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左”倾幼稚病的产物。尽管在这种“左”的思潮面前，许多知名学者不愿意去硬碰批评，但还是有许多学者发出了不同的声音。《解放日报》1959年3月19日发表程俊英和郭豫适的《应该把作家文学视为“庶出”吗——“民间文学正宗说”质疑》，《光明日报·文学遗产》1959年4月5日发表乔象钟的《民间文学是我国文学史的主流吗？》，《光明日报·文学遗产》1959年4月19日发表刘大杰的《文学的主流及其他》后，何其芳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1959年7月26日起连续三期发表了《文学史讨论中的几个问题》。到此，“主流”论就告结束了。
（三）关于民间文学范围界限问题的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