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提出民间文学的范围界限问题的，是克冰（连树声）在《民间文学》1957年5月号发表的《关于人民口头创作》一文。到1958年新民歌运动起来之后，又出现了群众创作的新故事。新民歌与新诗的界限模糊了。新故事与传统故事之间哪些属于继承，哪些属于创新？人人作诗，人人画画，人人唱歌，农民知识分子化，共产主义很快就要来到了！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不是很快会“合流”了吗？这些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出现的“新问题”历史地提到了民间文学研究者们的面前。1961年4月和11月，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研究部与《民间文学》杂志联合召开了两次“社会主义时期民间文学范围界限问题讨论会”，并在刊物上陆续发表文章。来自一些大学的民间文学教师，许钰、段宝林、朱泽吉、义龙、吴开晋和李文焕等，在会上发言；贾芝、天鹰、巫瑞书、陈子艾、王仿等发表了文章，都对“新事物”持肯定态度。所谓社会主义民间文学的范围界限问题包括：第一，社会主义时期民间文学的特征；第二，社会主义时期民间文学的范围界限与合流问题；第三，新民间故事问题。［21］在头脑发昏、思想膨胀的情况下，认为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会很快合流的想法，如同“一觉醒来就进入了共产主义天堂”一样，是多么天真多么荒谬呀！这个问题，始作俑者是周扬，他在《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里说：“诗歌和劳动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的基础上重新结合起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民歌可以说是群众共产主义文艺的萌芽。”研究者们正是从这里出发，去想象民间文学的共产主义思想和作家文学与民间文学的合流的。到1960年8月，讨论中出现了尖锐的意见分歧，问题再次摆到了周扬面前。他说：“总的趋势是要合流的，但合流的时间有多长？当然是要随着整个社会的发展。民间文学、民间文艺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它同人民和历史的范畴一样，同历史上发生的任何事情一样，有它的发生，也有它的消灭。民间文艺将来是会没有的。要搜集新民歌，也要搜集旧民歌。毛主席说，民歌新的要搜集，旧的也要搜集。毛主席非常重视旧民歌。因为旧民歌里面有很多宝藏。（民研会）既然是研究会，还是要强调搜集工作，强调研究工作，新旧都要，新的要搜集，旧的要搜集，新的有个范围，旧的也有个范围。……正是因为发展中的民间文艺就在群众创作里头，包含了许多新的不定性的民间文艺，因此民间文艺研究会应当去重视它，推动它，但不能把推动群众创作作为全部任务，因为它还要去搜集、研究过去的……它是从研究新旧时代的民间文艺，用研究的成果去推动。”［22］经过两年多时间，周扬显然冷静下来了，他的话讲得科学多了。
（四）关于民间文学与宗教关系问题的讨论
民间文学与宗教信仰的关系十分密切。有些古老的作品，甚至是与宗教糅合在一起难解难分的。在搜集整理民间文学作品时，遇到有关宗教的情节，如图腾信仰、神灵人物、宗教氛围等，为了避免惹来麻烦，往往会被搜集整理者无端地删去或改编，这就给读者一个虚假的文本，给研究者造成误导。讨论是在昆明的《边疆文艺》杂志上开展的。该刊自1961年4月、5月号至1962年10月号，先后就这个问题发表了5篇文章。争论是由陈戈华的《泛谈宗教与文学》引起的。讨论涉及到五个重要问题：第一，关于对宗教的理解；第二，关于宗教对文学的作用问题；第三，关于民族民间文学神话中的神和宗教中的神的问题；第四，关于宗教与民族民间文学的关系问题；第五，关于宗教文学的产生问题。［23］这次讨论是在坚持“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烟”论断的前提下发表意见，其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这次讨论的积极作用是提出了和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宗教对文学的发展既有消极的作用，也有积极作用；承认了不是任何宗教和任何时期的宗教对文学的影响都应该予以否定。宗教的神与神话中的神，没有明确的界限，但也不可相提并论，有时二者是对立的。这无疑是一种唯物主义的态度。
（五）关于“花儿”的“来龙去脉”的讨论
“花儿”是流传于青海、甘肃、宁夏的一种民间对唱歌曲形式，为当地汉、回、撒拉、藏、东乡、裕固等民族的共有民歌。1958年新民歌运动中的浮夸风与虚假风，渐而为人们所认识，因而从1961年起，青海省“花儿”研究者们围绕着民歌如何发展和提高的问题展开了讨论。《青海湖》1961年第9期发表黄荣恩的《青海“花儿”的来龙去脉》后，讨论渐而进入了“花儿的来龙去脉”即“花儿”源流的层次。接着，该刊第12期发表了赵村禄的《“花儿”的来龙去脉再探》，《青海日报》1962年3月10日发表刘凯的《可疑的和可信的》，《青海湖》1962年第6期发表南京大学教授孙殊青的《“花儿”的起源——“花儿”探讨之三》，《青海日报》9月9日发表黄荣恩的《河州是“花儿”的正宗质疑》，《青海日报》11月7日发表刘凯的《“花儿”与“叶儿”》，《民间文学》1962年第6期发表王浩和黄荣恩的《“花儿”源流初探》，《青海湖》1963年第1期发表刘凯的《再谈“花儿”与元代“散曲”》等。这次关于“花儿”的源流的讨论持续了两年，虽然文章大多发表在青海的报刊上，“花儿”的流行区甘肃省的研究者和文化界没有响应，就其深度和影响来讲，是具有相当学术水平的。20年后，甘肃民间文艺研究者魏泉鸣在《青海民族学院学报》上发表《青海对花儿来龙去脉的探讨》的文章，认为这次讨论“为尔后的花儿学研究，开了良好的先河”，可看作是这次讨论的一个总结。青海省民间文学界20世纪60年代关于“花儿”的讨论，作为“花儿”研究的开端，走在其他民族和地区的民歌研究的前面。
三、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的开拓
（一）建国之初到1957年反右斗争为第一个阶段
这一阶段中，民间文学的研究和评论甚为活跃，在理论研究和评论的队伍里，既有民间文学专家、历史学家，也有从事一般文学研究的理论家，在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上，尽管当时基本上或多数是在社会学的、文艺学的框子里进行的，但其发展状况是良好的、平稳的、有创造性的。《光明日报》1950年3月起开辟《民间文艺》专版，每周一期，发表民间文艺作品和研究文章。以发表理论文章为主的《民间文艺集刊》也于1950年11月在北京创刊。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主编的《文艺集刊》第1册于1951年9月29日出版。相继出版的民间文学理论著作有：钟敬文编《民间文艺新论集》（中外出版社1950年8月版）、赵景深著《民间文艺概论》（北新书局19，50年版）、钟纪明著《向民间文艺学习》（华东新华书店1950年10月版）、袁珂《中国古代神话》（商务印书馆1951年4月版）、钟敬文著《口头文学——一宗重大的民族文化遗产》（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部1951年版）、钟敬文著《歌谣中的觉醒意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部1952年9月版）、唐因著《谈民间歌谣》（人间书屋1952年版）、钱静人著《江苏南部歌谣简论》（江苏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李岳南著《民间戏曲歌谣散论》（上海出版公司1954年版）、天鹰著《论歌谣的手法及其体例》（文化生活出版社1954年版）、何满子《神话试论》（上海出版公司1957年版）、匡扶著《民间文学概论》（甘肃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天鹰著《中国古代歌谣散论》（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王焕镳著《先秦寓言研究》（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李岳南《神话故事、歌谣、戏曲散论》（新文艺出版社1957年版）等。
重要文章有：钟敬文的《对于民间文艺的一些基本认识》（《光明日报·民间文艺专刊》1950年3月1日）、《民间文艺学上的新收获》（《新建设》1951年5卷1期）、《略谈民间故事》（《民间文学》1955年10月号）、严辰《谈民歌》（《人民文学》1950年6月1日2卷2期）、何其芳《论民歌》（《人民文学》1950年11月1日3卷1期）、孙作云《说羽人——羽人图、羽人神话及飞仙思想之图腾主义的考察》（《国立沈阳博物馆筹备委员会汇刊》1951年）、孙剑冰《（阿诗玛）试论》（《文学研究集刊》1956年第1期）、毛星《不要把幻想与现实混淆起来》（《民间文学》1956年4月号）、乌丙安《第二次国内革命老根据地歌谣简论》（《教学研究集刊》1956年第1期）、徐旭生《禹治洪水考》（《新建设》1957年第7期）、顾颉刚《息壤考》（《文史哲》1957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