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陶钝、王安友坐火车,用了一天一夜加一个上午到的上海。其中光在浦口过轮渡,就摆弄了两三个小时。一路上还难喝上几杯水。中午从窗口买点吃的,直到下午4点,我辗转了几个车厢弄了一缸子水。我让陶老先喝,他说:“你们年轻人消耗大,你和安友喝!”安友说:“我只要抽烟,就把渴忘了!”疲惫不堪的陶老笑着说:“战士是冒着炮火打去的上海,我们坐火车去上海,可真是天堂般的舒服了!”
到了上海,是于部长同我们谈工作,安排各方面的事。于老那时叫我“小苗”
“小苗,吃什么灶?”我说:“吃大灶。”于老说:“改了,吃中灶!”在上海,我们从解放区来的同志,熟悉了郑君里、周小燕、陈强、孙道临、李健吾等早已闻名的老文艺工作者。
1952年春节,我和父亲约好一起回家过团圆节。父亲从东北来,我从上海来。在济南火车站候车室,我正等待上车时,广播中呼叫:“苗得雨同志,你父亲在军人候车室等你!”多年已不喊父亲了,他走时我7岁,现在我也长到181米的身材,到候车室见到父亲,发现我们爷儿俩个头差不多,我头一句话竟是:“你找我?”我已记不起一夜火车、又一天汽车,是怎么经过的。第三天早上到的家。一进门,祖母还未起床,父亲喊了一声:“娘!”祖母惊叫一声,便大哭起来:“小婊子儿,你还回来呀?”母亲从北屋出来,没有哭,也没有说什么,即进锅屋烧水做饭。她的泪早哭干了。那天的饭,我也记不得是怎么吃的了。从父亲有了音讯,到回家探望,又是四年时间的等待,而此时等到的父亲,已经另外有了一个家。然而母亲仍然在等他,从那以后,每次父亲回家探亲,母亲总是等不知多少个日夜。直至1981年底去世,是坐在大门口等了一个秋天又一个冬天。
矫永到家里以后,家里有了孙子媳妇,1953年春又有了重孙子长水,祖母不再那么挂念儿子和孙子了。长水周岁学会说话,天天喊:“妈,京京,看爸爸!”矫永抱着他两次去北京,我那时正在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学习。1955年学习结束,又回到山东文联,矫永便带着长水从老家来省城济南了。祖母、母亲又天天想了。想我父亲,想我,想我妻子,想长水。大妹得云出嫁在本村,妹夫是转业军人,身体负伤较重,不能干重活。二妹得荣在外上学。两个老人更加孤单。我尽可能结合工作,常回家看看。有时是矫永一个人带孩子回去,虽然那时路上非常辛苦,也让孩子多认识老家。1957年初夏,我的老二长伦已周岁,我和矫永领着两个孩子回家看望。恰好父亲也回家看望。我们全家团聚,是第一次四世同堂,是战争胜利后人数最多的一次幸福团聚。我带了照相机回家,合影时,在外上学的二妹苗得荣回来了,大妹苗得云也领着两个儿子华子和平子来了。43岁的父亲、47岁的母亲,揽着几个孙子、外孙,十分高兴。这一段时光,也是年近70岁的祖母最幸福的时光。
这年底机关动员家属回农村,矫永领着两个孩子回家住了一年多。母亲高兴地对人说:“他奶奶说,孙子疼奶奶,找个对象自己合心意,让家里也合心意!”矫永模样出众,两个男孩子活泼可爱,两位老人整天欢喜得合不拢嘴。不是这个一手领着一个玩,就是那个一手领着一个玩。长水这名就是老奶奶起的,说:“苗家就得有长流水!”矫永给二子取名“平原”。母亲说:“苗子有水,就嫩!”老二大名便叫“长伦(嫩)”了。长水在济南上学前,父亲又领着他回老家住了一段。这一段长水的印象最深。那时,三年困难时期已开始了。1960年,在老家出生的老三洪峰已两岁半。我们住在济南,矫永教学回来,打的饭中按比例只有一个馒头,便切成四半,让我们爷四个吃。三个男孩都是长身体的时候,能吃,因为长期吃不饱都很瘦,我的脸也瘦得很长,妹妹得荣来了见到都心酸。急得矫永也对得荣叹气:“唉,整天就是为吃犯愁!”在不撑劲时,我和矫永商量把老二送回老家住了一年多。家中还有点老底,即使糠菜,也能对付一下。祖母、母亲都高兴,为不让孩子难为着,10元钱买一斤猪肉也去买(那年代的猪肉平时不到一元钱一斤,10元是黑市高价)。祖母做事周到,弄点好东西,也总想着分一些给大妹得云家的两个外甥。是祖母和母亲又帮我们度过了那最困难的时期。
力量集中到孩子身上,老人在困难中更受“靠”了。祖母是1961年70岁时去世的,还差两天春节,没熬过去,是饿犯了痨,内脏功能衰竭。病情加重时,母亲担心,尽早给奶奶洗脚、擦身、换衣服,换洗被褥,拿一大块棉褥垫在奶奶身子底下,奶奶还说硌得疼。我从济南赶回去,从县医院请了医生来诊治,吃了些中药,可已无回天之力,眼瞅着让老人离去了。祖母的双亲都是近百岁才老的,我的姨奶奶90年代才去世。过多的辛劳、苦难,把祖母的生命早早夺走了。祖母在食水不进十数日时,昏迷中听我告诉:9月添了重孙女,还高兴地为之取名说:“叫贵谝吧!”我的第四个孩子,即大女儿现在的名字是“晓霞”,但我们都深深记住她还有老奶奶取的一个名。“谝”是夸耀显示之意,又加一个“贵”字,含意深长,是老人为后代兴旺而欣喜。在那种困难时期,在生命最后时刻,祖母就是带着这样一种欣喜离去的。“贵谝”和妹妹苗慧--雪川,都没见过老奶奶,她俩如今一在香港,一在美国,每当提起沂蒙山的那位慈祥的老奶奶,都很动情。
祖母去世后,家中只母亲一人更孤单。以往母亲总依靠奶奶,遇事奶奶拿主意,婆媳相依为命几十年,那感情胜过生母。奶奶也把母亲当闺女看待。母亲从那以后常常难以入眠,曾深情地对妹妹得荣讲:“以往大梁是你奶奶扛着,我只知道埋头干活,这会儿才知道担子的重量。”有一段时间我领母亲来到济南,想让她久住下去。但她住了一段想家,想那几间老屋,便又一人回家,守着老屋,又守了20年。
1963年,老家中遭龙卷风,刮去房上草,二妹得荣赶回家,与大妹得云一起想法重苦的。1965年我出发去苍山采访,顺便到莒南把在姥姥家住了一段的老三洪峰领回家待了一段。从1966年开始,整个“文革”我被打倒失去了自由,已顾不了老娘。当中一段“解放”,回家看了看,母亲情况很好,已稀疏的头发浓密些了,白了的又黑了些。以后我得到平反复职,就结合深入生活,常回家了。县里的同志,也常对老人的生活做些帮助。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我连续几年跑故乡等县,因为找到了一条从泰安的东都去临沂的路,不停地走山路,从省城乘车,当天就可以到临沂地区任何一个县的路,每个县又都有了吉普车接送。这些年内,母亲坐在大门口,在不经意间往西湾边那条路上了望,时而望到忽然出现的儿子。1980年,我和省文联秘书长夏雨常同志带领一伙诗友去沂蒙山参观访问,中间回去看望,大家给老人捎去了一些礼物,老人高兴得不知说什么好,只觉得凄凉孤单的晚年,儿子又高高兴兴回家了,一下子来这么多亲人。但我见她身体却比几年前脆弱多了,她抚摸了一下几年前我给她买的老花镜,说:“唉,针线做不动了!”这次我曾说秋天再回家探望,父亲也说秋天回家探望,都是因为工作忙,一拖再拖。父亲在哈尔滨,路远。我那段机关一些繁重的工作总离不开,我哪想母亲一直在家等啊,天天搬着小板杌坐大门口外边,向村庄西湾边的方向了望。一双流干了眼泪的眼睛,这样度日如年地了望,是比天天哭还难受啊!
就在这次见面第二年深冬,母亲病危。接到电报,已经在军区报社工作的老大长水陪妈妈先坐长途车赶回去。这也是长水在“文革”后第一次回老家。长水一两岁在家里,也跟我小时一样喜欢栽花种树,当然也有奶奶、老奶奶的喜好。他在院子里栽了一棵小榆树,在他上学前两次回家里时,想不到已长成很像样的一棵树了,是两个老人爱护着成长的。祖母说:“要叫它长成一棵大旗杆!”祖母去世后,有人打主意:“长成一棵梁了!”母亲说:“长成三棵梁,俺也看着它长!”长水1970年参军后,省下津贴给奶奶寄过,母亲不断给人念叨:“俺那好孝顺的孙子哟!”
矫永和长水赶到家时,母亲已经服了我一位做中医的本家叔叔的汤药,略见好转。也许是看见了媳妇和孙子都赶到眼前,母亲竟能从床上坐了起来,先拉着长水的手,从窗户上看那棵已长到一抱都抱不过来的榆树。实际上长水从村外往家走的时候,已在妈妈的指引下,早就看见那棵高耸在村庄中的榆树了。因此,这一次回故乡,也唤起他许多关于家乡和童年的美好记忆,为他日后的“沂蒙系列”小说做了奠基礼。他也曾写下一篇散文《我有一棵榆树》,被不少知名杂志转载过。
母亲此时的回光返照,自己感觉也很好,从窗户看看她担心昏迷中无人照管的几只鸡都很欢(实际那几只鸡都由陪在她身边的大妹得云的女儿香莲看护),还对矫永和长水说:“病好了要坐车去济南住住!”矫永和长水赶集去为母亲做了新棉被,买了烧水用的铁壶,还买了肉和鱼。矫永知道母亲喜欢吃点肉。母亲也稀罕那点猪肉,炒菜没用了的,她让用小绳拴着挂到一边留着。长水给奶奶做了红烧鱼,里边放了糖。这时我们也才刚刚随着生活好转,知道做红烧鱼需要放糖。母亲看见长水那么做鱼,还担心“腥气”,做好了尝尝,也说:“嗯,好吃!”
我也赶回去,与矫永和长水住了几天,觉得母亲好多了,就返回了。没想到十多天后,母亲病情再度转重。临终前知道见父亲已不可能,只在用力盼儿子、儿媳和孙子,从下午4点已几次昏迷,又几次醒过来转脸向屋门外。那时车不好,路也不好,我和矫永带了机关一辆老式北京吉普车一早从济南往回急赶,晚上7点赶到家,母亲虽不能睁眼,不能说话,但表情里看出,已知道儿子、儿媳到了,她放心地用力喘了几口气,睡去了……
我久久后悔,为什么当时不早些想法让母亲跟父亲去呢?祖母没人照顾可以来我这里。或想法帮父亲调山东来。祖母怕闻汽油味,那时又总说:“等身体壮壮,上济南看看!”实际上我们都知道这只是自我安慰,是实现不了的愿望了。祖母和母亲,都是人在家乡,心在四方。我感觉,她们似乎是觉得“家”是离不开“乡”的,一生作为那个年代的沂蒙农村妇女,思想再进步,对于离开家乡,是不愿意“奢望”的事情。我和父亲离开家乡,她们只盼望我们能够迟早回家,没想到我们都是永远不能回去了。她们也许一直这样考虑:若是她们都出来了,在外边的儿女回故乡,不见有亲人,怎么叫回故乡?所以,她们在家守着,守着,也让我们等着,哪怕一两年相聚一次,也是几年都忘不了的愉快。她们是这样安排着自己的命运,也觉得生活在乡间的人,本来就是这样的命运。
父亲说:“我不该撇家,可是在国家那样的情况下,男儿有责,有多少人为革命不但撇了家,有的还付出了家。你奶奶当了大半生的男人,你妈当了几乎整整一生的男人,我一生在外不容易,让我惊叹的是两个女人撑起了一个家,兴旺了一个家。我们这个家,是民族型的、革命型的,又是文化型的。我在家里,不一定能是这样。不是你奶奶由着你,支持你,你也不一定发展成这个样子。你妈也应当说是你身后的无名英雄……”父亲净说的高兴话,从没有一句提过他一生和祖母、母亲分离流过多少泪。
母亲的离去与祖母的离去时光不同。祖母离去时是生活困难中,她是带着饥饿和许多惊恐走的。母亲去世时,我们好一点的生活才刚开始,1982年是我们国家和个人整个上坡路的开头,一天天安定,不再担惊受怕,通往家乡的路也一天天更方便了,母亲却在这时离开了我们,她没享到不久后就会到来的许多幸福,想到这些,我们就揪心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