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姑的追忆--
奶奶、母亲、姐姐和我,这是在我记忆中不能忘记、相依为命的四个女人。
二姑这样写--
奶奶、母亲、姐姐和我,这是在我记忆中不能忘记、相依为命的四个女人。我,1938年出生,是属虎的,虽说是老小,可独立性很强,无论做什么事,善于自己拿主意。我14岁才开始上小学,还是我自己扛着大杌子,拿着小板凳走进学校的。我个头高,166米还多,站队当排头。学习用具多是用石板、石笔。我学习很努力,学了不足两年就考取了五六年级,是县里的正式考试,那叫“完小”。
小学阶段吃的几乎全是一色的粗粮子煎饼,喝的红秫秫稀粥,菜是大葱、豆豉、辣菜疙瘩咸菜、香椿芽咸菜。中学阶段吃的是大米饭、朝牌饼。苦就苦了三年的师范生活,连地瓜秧子糠菜都吃不饱。穿的是一冬一条棉裤、一件棉袄,里边套一件褂子就不错了,不知道毛衣、春秋衣是什么,一冬天外衣也不洗,因为洗了就没衣服换了。
不论上完小,还是上初中,还是上师范,来回都是徒步,不管雪多大,风多冷,都得按时到校。上师范第一学期开学,70多里的路程徒步,还得用担子挑着被褥、棉袄、棉裤等,七八月份的天气炎热,酷暑难当,从黎明到摸黑,路上渴了向村人讨得凉井水喝。一到校就累得病倒了,一场疟疾折腾了两周,发冷发热,两周没参加学校的劳动和训练。春节放假或开学,走到沂河边,无桥无船,浅水处已结了薄冰,能不走吗?能搁在路上吗?尽管快走,也得20分钟的河水,小腿冻成冰棍,两脚冻成冰鱼,那滋味只有亲身经历的人才知道。同学陈为升同情地说:“得荣啊,这样的生活苦不苦?凉不凉?”我眼里噙着泪回答不出来,只好快穿鞋袜,快暖和暖和,快搓搓小腿,放下棉裤腿,快活动活动。现在我们村附近有两座大桥了,交通车辆也方便了。那时求学最大的困难是饥饿和寒冷,但这些丝毫没动摇我的决心。越苦就骨头越硬,就越坚强。
姐姐苗得云是1935年出生,是属猪的,属猪的特点是与世无争,姐姐是一个好母亲。姐姐也上过小学,也上过几天完小,那年代对上学不那么重视,上与不上在人们的脑海里没什么区别。哥哥曾在文章中有趣地写到姐姐小时候的能力:“我家也是多树之家,场院上有两排高高的楸树,邻近田地上有两棵高高的杨树。大桥田地崖头上有两棵粗大的柳树。有的是我祖父栽的。那两棵杨树中的一棵,在村头立着,直入云霄,像一杆旗。我记事时,就一抱才抱住一半,树身挺直,我几次曾想爬到上面看看,却望而生畏,不敢上去。想到上去下不来的危险,就心悸。俗话说:‘上树不愁,下树拉油。’有的树,上得去,下不来。我站在树下,望着那滑溜溜又粗又高又直的树干,听见树叶在半空中哗啦啦响,心想若能爬到上边,能看见远处几百里的光景,那该多好?可谁能爬得上?有一次,在一个刮大风的春天,比我小3岁的妹妹竟然爬了上去。她竟然爬到最高枝桠。那一天谁也不在跟前,谁也不知道她怎样爬上去的。她在上面,不慌不忙地把一个多年的喜鹊窝拆掉,掏出蛋,裹到衣襟里,把枯枝一条条扔下来。然后从树上下来,放下蛋,捡起枯枝捆好背在身上,再把鹊蛋兜在怀里,从容地走回家。家中大小都惊呆了。‘哎呀!皇天神,你待上天啊!’祖母惊叹着。‘哎呀!小祖宗,你待作死啊!’母亲在吵着。我只急急问:‘你怎么上去的?怎么下来的?在上面看见天大吗?’妹妹却既不答话,也不解释,像平日从外面拾草回来,卸下背在身上的枯枝,笑眯眯地把那些鹊蛋拿给我看。她分明是有计划做的一件一举两得的事情,又拾柴,又掏鸟蛋。”
……姐姐很前卫,上小学时在村里她先带头剪短发,剪了短发的姐姐很漂亮,圆圆的脸蛋,齐耳的短发,适中的身段。当时我奶奶也没反对,顺其自然吧。说实话我觉得姐姐比我聪明能干,泼辣大方,说话做事都不打憷。
1953年,18岁的姐姐经人介绍嫁给了本村30多岁的复员军人邱西忠。姐夫虽然年龄大点,可长得蛮帅的,大眼睛,双眼皮。天文、地理,无不精通,特别写得一手好毛笔字,每逢春节或谁家办喜事,请他写对联的不少。军人的特点干净利落,家里的院子总是打扫得干干净净,房内也收拾得有条不紊。但姐夫有一个弱点,虽然他身体受伤较重,但也缺乏吃苦耐劳、勤俭节省的习惯。从部队下来,本来能在公家单位工作,自己非要回家不可,是个自己不受管辖、也不愿意领导别人的人。后来后悔,一辈子都在找县里,找原先单位,也没法解决了,最后还是干了庄户,修理地球,面朝黄土背朝天,姐姐不得不受拖累了。
姐姐刚结婚的第三天晚上我去看她,她独自躺在一间小西屋的床上掉泪,我心里一阵酸楚,觉得耳鬓厮磨的同胞姐姐在那里受苦,人都说男大疼妻,可我姐夫不是那疼妻子的人。姐姐19岁生下了长子邱景廷,前前后后6个孩子,三男三女,架没少吵,孩子没少生,我姐姐累上加累。后来几个孩子出生也不请接生婆了,自己拾掇拾掇就抱起来,因为没钱付接生费。20世纪60年代全国闹自然灾害,姐姐家生活特别困难,树叶、糠菜没少吃,还填不饱肚皮。母亲看在眼里,疼在心里,有时塞给她个菜团子吃,她攥在手里怎么也舍不得吃,拿回家给孩子吃。那个多儿多女的家,姐姐又顶了大半边天,靠的是省吃俭用,靠的是精打细算,靠的是一双勤劳的手。多年的植树积攒,一棵棵小树长大当梁檩,给两个儿子盖了6间房。6个孩子有4个上过学,有两个几乎没进过学堂门。姐夫有时拿麦子换大饼吃,拿豆子换豆腐吃,姐姐就和他算经济账。姐夫晚年得了痴呆症,病重时不认人,说话糊涂,有时清醒也痛哭流涕。我回家去看他,攥着我的手亲得不得了。姐姐伺候他吃喝拉撒,冬天拿了那些脏衣服到冰冷的沂河水里去洗。
回忆起姐夫来,他也有许多优点,复员带回来家的十几元钱,我上学急用时,姐姐还给了我几块呢。姐夫父亲去世得早,他每次有新鲜菜或水果,都是先拿给母亲、岳母吃,对岳母娘叫得很甜,像亲生母亲一样。姐姐吃了一辈子苦,爱情不幸福,可姐姐非常疼爱孩子,孩子虽多从不对孩子发脾气,从不打骂孩子,曾深情地对我说:“光吃不饱、穿不暖就够孩子苦的,不能让孩子没有父母的爱,没有家庭的温暖。”姐姐勤勤恳恳默默奉献着。我每次回家,攥着她的手,她的双手又粗又硬,不知干了多少活。我常回忆起我俩小时候形影不离像双胞胎,常是哥哥的小尾巴,哥哥带领我俩做村里那些有意义的活动,也一起去拾柴搂草,捞鱼摸虾,大了就帮母亲干那些农活家务活,虽说生活很苦,可觉得很甜蜜。
从奶奶到母亲到姐姐到我,我们这四个女人算我上学最多。1963年我师范毕业开始教学了,父亲、哥哥也常给母亲点钱,村里有人羡慕母亲“有三股水”,是说有来源,可这“三股水”很细,常有断流。我每回家看望母亲,满屋里看看母亲的粮食够不够吃,看看母亲的积蓄。母亲从没有多余的钱,父亲、哥哥给点钱也常常给姐姐点,常常也只不过五六元钱,用旧手帕包了个里三层外三层,放在褪了色的我奶奶的旧矮橱的左边抽屉里,那里边还有我父亲及我兄妹的照片,母亲寂寞时就看看那些黑白照片。哥哥曾接她去济南,我也曾请她来诸城,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连饭都吃不饱,母亲在哥哥家急得嘴上鼻子里都起了泡,她不适应城市生活,背着个铝壶又回家了。在诸城也只住了几个月,她闷得跑到县委院子大礼堂里去掉泪。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实在使和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老人不习惯,还惦着家里的老房子,自留地的麦子,不得不把她送回家。从此她就固守着那三间旧堂屋、几只鸡过日子。1939年我父亲参加抗日,1949年我哥哥脱产离家,1953年我姐姐出阁,1956年我开始到县城上学,1961年我奶奶又去世了,之后就我母亲一个人在家,到她1982年去世,20年的时间都是和影子相伴,出进一个人,还有五六只鸡是活物,母亲一从坡里回来,一群鸡噔噔跑来,咯咯要食吃。幸亏还有姐姐在本村,姐姐的长女香莲大了常给姥娘挑水、拿柴、做饭、洗衣、收拾家务,冬天晚上和姥娘睡一个被筒,给姥娘暖和着小脚。都说女儿是娘的小棉袄,这外甥女是姥娘的棉坎肩了。是姐姐一家给母亲解闷,我无限感激我的姐姐,也羡慕姐姐和母亲在一起的时间长。我没有尽到孝道,欠母亲的太多太多,再忏悔也弥补不上了。
1963年夏天的一场大风暴席卷了家乡一大片地方,苗家庄也未幸免。母亲曾心有余悸地告诉我,她独自端着小油灯,用手捂着躲在了锅屋的东南角墙旮旯里,吓得顶梁骨走了真魂,只听见噼里啪啦的暴风掀翻着屋顶,粗大的雨点下个不停,缩成一团瘫在那里,好歹盼到天亮。屋草荡然无存,地上一片狼藉,杂乱不堪,母亲万念俱灰,一切希望瞬间破灭了,一下子愁得老了许多。幸亏在邻居亲友帮助下,几天后重新把房子修缮起来,母亲吓掉了的魂也逐渐归了窍。当时我正在沂水师范上学,回家的公路上那一路惨景不忍目睹。
母亲是有功之臣,始终如一地侍奉着公婆,尽孝道,抚养着三个儿女,含辛茹苦了一生,牺牲了自己的青春和幸福,为嫂嫂生了个好丈夫,为我三个侄子、两个侄女生了个好爸爸,为我和姐姐生了个好哥哥--作家、诗人,苗得雨。
没有天哪有地?没有地哪有家?没有家哪有妈?没有妈哪有我们仨?我们要感谢奉献了一生的母亲,母亲积劳成疾,1981年冬,71岁的母亲再也抵抗不过疾病和衰老,那白胖的母亲不见了,后来骨瘦如柴,咳嗽很多痰,她曾气愤地说:“怎么我吃了饭都成了痰?”她也曾和东邻隋家大婶子说:“今年过不去了,棺材穿绳的眼都透气了。”平时棺材底部穿绳的眼结满了蜘蛛网,人到临终时蜘蛛网就没有了,不知农民迷信呢还是有什么科学道理呢?她也曾和同胞妹妹我的亲姨说:“毁了啊,不行了。”那凄惨悲凉的心情,我们当儿女的听到后,怎么会不难过呢?
1981年腊月,我正在外地教学,当时正值五年级年终考试,我心中祈祷上苍,多给母亲延长些时间,等学生考试结束后我就回家看她。可阴曹地府的判官哪讲人情,把母亲硬硬地带走了。母亲永远不知道了痛苦,永远不知道了思念,永远躺在了地底下。母亲劳累了一生,太疲倦了,葬入黄土之下的母亲,静静地躺在村西边和过世的奶奶、爷爷做伴去了。母亲去世时没见到思念了一辈子的丈夫,没见到她可怜又累赘的小女儿,这是我终生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