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三十四年（1901年）12月，庆喜从巢鸭一丁目的府邸迁至小石川第六天町的府邸。
这虽是他在东京的唯一一次搬家，却也可以看做是在逐渐靠近皇宫。庆喜其时六十五岁，明治大帝也已五十岁。
大帝理所当然地通过有栖川亲王表示想要宴请庆喜，但起初他却委婉地表示谢绝。
坚持恭顺、不做任何辩解、不表任何意见。庆喜已将这种顺应大自然的日本武士道铭刻于心，谢绝自是情理之中。
然而，在谢绝时也不能详细解释理由。于是，庆喜便以自己并无适合在宫廷中穿着的西洋式礼服为由，婉言谢绝。事实也确是如此。
于是，大帝再次表示和服即可，一定要见他一面。最终，庆喜经历了一次特殊的晋谒。
明治大帝在位期间，处理所有政务时都会身穿大元帅的军装，此事不需赘述。因此，有的天皇近侍甚至将此解释为“陛下格外喜欢军装”。
这自然是一个很大的误解。显而易见，天皇身穿军装只是特例，是基于“为了坚决保护日本的独立”这一特殊的时代要求。必须以大元帅的身份站在国家国防的最前列，身穿军装处理政务便是为了表示这种决心。
因此，大帝虽然允许皇太子殿下及皇太后、皇后避暑避寒，自己却从未休息过。当时正值要求国民履行全民皆兵的义务之时，大帝必然已认识到，自己必须当作非常时期加以应对。
正因如此，若要大帝将身穿和服的庆喜迎入宫中，自己也脱去军装接待，着实可谓特例。然而，大帝却当真这样做了。他身穿与庆喜的家徽和服相称的宫廷休闲服装，同皇后一道迎接了庆喜。
宾主双方经过天南海北的闲聊，而后开始用膳，并赐以御酒，皇后甚至还亲自为庆喜斟酒。
“故宫中应效九天之意，于皇宫中设十二门、方十段……”
对于拥有如此神国观的庆喜而言，大帝的接待也令人感觉仿佛神游于九天之上。不难想象，庆喜受到如此接待时是多么感慨。贼名、抗争、对立等人世间的感情早已散入蔚蓝晴朗的天空之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笔者以为，天皇当时显然打算令庆喜创立一个有别于德川宗家的家族，并将其视作最大的功臣，授予公爵勋位。
沉默竟然受到如此高的评价，这样的例子想必在历史上也是独一无二……
明治三十五年（1902年）6月3日，大帝亲自主持授予仪式，正式授予庆喜“公爵”勋位。庆喜移居小石川小日向第六天町府是在去年12月，距离当时刚过半年。
当然，亲授公爵的构想似乎在很久以前便已开始讨论。明治三十二年（1899年）1月21日离世的胜海舟在《海舟言行录》（明治四十年（1907年）楫东正彦编纂）中便已有如下记载--
庆喜公与已故有栖川亲王殿下的王妃乃是亲戚，故而威仁亲王殿下大力推荐庆喜公参朝，从中极力斡旋，德川家亦曾同我商量，此事亦乃吾之夙愿，故吾亦曾多方奔走……（后略）
胜海舟当时是枢密顾问官，是正三位勋一等的伯爵，于明治三十二年（1899年）去世。由此可见，庆喜初次接受明治大帝的召见而入宫参朝的时间应在明治三十一年（1898年）。
关于庆喜与大帝的会面，胜海舟又继续做出了如下描述--
参朝翌日，庆喜公特地前来（冰川下的胜府）向我告知，他在晋谒天皇陛下时，所受礼遇异常郑重；拜谒皇后陛下时，也同皇后天南海北地聊了许久，并被赐予银质花瓶一对、红白绉绸、带有金质纹章的银杯及其他许多物件。此事也让我觉得不枉此生，不禁流下喜悦的泪水。
据说庆喜当时拿出一匹光绫（绢布）交给胜，请他写上“乐天理”这三个字。
不必说，“乐天理”自然便是皇室的理想，是日本精神本身。胜海舟感激不已，按照要求挥毫而就。
庆喜公拜托我在这匹光绫上写下“乐天理”三个字，我连忙吞下因过于喜悦而流下的眼泪，高兴地答应下来。我感到十分钦佩，庆喜公不愧是在水户家长大的人。
而且，书中还附有胜海舟感激之余所作的三首诗歌。
喜乐偕忘入梦际
不意竟与神心通
启于镰仓纷乱世
功成今日或不存
坚冰至于圆满日
春风骀荡化无踪
实际上，隐藏在这三首诗歌中的“日本之心”淋漓尽致地道出了明治之心。其中“启于镰仓纷乱世……”云云乃是对天长地久的期盼之心，并不打算将现实政治的责任推卸到朝廷身上。庆喜想必也是心满意足地回到了当时尚在巢鸭的别墅。
顺带一提，胜海舟死于不久后的1月21日。这位七十七岁的政界大长老在19日沐浴之后，猝然摔倒，昏睡了三天。他气息平稳，犹如沉睡一般，直至上午五点半才停止了呼吸。
前文已述，胜家由庆喜的小儿子精加以继承。
准确地说，在德川公爵家隐居的庆喜被授以与家达同样高的公爵爵位并在宫中举行亲授仪式的时间是明治三十五年（1902年）6月3日。
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如此一来，可以说自孝明帝以来纷争不断的“公武合体”的理想在历经三十年的岁月之后终于实现。这自然并非庆喜一人之功，而是整个日本以明治大帝为核心团结一致的结果。
但就在日本人团结一致之际，日本遭到了又一次国难的来袭，便是明治三十七年（1904年）的日俄战争。
关于这场战役，如今已不需赘述。然而，有人将这场战争解释为表现日本人好战的侵略战争，对于这种解释，显然必须以民族名义加以驳斥。
在庆喜时代，整个日本便企图避开这些帝国主义矛头，最终还是被逼至了避无可避的窘境。
这场战争的元凶究竟是谁？
又或许可以说，这场战争是英国算计的结果。对英国而言，俄罗斯帝国是一大强敌，是英国侵略亚洲的一大敌国。于是，英国便巧妙地将俄国的矛头转向日本，企图削弱双方的力量。
我们理应铭记，大帝当时直至最后仍坚决反对开战，在取得战争胜利之前，可谓煞费苦心。这一点早已经过多次探讨，无须置疑。显而易见，日本之所以能够取得震惊世界的胜利，原因便在于日本民族以明治大帝为核心的团结一致。想到这一点，便不得不重新评估庆喜恭顺的价值。
大帝自然也清楚这一点，所以在战后行赏时，甚至连以玩家姿态生活的大彻大悟的庆喜都得到了恩赏。
明治四十一年（1908年）4月30日，庆喜受赐勋一等旭日大绶章。如此一来，庆喜成为了受赐从一位勋一等旭日大绶章的公爵，官位甚至高于昔日的正二位权大纳言征夷大将军。
小人的行为和事迹总是会显露出拙劣的补过痕迹，而对于伟人功绩，其本人越是沉默，便越显得光芒四射。世间上有人以为，庆喜是藉着退至水户的时机而从政界消失的，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
看起来似乎是败退，但事实上，他的做法却变成了国民整合的黏着剂。人生便是如此微妙，只要没有盖棺定论，某种价值便难以确定，绝不可草率评价。
对大帝而言，想必庆喜便是虔诚高尚的日本人的理想师表，而且越是加以深思，便越以为然。
政治以政策为武器，在天皇身边不断磨练。然而，脱离于此、静静地以人类本来面目生活也是一种境界不同的政治。不，事实上可以说，从事这种政治的人是远比那些浴血纷争、相互怨恨之徒更为优秀的政治家。显而易见，庆喜便是以此为目标而贯彻痛苦恭顺之人……
明治四十三年（1910年）12月，庆喜在新创立的公爵家隐居。庆喜该年七十四岁，家督由七男久以庆久之名继承。
生于明治十七年（1884年）9月的庆久当时二十七岁，夫人是威仁亲王之女实枝子，同庆喜的母亲文明夫人一样出身于有栖川亲王家。这位庆久公爵与夫人之间的次女便是高松亲王妃殿下，此事前文已有提及。
因此，在妃殿下年幼时，晚年的庆喜曾抱着她哄玩。事实上，笔者亦曾亲眼见过当时的庆喜公与妃殿下的珍贵照片，照片上七十余岁的老翁和童女之间洋溢着的真实而美丽的人情味，几乎可以直接为这张照片题名为“幸福”。
庆喜是跨越了重重波澜的了不起的人物，曾在大坂城拜谒的列强使臣们将他评价为“日本最有贵族风范的贵族”。
他忍受了一切风雪，如今这位淡泊的贵族老翁正将他慈祥的目光投射在孙儿身上。
（没错！这其中表现出了人类最高的喜悦……）
相互残杀是人生；时而憎恶、时而怨恨、时而勇敢战斗也是人生。但这些绝非人类本身最终的愿望。笔者以为，人类真正的愿望其实便在这简简单单的一张照片之中，这张照片毫无遗漏地将日本国体真正的目标静静地展现了出来。
当鸟羽、伏见冲突出人意料地爆发时，庆喜的内心想必亦曾因类似情感而产生过极大动摇。作为一个日本人，他想必曾拼命寻求能够真正结束乱世的道路，并最终决定，在当前情况下唯有恭顺方能实现国体目标。
庆喜的九男名叫诚。事实上，在他的子女之中，诚是活到最后的一个，直至昭和四十三年（1968年）11月方才去世，而他的出生日期是在明治二十年（1887年）10月。
大正二年（1913年）伊始，大正天皇提出，可以授予诚男爵勋位，令其分家。这一要求自然是遵循明治大帝留下的遗言。
诚出生于明治二十年（1887年），所以当时是二十七岁。大帝驾崩想必令庆喜遭受了无比巨大的打击。在这种情况下蒙天皇恩宠，庆喜感到诚惶诚恐，便参朝答谢。
他当时已经七十七岁。自孝明帝以来，庆喜蒙受三代天皇浩荡洪恩，不胜感激，故而不顾老迈身躯，参朝答礼。然而，他老迈的身躯似乎已经有些无法承受了。
他晋谒新帝，感极而泣，答礼后回到家中，已经有些轻微发烧。
他染上了风寒。
有人认为，随着明治大帝驾崩，这位不世出的恭顺者这次或许也要从历史之中消失了。不，应该说这是顺应大自然的国体所赋予的寿命已经走到了尽头……
三十三岁前的庆喜生活在一个数奇命蹇的极度动乱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