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人眼中，庆喜从三十四岁开始到七十六岁为止的后半生似乎是一个跳出历史的脱离尘世之人。但事实上，他是日本伟大的智囊，一直在暗中默默支持着所有的国民整合。
这位日本智囊所结出的硕果便是闪闪发光的明治时代精神。
而且，庆喜曾经在贼名之下几乎被埋葬的一颗赤心，孝明帝时代自不用说，明治大帝和大正天皇也都一清二楚。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特例，其中渗透着日本国体的独有味道。
这种味道源自于超越了人类思考的意识形态并以高度虔诚摄取大自然本身能量的建国之心。总之，七十六岁的庆喜在11月4日感染了肺炎卧床不起，在众多亲人和周围众人的悉心照料下，于11月22日病故。
到七十七岁便是喜寿，亲人之间自然会谈论到“贺寿”的话题……不过，换一个角度考虑，这或许可以称得上是圆满的享尽天年。
他的众多子女均成为口碑极高的名家，连小儿子精的身份也是胜伯爵，只剩下他的哥哥诚没有名分。在庆喜去世之前，大正天皇恩宠有加，特地向诚授予了男爵勋位。可以说，庆喜死前已了无遗憾。
幕府始祖家康逝于虚岁七十五，与家康相比，在这方面恐怕也是庆喜更胜一筹。
庆喜病危的消息上达天听，天皇派遣使臣前来探望，不仅授予其旭日桐花大绶章，还在11月29日派遣敕使来到灵前，宣读了如下悼词--
国家多难之际，肩负异常重任，审时势，施勤政，迎皇师，表至诚，恭顺绥抚，以资王政复古，其志诚可嘉。而今听闻溘逝消息，不胜痛悼。特遣侍臣，携讣吊念。
从中完全看不出庆喜曾是一个被迫下台之人。想想国外那些被迫站在与之相似立场的人们，便能够清楚地感受到将心置于政治斗争之上的国体的差距。
此事自然不仅仅是皇室，还有在圣心（大自然之心）之下生活的万民之心在支撑。
生有众多子女的新村信和中根幸自然悲叹不已，但只要是日本人，想必绝不会忽视在庆喜临终时被唤至榻前的终身侍奉的须贺。
在庆喜死后，须贺仍一直默默抚育着他的子女。从育儿、教育到结亲，皆由她一心操办，在所有方面、明中暗中都可以见到她勤劳的身影。
这种无言的侍奉是默默照耀万物的太阳之心，是一颗母亲的心，是所有知晓须贺存在的庆喜亲人感谢的对象。
葬礼于11月30日，在设置于上野公园宽永寺第二灵堂背后的殡仪场举行了神道仪式。
值得格外注意的是，庆喜的葬礼形式与历代将军皆有不同，既非天台宗，亦非净土宗，而是“神道仪式”。
此事自然得到了庆喜生前指示，饱含了他贯彻一生的永久保有当朝之心的用意。
或许有人认为，庆喜身为最后一代将军，这样做是为了同历代将军区分开来，但笔者以为并非如此。在庆喜离世的三十六年前，于鹿儿岛自尽的西乡隆盛曾留下这样一段话--
若要广泛采用各国制度，增进文明开化，首先应秉持我国本体，宣扬风化，而后徐徐斟酌彼之长处。倘若胡乱仿效，将至国体衰颓，风化委靡，无法匡救，最终为彼所制。
现在的日本正如西乡所忧虑的那样--一个脱离本体的欧洲二流大学，终于引发了无可救药的混乱，倘若继续发展下去，恐将出现不明国籍的民族。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庆喜可以视作开国派。他站在水户尊皇（国体尊重）与文明开化的接点，实则拥有被属于开国派的萨长强加贼名而几乎丧命的过去。他被授予勋一等旭日桐花大绶章的公爵爵位，不禁令人产生错觉，以为他的开国思想已经得到认同。
这种错觉必须严格加以纠正。因为正如西乡所言，理应“秉持我国本体”宣扬风化。于是，才会有了“依照神道仪式进行”。
以敕使、皇太后、皇后的特使为首，各亲王家的使者、朝野名士甚至各国列强大使均衣装齐整、态度严肃地出现在了当日的殡仪场中。
外国使臣均将庆喜视为日本前任元首，严格遵守礼节参加了送葬。其中，美国等国还向日本的外务大臣寄来了总统亲笔书信，正式致以悼词。
当灵柩抬出第六天的府邸时，整个东京的消防员分为多组，每组均身穿全新的裤衩和马褂，以缅怀庆喜和新门辰五郎的往昔，并且臂缠消防员的分组标志，一起为庆喜送葬，令布满沿途的人群震惊，同时也回忆起了大江户的点滴往昔。
关于自己过去内心的辛苦，庆喜从未之诸于口。涩泽荣一苦苦恳求，终于令其写下“传记”，但按照约定，在庆喜死后方可发表，故而当时此书尚未面世。
然而，东京的市民也好，外国的使臣也好……不，甚至连所有消防员或许均已窥知庆喜严格的爱国至情。
长长的送葬队伍自第六天的府邸出发，穿过汤岛的山中隧道，一直抵达上野会场。庆喜的子女们脚踏草鞋排成一列的身影，深深地印在了沿途人群的眼中。
德川庆喜这位英杰生于过渡时期，长于过渡时期，他一生信奉天长地久的生命力，并贯彻对传统的期盼而度过一生。
日本在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最终成功地避开了生命观不同的异国流“革命”。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日本这样的智慧。家康在公家法度之中明确记载--“皇宫位于九天之上，为万民而存在”，此理想从天下副将军水户赖房开始，经光圀、齐昭，汇入了整个日本志士们的勤皇运动之中，又被庆喜从大政奉还到恪守恭顺一路继承下来，开创了明治时代。可以说，庆喜的送葬队列无意中正表现出了这种民族精神。
不知人们是否注意到，在大正时代到昭和初期的东京帝国大学内，这一日本特殊的传统明显一分为二。
在当时的东京大学内有两位宪法学者，一位是上杉慎吉博士，另一位是美浓部达吉博士。学生们可以听取其中任何一人讲课，但二人的国家观简直是水火不容。
上杉博士认为“天皇是国家”，美浓部博士则主张“国家是法人”。
对日本而言，前者直接继承了家康的国家观，而后者便是现代史学中所谓的天皇机构说。
这也说明，从家康一直传到庆喜和志士们的神国观之中存在着令认为天皇是国家这一法人的机构的人无法信服的地方。
他们希望“绝对”尊奉大自然中的生命之根--光芒万丈的太阳，而不想将其视作局限于国家这一集团而追求利益的株式会社社长之流。这种日本特有的心情造成的影响十分强烈。
但在现实中，朝廷却采取“天皇亲政”的形态，仅将统帅权从大元帅的名义下分离出去。昭和二十年（1945年），所有行政权集中于国民选举的总理大臣，天皇再次恢复为国民统一的象征，形势重新变得与家康的构想一致。
至少庆喜此前一直在千辛万苦地寻找复兴之路，将所有心血全部倾注于思考每日的一举一动，对于将统帅权强加于天皇的大正时代的这一事实，不知他是怀着怎样的感慨逝去的……
庆喜对此自然未曾说过只言片语。他一生都深信太阳无声地抚育万物，是无须解释的。或许多此一举地想要弄个清楚的只有笔者一人？
就这样，庆喜的墓地设在谷中，避开了历代的将军墓。这样做自然是根据庆喜在遗言中的交待，而以神道仪式举行葬礼也体现出了庆喜始终追求美丽的建国理想的至诚之心。
然而，进入昭和时代，战争的乌云长期笼罩在故国上空，以至于这处意义深远的墓地也被弃置荒废，无人打理。直至距明治元年（1868年）一百年后的昭和四十三年（1968年）11月，才经“德川庆喜公事迹表彰会”之手得到重建。
无论庆喜如何保持沉默，他都是始终贯彻日本之心的世纪伟人，这一点毋庸置疑。在墓地重建的昭和四十三年（1968年），涩泽荣一翁的传记也已面世，广泛流传。而且通过真山青果以戏剧形式上演等途径，也得以令世人了解了庆喜隐居于上野山中时的情形。正因如此，那些追慕庆喜而正确认识、追忆历史的人们纷纷捐款，使得表彰会得以顺利完成。
方形的墓地被绿树围绕，踏上正门的石阶，右手边是庆久公爵和实枝子夫人的墓冢并排在一起，墓中间则立着刻有二人次女高松亲王妃殿下所作诗歌的石碑。
葱葱绿荫厚
祖父静卧中
漫漫逝百年
心尤思今否
庆喜和美贺夫人的墓冢并排建在后面，墓冢前面的方形草坪中间立有表彰碑。碑文由文学博士中村孝也选定，文字则由继承了一桥家、如今担任伊势神宫大宫司的德川宗敬挥毫而就。
美贺夫人是正夫人，她的墓冢自然要与庆喜并列，而在庆喜墓冢后面是生有众多子女的新村、中根两位女性的墓冢。
如此一来，脱离德川宗家而自创一家的公爵家的墓地已算完整，但在后面右侧却还建有两个小小的墓冢。
其中一人便是本文开篇便已出场的一色须贺，她全心全意侍奉庆喜，是日本女性的典型。
将一个侍女的墓冢建在此处，无论从形式上还是从习惯上来说，皆属特例，想来这应该是庆喜在遗言中有过特别交待。
庆喜这位沉默寡言的贵族终其一生为朝廷繁荣暗中祈祷，而我们也不应忘记他在墓冢安排上的这份体贴，这也是他在人情上的入微之处吧！须贺想必也正怀着终生贯彻奉公的满足感，与自己永远尊敬、无比思慕的庆喜的灵魂一起沐浴在阳光中，静静地听着雨声鸟鸣。
尽管如此，像庆喜这样褒贬不一、毁誉参半的人确属极为罕见。根据山川浩所着的《京都守卫职始末--会津老臣手记》等文献记载，庆喜公的特性不仅顽固不化，还屡屡改变想法，并且从不自我反省……
为了不改变想法，便要改变态度……这是何等困难的事情啊！纵有胜海舟和小栗上野介提出胜利的方案，庆喜仍然始终坚持恭顺，对不可动摇的国体的思慕从未改变，直至百年之后，其价值才得到认同。
此时在重建一新的墓冢之中，庆喜想必正在想着“没有敌人的人是不会失败的”，并沉浸在由此形成的“神州不灭”的境界中，静静地微笑着。
笔者探访墓地的时间是早春的午后，明媚的阳光在谷中陵园的上空照耀，天地仿佛已融为一体。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