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时代藏族文化出现了繁荣兴盛的局面，在宗教哲学、文学、史学、医学、语言学、建筑艺术等领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尤其值得称颂的是吐蕃人积极吸收和学习外族文化的宝贵精神。
一、积极吸收周边文化
在吐蕃时代，其文化之所以能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时期，主要因归功于吐蕃开放的文化政策，使其能广泛吸收周边民族的文化，从而丰富和促进了自身的文化。吐蕃人对周边的文化怀着极大的热情，无论是生产技术，还是哲学、文学、医学、法律制度，都予以认真地学习和吸纳。《贤者喜宴》说松赞干布时期，“从东方唐朝和党项处，取来工艺和历算的各种典籍；从南方的天竺，翻译了佛教的各种经典；从西边的粟特和泥婆罗，开启了享用饮食财物的宝库；从北方霍尔（此处似指突厥———引者）和叶格（此处似指回鹘———引者），获取法律和生产的各种典籍。”
淤这段话高度概括了周边文化对吐蕃的影响。吐蕃人敏而好学，也给唐朝的官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休烈曾说：“吐蕃之性，骠悍果决，敏情持锐，善学不回。”
1．唐朝文化在吐蕃
吐蕃深受唐朝文化的影响，对此汉藏史籍多有记载。文成公主出嫁吐蕃，唐蕃间建立友好关系，松赞干布景慕中原文化，派遣吐蕃贵族子弟到长安留学。《旧唐书·儒学传》中云：“俄而高丽及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等诸国酋长，亦遣子弟请入于国学之内。”
通过派遣留学熏为吐蕃培养出了一批精通汉文的官员熏如吐蕃大臣仲琮，“先是，仲琮年少时，尝充质入朝，诣太学生例读书，颇晓文字”。再如名悉猎，“颇晓书记，先曾迎金城公主至长安，当时朝廷皆称其才辩”。据《全唐诗》载，公元710年（唐景龙四年），阴历正月5日，唐中宗在大明殿会见吐蕃使团，并同诸大臣用柏梁体联句。当唐朝大臣宗晋卿联完“铸鼎开岳造明堂”之句时，在座的吐蕃使臣名悉猎请令授笔，即席联上“玉醴由来献寿觞”之句，对仗工正，押韵协律，用语典雅得体，唐中宗很为惊喜，特予行赏。名悉猎多次担任入唐使者，与他懂得和了解唐朝的语言、文化是分不开的。
在吐蕃传教和任职的唐朝僧人和儒士为数不少，《新唐书·吐蕃传》云松赞干布“又请儒者典书疏”。唐蕃战争中，吐蕃俘获的唐人中凡有文化者，一般都得到任用。赵璘的《因话录》中记载有谭可则在吐蕃的遭遇，云：“元和十五年，淮南裨将谭可则，因防边为吐蕃所掠。……先是，每得华人，其无所能者，便充所在役使，辄黥（指在脸上刺记号并涂上墨———引者）其面。粗有文艺者，则涅其臂，以候赞普之命。得华人补为吏者，则呼为舍人。可则以晓文字，将以为知汉书舍人，可则不愿。其旧舍人有姓崔者，本华人，可则尝于灵武相识。其人大为蕃帅所信，为言之，得免。”
而据《旧唐书·吐蕃传》曾起兵反对武则天的徐敬业的后人亦在吐蕃，到贞元年间时已历三代，而且“代居职位，世掌兵要”。到后来，吐蕃攻占陇右等地，在吐蕃任职的唐朝人则更多。而唐朝僧人在吐蕃的活动，本书其他章节中已有论述。
除佛教经典外，唐朝的儒家、道家，及堪舆术、五行占算术、《周易》八卦学说、医学等方面的典籍陆续传入了吐蕃。《柱间史》中说文成公主的嫁妆中无所不包，从大唐法典，到历算、占卜、堪舆之术，应有尽有。而且还说文成公主深通地理风水之学，大昭寺的寺址也是文成公主堪舆选定的。在后期的藏文史书中，文成公主几乎成为一种文化的象征或符号，即将她视为中原文化的代表。透过《柱间史》中神话般的描述，也反映出文成公主出嫁吐蕃也是唐朝文化对吐蕃的一次重要输出。《汉藏史集》中说文成公主带入吐蕃的有“五行占算六十类”，并说这仅仅是五行占算方面的一小部分。为了掌握中原地区的生死占算术、年月四时之推算术（似指生辰八字的推算），遂派哲聂丹、朗措多列、甲格东贡、达木达卡四人前往唐朝学习。他们拜甲赤摩诃衍那为师，在一年零七个月中，学习了《显明灯》、《无上八卦》（疑是之误，藏语称八卦为“”）、《天地寻踪》等，其中甲格东贡学得最好，其子孙为赞普的御用占算师。其后代中噶让益西甲波仓特别精通五行占算术和堪舆术。吐蕃时期在五行占算术方面有五部经典，即《根本汇集木典》、《明灯火典》、《隐藏幻轮典》（可能此书名中缺了“土”字）、《黑犀角金典》、《甘露瓶水典》，而其他类口诀、小册子则很多。《汉藏史集》的这段记载可能也有讹误之处，如四位吐蕃人的师傅名叫甲赤摩诃衍那，“甲赤”
字义不明，而摩诃衍那为梵语，意译大乘，与赤松德赞时期在吐蕃传教的摩诃衍那禅师的名字完全相同，这不能不令人疑惑。所论述的典籍名称因现在不知其汉文原本，亦难以确知其准确的含义。《莲花遗教》中也有赤松德赞时期，派人到唐朝学习占算术的记述。从这些藏文著作的记述看，传到吐蕃的主要是五行八卦占卜法、堪舆术，即以推算吉凶祸福的方术为主，而无天文历算学著作（或者说唐朝的历算法没有完整地传入吐蕃），这恐与中原王朝历来认为天文历算事关国家兴衰的天机而实施保密和禁传的做法有关。
金城公主出嫁吐蕃后，公元731年，公主派使者从唐朝为吐蕃求得《毛诗》、《礼记》、《左传》、《文选》各一部，敦煌发现的藏文文献中也有译自传统汉文典籍的，目前发现的有《尚书》四篇、《春秋后语》六篇。
还有《孔丘项橐相问书》等。
这些著作的藏文译文生动流畅，行文清晰，如实地表现了原书的特色。对有些部分还根据汉文史料和传说故事，进行再创作，如殷纣王杀比干故事中的“鹊斤朝涉之胫，剖贤人之心”一句，藏文却译成一段文字，使不熟悉汉文典故的人也能读懂这句话的含义，反映出译者具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当时翻译的肯定还不止这些，金城公主求得的《毛诗》等按理也应有藏文的翻译，只是因吐蕃分裂和之后的长期战乱，使许多文化典籍未能保存流传下来。不过从现存这些片断的翻译作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吐蕃时代在文化上实行的一种开放政策，这种传统在以后的很长的一个时期内被中断，甚至吐蕃人所做出的努力也被后人所遗忘。
吐蕃统治河西、陇右等地后，可直接感受到唐朝的文化。河西的敦煌等地是当时的文化名城，典籍丰富，学人众多，为吐蕃人学习唐朝文化提供了条件。敦煌藏经洞发现的文献中有《汉藏文对照千字文》、《汉藏对照词汇》、藏文音译的汉文《般若心经》等，都是用来人们学习汉、藏两种文字的，也可以看出吐蕃人学习唐朝文化的劲头很足。另外，唐朝的佛教、医学、生产技术、工艺等也在吐蕃得到过传播，并被吐蕃人吸收融合，成为吐蕃文化的组成部分。
2．天竺、泥婆罗文化在吐蕃
泥婆罗属于天竺文化圈，与天竺文化是同一体系。天竺文化给吐蕃以强烈的影响，吐蕃学习天竺文化也是全方位的。
从通弥桑布扎起，众多的吐蕃青年游学天竺，深入学习天竺的语言文字和佛教文化，出现了一大批精通梵文的吐蕃学者。
与此同时，吐蕃又从天竺请来多位著名学者，如寂护、莲花戒、无垢友等人，在吐蕃传授以佛教为主的天竺文化知识。《布顿佛教史》统计吐蕃时期来自天竺、泥婆罗的班智达近三十人左右。
天竺的佛教、语言学、医学、星算学、文学、绘画、雕塑、建筑技术等传入吐蕃，并得到发展。松赞干布时曾从天竺请来佛像和观世音菩萨像，赤尊公主入蕃时也带来了佛像，现存大昭寺的佛菩萨像，基本上属于天竺、泥婆罗的塑造风格。《汉藏史集》中载松赞干布时期翻译的天竺占算类著作有《十二缘起》、《六日转》等。法藏敦煌藏文文献P．T．55号卷子中有《十二缘起征兆观察法》，疑与《汉藏史集》中所说《十二缘起》是同一文献，但翻译时间恐在松赞干布以后。选定桑耶寺寺址时，曾从泥婆罗请来占卜师，莲花生大师也在吐蕃举行过圆光卜。
天竺伟大的史诗《罗摩衍那》也传入了吐蕃，并有藏文的译介。敦煌藏文文献中有六件《罗摩衍那》译本。《罗摩衍那》在天竺文学史上和世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很早在欧亚大陆广为传播，曾对世界许多民族的文学产生过影响。“难以想象，在许多世纪以来和许多国家中，还有什么著作在人类想像力方面发挥了如此重大的作用。”
而八世纪左右的藏文译本，则是世界上现存的《罗摩衍那》史诗的最古老的译本，对研究这部史诗的传播具有重要价值。《罗摩衍那》部头很大，藏文译本没有翻译完史诗全文，只是作了概貌性的翻译。藏译文的文笔十分优美而生动，再现了原著风貌，反映了吐蕃译者高超的翻译技巧。吐蕃时翻译的梵文佛教经论中，也有不少具哲理性和文学性为一体的作品，如贝孜翻译的龙树的《百智论》，益西德所译龙树的《智树论》，均是优秀哲理诗作，对藏文格言诗的创作产生过较大影响。
吐蕃著名译师吉齐珠著有《声明八位格根本论及释》，说明吐蕃人对梵文有相当的研究。
3．中亚等地的文化在吐蕃
吐蕃随着对外扩张，与中亚一带的许多民族间有过战争、外交往来、商业贸易、联姻等多种关系，使吐蕃对中亚的文化并不陌生，中亚的风俗、饮食、生产技术、音乐舞蹈、宗教、法律制度等对吐蕃有或多或少的影响。但是有关资料较为零散，学术界的研究也只是在这些零零散散的资料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推断，有关吐蕃与中亚等地的文化交流史并不清晰。
根敦琼培的《白史》中说吐蕃赞普缠头的习俗来自波斯一带，但这也仅仅是一种推测，并无确切的依据，因为中国西南地区的不少民族也有缠头的习惯。因此，缠头的习俗很有可能是吐蕃固有的。另外，有些学者提出吐蕃的丧葬习俗等受了波斯拜火教影响的等等说法，尚缺乏足够的证据加以佐证。
松赞干布时期于阗的僧人曾到过吐蕃。据《汉藏史集》，赤德祖赞时期，当时于阗的一位国王迫害佛教，于阗的僧人遂四散逃亡，一部分逃到吐蕃，受到金城公主的接待，还把在勃律、迦湿弥罗等处流亡的于阗僧人请到吐蕃。于阗僧人在吐蕃居住了三四年，后来吐蕃发生一场天花传染病，金城公主亦得天花病去世，吐蕃不信佛的大臣们以此为借口又把于阗的僧人驱逐出境，于阗僧人又开始了新的流亡生涯。《贤者喜宴》中说赤热巴巾时期进行了译名统一工作，原因是此前佛教经典的来源较杂，有来自天竺的，也有来自唐朝、于阗、宾（又称迦湿弥罗，今称克什米尔）的，说明吐蕃时期也有于阗文佛典的翻译。从《布顿佛教史》中的藏文《大藏经》目录看，有密宗经典《八现大明咒》，注明译自于阗。除外，尚未见到更多的于阗文佛典的藏译本，也有可能赤热巴巾时期按梵典进行了改译或重译。吐蕃也曾一度统治过于阗地区，吐蕃和于阗之间也会有文化上的交流。敦煌藏文文献中有《于阗教法史》，《汉藏史集》、《贤者喜宴》等藏文史书列有专章讲述于阗的王统和历史，反映了吐蕃人和后世的藏族学者对于阗是较为熟悉的。
西域的音乐歌舞闻名于当时，也曾通过不同的途径传入吐蕃。
金城公主入蕃时带去了龟兹音乐。刘元鼎使蕃时，吐蕃大摆宴席，“乐工奏秦王破阵乐，凉州、绿腰、胡渭州、百戏等，皆中国人也。”
“秦王破阵乐”是唐朝的音乐，而凉州、绿腰、胡渭州似是传自西域的歌舞音乐，通过唐朝又传入了吐蕃。
匈牙利乌瑞的论文《八—十世纪西藏与聂斯托里派和摩尼教的关系》考证了有关景教（基督教教派，即聂思托里派）、摩尼教（发源于波斯的古代宗教）的资料，认为“八世纪后半期，西藏（应译为吐蕃———引者）的社会经济已经发展到这样的一种程度，即它必须接受一种世界性宗教为自己的国教。如我们所知，是佛教取得了这种地位。不过，聂思托里派和摩尼教曾力图争取这种运气，也是可以想见的。”
研究聂思托里派在吐蕃传播的资料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聂思托里派主教蒂莫西一世的两封古叙利亚文信件，第一封信中提到了信奉聂思托里派的地区和民族，其中提到有吐蕃人。第二封信件里提到他准备要向吐蕃地方派遣一位主教。两封信件的年代在公元780年到823年之间。乌瑞认为信中所说的“吐蕃”不仅仅指吐蕃本土，也指吐蕃所扩张到的地区。二是吐蕃进入中亚的商道拉达克等地发现的刻在岩石上的十字架和铭文，认为“足以证明进入吐蕃内部的道路是向聂思托里派商人敞开的。”
三是敦煌藏文文献P．T．351号卷子《占卜书》中的有关内容及其他文献上的十字符号，该《占卜书》中有“人呵！你的朋友即上帝，即伊斯·弥赛亚”等内容，乌瑞认为“伊斯·弥赛亚”一词肯定是从汉语“移鼠·迷师诃”借来的，这部分材料可能来自于汉文的聂思托里派的著作。唐代时期，景教不断向东发展，沿西域、河西进入唐朝。吐蕃随着对外扩张，也能接触到中亚一带的景教，而景教随景教商人、使臣进入吐蕃也是有可能的。
但景教在吐蕃影响甚微，几乎对吐蕃的文化没有发生什么作用。
有关摩尼教的材料，乌瑞主要考察了收在《丹珠尔》中署名赤松德赞的著作《佛语正量略集》，内有赤松德赞批判摩尼教的言论，提到了该教的创始人未摩尼，称其为波斯的谎言者、贪得无厌的异教徒。乌瑞认为未摩尼的写法来自汉文文献，并认为吐蕃宫廷从佛教和道教中了解了摩尼教的大致情况，对摩尼教的教义相当熟悉。这则资料本身看熏难以证明摩尼教在吐蕃得到了传播。批判外道是佛教的一种传统，佛教徒往往通过掌握的文献资料进行批驳，即吐蕃人了解到了摩尼教的情况，并不意味着这个宗教必在吐蕃得到传播。当然，如果从当时摩尼教传播的广阔背景考察，并从苯教中的二元论思想（一般认为来自拜火教）看，并不排除摩尼教传入吐蕃的可能。
吐蕃与大食之间有联盟、战争、往来关系，而大食的东扩带来的是伊斯兰教的迅速东传，中亚地区开始了伊斯兰化进程。
《世界境域志》载，在吐蕃的首府拉萨有一座清真寺和少量的穆斯林。拉萨的清真寺，恐怕为往来的穆斯林商人、使臣建立的，吐蕃人中有无伊斯兰教的信奉者，并不清楚。另外，尚未见到其他资料加以佐证《世界境域志》的记述。吐蕃王室在宗教信仰上是十分谨慎而又选择的，佛教是惟一获得支持的宗教。相比于宗教信仰，带有实用技术的大食国的医学，受到了吐蕃人的欢迎。
吐蕃人积极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从而也推动和促进了本民族文化的发展、繁荣，并丰富了吐蕃人的精神生活。
二、佛教
前几章已叙述过佛教在吐蕃的兴衰历史，这里对吐蕃的佛教文化建设略加补充。
吐蕃在佛经翻译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按藏文史书记载吐蕃从松赞干布时期就开始翻译佛经，赤松德赞时在桑耶寺专门建立译场，来自天竺、唐朝、泥婆罗等地的佛教高僧和吐蕃的译师们埋头苦干，广译佛教三藏，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译师和佛教学者，布顿在其著作中排列的吐蕃时代的译师约有五十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