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册府元龟》、《唐会要》、《新唐书·吐蕃传》均有类似的记述。从这些记述看，为吐蕃赞普殉葬的人有两种：一是赞普的亲信，赞普去世时，他们通过自残身体来表达悲痛之情，凡死者皆殉葬。第二种是“共命人”，这是吐蕃一种独特的习俗。这恐与古代藏族的灵魂崇拜观念有关，有其深厚的宗教文化背景。藏族民间史诗《格萨尔王传》和一些民间故事中，多有灵魂崇拜方面的资料。其主要内容有：人的灵魂（藏语称“喇”）通过巫术仪式可寄存体外，其目的是为了增强寄魂者的生命力，增加灵魂的安全系数，这种仪式具有保密性和隐蔽性；寄存灵魂的对象无所不包，有动物、植物、人工制造物等，如山、湖、野牛、虎、鹿、鱼、蜜蜂、玉、弓箭、树木等；人与寄魂物之间的关系是“同生共死”，相信只要寄存灵魂的物体不受伤害，人将会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任何东西也不能使他死亡；一些魔王、部落首领等的寄魂物不止一个，而是有数个，只有破坏和杀死所有的寄魂物后，才能杀死寄魂者；除了个体的寄魂物外，还有群体的寄魂物，即部落或者部落联盟的寄魂物，这种群体寄魂物的“神性”更为明显，成为崇拜的对象。
据《贤者喜宴》，给止贡赞普起名字时，其祖母曾询问过魂命崖、魂命湖、魂命草山的情况（见本书第二章），以此来推断赞普的命运。显然这些山湖对吐蕃王室具有特殊的意义，是王族的寄魂处，或者是通灵对象，也说明了类似《格萨尔王传》中的寄魂观念，在止贡赞普时代非常流行。在这样一种文化背景下来看“共命人”，似乎更可理解。可以推断“共命人”相当于史诗中的寄魂物，“共命人”这三个字也准确地反映出了它的内涵，即与主人共命运，同史诗中的寄魂物完全一致。其用意与史诗中的那些国王、部落首领为了增加自己的生命力而建多种寄魂物相同，希望以此保护赞普，强化其生命力。“共命人”与赞普之间具有通灵关系，或者说赞普的灵魂分别寄存在这些人的身上。赞普死后，“共命人”自杀殉葬，也完全反映了他们之间“同生共死”的关系，“共命人”成为赞普生命的组成部分。史诗中首先是寄魂物死亡，之后寄魂者才会死，而上述“共命人”的记述恰恰相反，这说明史诗中的说法正好体现了人们对这一巫术的厚望，但是现实中巫术往往是失败的，赞普虽有“共命人”仍免不了一死或者先死。吐蕃人同样也知道实施这样的一种巫术并不一定能保证赞普的安全，但相信这样做有益而无害。“共命人”自杀殉葬，也说明与“赞普一体”的思想已深深印在他们的脑海中。赤松德赞以后，佛教在吐蕃得到了广泛传播，而“人殉”制度不符合佛教的观念，但现在尚不知这种制度是否得到了改造。
吐蕃赞普、王后、王妃等下葬前的停尸时间较长，如松赞干布去世于公元650年，此年“赞普祖赤松赞之遗体停厝于琼瓦殡宫”。到第二年（公元651年），“于琼瓦为赞普祖赤松赞举行葬礼”。再如赞普芒松芒赞死于公元676年，公元677年、678年其遗体停厝于“巴兰木”，公元679年才下葬。赤都松赞死于公元704年，公元706年才下葬。停尸长达三四年，一方面可能是为了等候陵墓建造完备，一方面按吐蕃的传统要举行较长时间的祭奠，并对遗体做某些处理。芒松芒赞去世后，《大事记年》载虎年（公元678年）“为父王举行剖殓仪轨””，“”之词义不明，现代藏文中无“”字，有学者认为“”字是““的古体，而“”有两种意思：刺透和到达。将《大事记年》中的“”字理解为“刺透”，并引申为对遗体进行某种解剖仪式，还进一步认为吐蕃也实施如同大羊同国般的葬法，即将内脏等取出，填以黄金等物。这种解释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因缺乏考古资料加以佐证，只能说是一种推测。吐蕃时代王陵被视为很神圣的地方，专门有人看护，法律条文中也有禁止掘墓的法令，严禁一切人进入墓区。墓区内有祭祀的场所。现在的松赞干布陵墓上建有松赞干布庙，塑有松赞干布等人的像，供人朝拜，这也可视为是古代祭祀王陵的遗俗。
敦煌藏文文献P．T．1042号卷子是有关苯教丧葬仪轨的文献，从中可以了解到吐蕃时期的丧葬仪礼。这部文献中提到了坟墓前的哭丧仪式，奉献的供品，“尸魂相合”的仪式，苯波师（即苯教师）诵经，施行还阳术，守灵人，埋葬粮食和供酒的仪式，向棺材致礼，安葬的时间，献祭所忌讳的动物，献祭羊只，招魂仪式，大葬时献供品献牺牲的规则，供于墓室的物品，葬仪高潮的仪式，放置供品，墓顶厌胜木等，整个过程举行三天才完成，对每天早晨、上午、下午、晚上的仪式都有详细的叙说。这部文献所载的葬礼规格很高，参加丧礼的人中提到大王、尚论内侍官等，还说行大葬礼要死后三年才举行，这跟我们上述赞普停尸长达三四年之久是相一致的，很可能葬礼是适合于王室成员或贵族的。
整个仪式的过程中，苯波师、御用巫师都是每次仪式的主持人。
可知吐蕃时代已经有了十分复杂的丧礼，人们很注重仪轨的许多细节，丝毫不能马虎，显得严肃庄重，又小心翼翼，显示了人们认为人死后灵魂在第二世界继续存在的观念。
随着佛教的传播，佛教的生死观自然传入吐蕃。到吐蕃中后期，佛教关于人有前后世，及生命在六道中轮回的思想逐渐被吐蕃人所接受，丧葬礼仪中也有了佛教的仪式。《巴协》中说金城公主在吐蕃实施了人死后超度七天的佛教仪轨，敦煌藏文文献多有《为亡者忏悔净罪祈愿文》，内容主要是为亡者忏悔祈福的，使亡者获得超度。再如P．T．37号卷子中有《开示净治恶趣坛城四门》、《给亡者开示解脱道》等内容，完全属于佛教的超度仪轨。因此，吐蕃后期的丧葬礼仪中既有传统的，也有新传进来的佛教的仪式。
六、体育及娱乐活动
吐蕃时代，有各种体育活动和娱乐方式，而且体育既有强身健体的功能，又有娱乐的功能，体育与娱乐是密不可分的。
围棋、六博，《新唐书·吐蕃传》载：“其戏，（即“棋”之异写———引者）、六博。其乐，吹螺、击鼓。”《旧唐书·吐蕃传》云：“围棋陆博，吹蠡（指“贝”，此处应是指海螺——引者）鸣鼓为戏。”
围棋、陆博可能均传自于唐朝，其中陆博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博戏，据《辞海》介绍，陆博共十二棋，六黑六白，两人相搏，每人六棋，故称六博。其局分十二道，两头当中名为“水”，放“鱼”两枚。博时先掷采，后行棋，棋行到处，则入水食鱼、夺鱼，每食一鱼得二筹，每夺一鱼得三筹，最终俘获二鱼的一方赢棋。《唐国史补》讲到唐朝的博戏时，说有双陆、小双陆等，恐双陆即陆博。海螺和鼓，既是宗教法器，又用之于集会、军事行动、游乐等，用途十分广泛。
“驰刺”游戏，吐蕃宴请大宾客时，喜欢让客人自己射杀或骑马刺杀驱赶而来的野马、牦牛，这是吐蕃特有的一种娱乐方式，极显豪爽气概。松赞干布还亲自参与，如《册府元龟》载：“每月（疑是“宴”字之误）异国宾客，驱野马、犁（疑是“牛”字之误，牛指牦牛）牛于前，弄赞（即松赞干布———引者）以剑斩之，首坠于前侧，用以为欢。”
松赞干布一剑能将奔跑中的牛或野马的头部斩下，足见他精于此道。吐蕃“驰刺”野马、牦牛的游戏，颇类似于西班牙的斗牛，但更为刺激、紧张，活动的范围也更大。
马术，吐蕃作为马背上的民族，人人练就一身高明的骑术，上自赞普，下至平民，莫不能骑马纵横驰骋，在马背上应付自如。
吐蕃的军队尤以骑兵为主，每个士兵必须精于马术。吐蕃有赛马活动，如《五部遗教》载，大昭寺进行开光典礼时，举行了盛大的各部千户军队参加的赛马。《巴协》载，在桑耶寺的庆典上，举行了赛马和马术表演。桑耶寺壁画有赛马图，共绘有十九匹马，骑手皆身着长袍，足穿长靴，手中挥动马鞭，十九匹骏马奔腾向前。
还有一位名俄帕拉者表演了骑骆驼特技，他在奔跑的七匹骆驼上轮换乘骑。
举重，主要有举沙袋、举石头等。都松芒布杰时期出现的武士中有能将盛满沙子的鹿皮袋举起。桑耶寺壁画上也绘有举石头的比赛场面，有四人参加，皆着长袍、紧腿裤、长筒靴。其中一人刚抱起石头，一人抱到腹前，一人抱至胸前，一人已将石头扛在肩上，旁边有两位裁判，画面生动地表现了举石头的各种动作，最后的完成动作是要把石头扛在肩上。
摔跤，桑耶寺乌策殿的壁画中有摔跤比赛的场面，画中共有十二人参赛，分两队，均穿短裤，一方红色，一方白色，两人为一组。其中一组已赛出结果，一人被仰面摔倒在地上，并被另一人用手按住；有的相互间正在紧张地拼搏，有的刚刚开始交手，互相正在做拉抓动作，旁边尚有裁判员在裁决比赛的胜负。从画面看，其摔法近似于柔道。另，桑耶寺壁画中也有赛跑的场面，共有十四人参加，分别穿红、白、绿三色短裤，各个争先恐后，奋勇向前。摔跤、赛跑是吐蕃重要的竞技娱乐项目。
马球，是骑在马上以杖击球的高难度运动项目，不仅要善于击球，还要操控好马以便左右奔突。马球在吐蕃风行一时，当代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马球起源于吐蕃（也有认为起源于波斯），吐蕃人称马球为“颇罗”，公元685年还给唐朝送去过金球，《新唐书·吐蕃传》记为“金波罗”，“波罗”同“颇罗”，指马球。美国学者劳费尔在《藏语中的借词》中认为英语的“马球”一词（Poｌo）来自于藏语。《旧唐书·吐蕃传》载：“景龙三年十一月，又遣其大臣尚赞咄等来迎女，中宗宴之于苑内球场，命驸马都尉杨慎交与吐蕃使打球，中宗率侍臣观之。”《封氏闻见记》内对这次唐蕃间的马球比赛有详细的记述，说先是数局都是吐蕃胜，后来时任临淄王的玄宗亲自上场才使唐朝取胜。当时吐蕃上场的队员有十人，一个使团中就有如此多的马球高手，反映了吐蕃人的确喜爱此项运动。
射箭，在吐蕃是极为普及性的运动项目，因弓箭使用于狩猎、军事等活动中，同时射箭又成为体育娱乐活动。青海都兰吐蕃墓出土的木板画上就有射箭图，反映了墓主人生前的娱乐活动。
今青海部分藏区仍有射箭比赛的习俗，亦是吐蕃时代的遗风。
歌舞，吐蕃人能歌善舞，而唐朝、西域的歌舞音乐又传入吐蕃，大大丰富了吐蕃人的娱乐活动。《王统世系明鉴》、《巴协》、《贤者喜宴》等载，桑耶寺庆典期间举行了歌舞表演，甚至说时间长达一年，不仅有盛大的舞蹈，而且吐蕃的君臣每人都唱了一首歌。庆典的场面宏大，鼓乐震天，青年男女着盛装，持牛尾，翩翩起舞，有装扮成野牦牛、虎等动物而表演的舞蹈，还有面具舞（即傩舞）。其中的傩舞是属于古老的宗教舞蹈，后来又被佛教所借鉴。赤松德赞及其大臣们亦高歌以示庆贺，赤松德赞唱了“玉殿金座歌”，以各种比喻称颂桑耶寺，如云：“我之白色塔，如同右旋白海螺；我之红色塔，如同火舌达天空；我之蓝色塔，如同玉柱立；我之黑色塔，如同铁橛钉地上。”
王子牟尼唱“世间明灯歌”，王子牟迪唱“雄狮威严歌”，诸王妃唱“玉湖回旋歌”和“玉叶柳枝歌”，堪布寂护唱“白色念珠歌”，莲花生唱“镇伏鬼神歌”，等等。
吐蕃人生性豪放、开朗，人人踊跃献歌，表达心中的喜悦。庆典活动中除歌舞、赛马等表演外，还有杂技、魔术等节目。桑耶寺壁画上也绘有杂技表演，有爬杆、高空倒立、高空展翅、覆卧钢刀等，人物形象逼真，十分精彩。《巴协》中说江噶波进行了杂技表演，他将十三根檀香木顶起来奔跑。桑耶寺庆典十分热闹，充分显示出了吐蕃人对歌舞娱乐的喜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