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从这一意义上，我们认定加缪和他的作品不会过时，只要世上还有荒谬，还有现实或潜在的“鼠疫”威胁，我们就需要加缪和他的精神，他的医学方法，他的里厄和塔鲁们的在场。
（2003年）
关于语言可以杀人——读《伯尔文论》
今天挂着“最高限速60公里”标记的那棵树，就是我兄弟的殉难处。
——（德）海因里希·伯尔
人类在回顾二十世纪自身遭遇的时候，最惨痛的莫过于战争和恶性政治了。它硬硬从我们身边掳走了数亿条鲜活的生命：为什么当某个早晨醒来，突然发觉没有了父母、姐妹或兄弟的体温……
那空荡的床铺的寒冷，那噼啪的骨柴的焚烧，那可怖的空位和记忆断裂之声——数十年后，它依然那么清晰、残酷。“就在这里——就在这个站台上，一个年轻的国家常以她应有的庄严姿态为外国贵宾举行盛大欢迎式，我也经常从这个站台用返程票回家去——而他，我的兄弟就是从这儿被运往集中营的。”更由于那些陆续降生的孩子，在成长中的某个时刻，他们会迷惑地睁大眼睛：为什么我没有祖父、祖母或叔伯……是啊，那些该有的家庭成员哪里去啦？
在华沙、在奥斯维辛、在柏林、在布拉格、在华盛顿、在莫斯科、在中国南京的江边……每一个走进“某某墓地”或“某某屠杀纪念馆”的人，都会被那些亡灵的阴森压迫得挺不起胸来。他们究竟是怎么消失的？那些年轻的瞳孔是怎么噙含恐惧、惊骇、眷恋和绝望即骤然被放扩了的？又是按照谁的命令被执行的？
谁回答了这些问题？
它必须被回答。即使要等到下世纪的语言。
其实，除了枪弹、刀刺、爆炸、毒气室、焚烧炉、刑具、绞架……这些工具杀人的事实外，还有一种非物质的、从而更大规模和威力的情状：语言可以杀人！有时甚至就干脆表现为那几个常在耳边说三道四的词：比如“祖国”“自由”“保卫”“人民幸福”“民族利益”……（谁有能力和胆魄怀疑这些硕大的词呢？）有了这些天生就高尚和巍峨的盾牌，杀人放火的事就不必躲进黑夜，尽可当着阳光的面来干，亦不必惶恐和难为情什么了。
我们从不怀疑，语言是和文明一起的，有了它人类始祖才得以直起身，但善良者一度以为，它仅仅是帮我们表白爱情或讨论真理，而决不会被用以杀人——俨然雅典人曾深信自己的法庭只是为了维护道义。可悲的是，这个法庭所干的最有名的事竟是处死了自己的赤子，这个人即使活到今天也是最伟大的，伟大的苏格拉底。他冠绝天下的口才像一尾可怜的甲虫在五百张嘴（“五百人陪审团”）织就的蛛网前败下阵来。他只是“一个”，而对方却有那么多，那么多的舌头和唾液，罪名被指控得像广场那么大：毒化青年与危害社会。
“在我们这个世界，语言是个多么具有两面性的东西。话一出口或刚刚落笔，便会摇身一变，给说出或写下它的人带来难当的重责……它负载着沉重的历史遗产……每个词的后面都有一个世界。每个和语言打交道的人，无论写一篇报道，还是一首诗，都应知道，自己是在驱动一个又一个世界，释放一种具有双重性的东西：一些人为之欣慰的，另一些人却受到致命的伤害。”（伯尔）
蒙田说：强劲的想象产生事实。
换个说法：强劲的语言锻造事实。二十世纪涌现过几代骗子演说家，他们不是语言大师，也更具撒旦的魔法，在对语言进行窥视并使其“神奇地腐烂和发光”方面，堪称另类天才。比如希特勒与他的宣传部长戈培尔、斯大林及其簧舌日丹诺夫……他们在蛊惑、谩骂、诋毁、教唆、表忠、指誓、构陷、编织谎言、煽动仇恨、指鹿为马方面显示的“才华”真是令人难忘。在纪录片《恶梦年代》中，当看到鲁道夫那因咆哮、兴奋和歇斯底里而膨胀痉孪的脸时，当看到“元首”臂下那排山倒海、激情难捱的*阅兵之盛大场景（有人称为“癫狂的人肉欢宴”）时，不知你会对语言的魔力作何想？你会不会突然对“人民”“领袖”“伟大”“紧跟”这些巍峨之语感到晕眩、惶悚？你能说那飓浪托举着的——仅仅是“极少数”而非广大的德意志民众吗？
伯尔认为，战争中最大的敌人并非盟军而是日耳曼人自己。在《语言作为自由的堡垒》中，他谈到纯洁的语言一旦遭恶性政治玷污所致的后果：“出言可以杀人’这句话，早已由虚拟变成了现实：语言确实可以杀人！而杀人与否，关键在于良心，在于人们是否把语言引导到可以杀人的地步……”在德国，它被用来预谋战争，煽动战争，并最终引爆了战争。“语言一旦被丧尽良心的煽动者、权术十足的人和机会主义者所利用，便可置千百万人于死地。舆论机器可以像机枪喷射子弹一样喷射语言，每分钟高达四百、六百、八百之数。任何一类公民都可能因语言而遭毁灭。我只需提一个词：犹太人。到了明天，就可能是另外一些词：无神论者，基督徒或共产党人，*者……在我们的政治语汇中，有些词如同施了魔法，咒语般附在我们的孩子身上。”
在德国，实施高分贝轰炸的正是这样一组啸厉的词和口号：生存空间——罪恶的犹太——争取日耳曼人的全球胜利——该对法国来一次总结算了……
语言足以把卑污之身装饰成一棵闪闪发光的圣诞树：刺刀被打制成勋章；血衫被裁成绶带；残暴被说成“快乐的英勇”；当炮灰被称作“祖国的需要”……先是杀人，后是被杀——这被誉为“幸福的献身”。“旗帜下的愚蠢激情，礼炮持续不断的轰鸣，悼念队伍淡而无味的英雄主义。”几百万日耳曼青年在交响乐、进行曲和夹道欢呼中被蒙上褐色制服——那一刹，多少心灵披覆上了肮脏的尸布，多少青春和热忱就这样廉价地、一文不名地典当给了“第三帝国”。正像伯尔描述的那样，在德意志，每天都上演着“感人”情景：一边是慈祥的母亲把枪放在满脸憧憬的少年肩上：“把一切献给元首！”一边是阵亡通知书像打野食的黑鸦尖啸着踅回：“他效忠了！”这是生命的凯歌还是丧钟？
这个民族需要什么样的保卫？难道仅剩下广场喇叭里声嘶力竭的那种“生死存亡”和“爱国主义”？难道只有一个叫鲁道夫的疯子有权对此阐释？遗憾的是，几近全体的日耳曼人都没有对这权力提出质疑。他们太笃信元首那斩钉截铁、充满真理气质的嗓音了：我们——最神圣的雅利安人——为保卫这神圣——必须不顾一切地……就这样一个以全体名义开头的句式，让几乎所有的德国人都享受了一次史无前例的高潮*——饿极了的虚荣心得到了精心饲养。尝过此*就像沾上毒瘾一样可怕，渐渐，他对那送白粉者有了依依不舍的眷恋和感恩，谁予以劝阻反被视若死敌。德意志的灾难正是从人民内心的自恋开始，从接受精神贿赂——受宠若惊的那一刻开始的。
据说希特勒曾梦想当艺术家，连其中学老师都赞之音乐和绘画天赋。不幸的是，他爱上了“语言”这一行，从其开始“写作”的那天起，德国的噩梦就上路了。《我的奋斗》——犹如一匹癫痫的野兽在抽搐发作中的闷吼和喘息，它浑身骚热，毛孔散发毒素，渴望着践踏和杀戮*……它窜荡到哪里，仇恨就流布到哪里，书里面的每一个字都变作螫针，被派出去杀人了。据史家统计，“我的奋斗》：其每一个字，使一百二十五人丧生。每一页，使四千七百人丧生。平均每一章，使一百二十万人丧生……”（诺曼·卡曾斯）
“最蛊惑人心的和最机灵的政府总是用我们表达人民的意志，来掩饰自己把握人民意志和培养这一意志的企图……使人民相信，政府正引导他们沿着最正确的道路走向幸福。”（高尔基《不合时宜的思想》）
德意志正是被有毒的“民族”“国家”语饵喂瞎了双目。其醒悟和忏悔差不多要等到丧失了一代人之后，那是以一记无声的语言为标志的——五十年后，在华沙，新任德国总理勃兰特代表自己的民族朝六百万犹太亡灵深深跪了下去……至此，人们似乎才真正意识到，那个不可一世的“第三帝国”彻底入棺了。但那座帝国留下的深重的语言遗产呢？却像废墟上的白色塑污一样，分解得极为缓慢，时至今日，在世界的许多角落，纳粹画像、徽章、军歌、臂符、仪式……不仍充当着某种精神致幻剂吗？这正是伯尔们担忧的。
语言可以杀人，口号可以杀人，演讲可以杀人，这在任何恶性政治流觞的岁月都能找到依据。大字报即属此类典范。在30年代的苏联，只需稍稍提示一个词：“托洛茨基分子”，立马便有人头叩地。络绎相继的还有“布哈林集团”、“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集团”、“图哈切夫斯基集团”……这些见血封喉的毒矢究竟射杀了多少无辜？它们是怎么被造出来的？莫非情势真严重到了某种程度而逼现实必须如此发言吗？还是伯尔，他在《法兰克福讲座》中道破天机：“一般说来，夺权和保权的词汇，自以为是的词汇，不是形成于对手之身，而是预先在对付敌人的想象中便形成了。”说到底，是政治需要这些词时，它们才开始脱茧而出的，剩下的便是机灵的走卒们——教唆更多的民众高举这些砍刀一样的词（犹如暴动前临时发放长矛），到人群中去把“对应物”一一拎出来……
语言的犯罪导致行为的犯罪，这在俄国早就不奇怪了。高尔基记得很清楚，1917年，“水兵热烈兹尼亚科夫将他的领袖们的讲话换成一个普通群众的憨厚语言。他说：‘为了俄国人民的幸福，可以杀死一百万人’！”（高尔基《不合时宜的思想》）一百万！什么样的“幸福”配得上这个数？它的饭量实在惊人！“人民幸福”，竟成了罗马神话里那个需活人献牲的食神——“专吃自己的孩子”！
俄国水兵热烈兹尼亚科夫和千千万万德国人一样——由于丧失了自己的语言，不得不沉醉于别人传授的语言——愈陷愈深并最终给这种日益缺氧的语境所窒息。这类语境从来就不适于“居住”，只适于“斗争”及一切自杀行为。
他们曾被许诺给一种伟大的生活，可那伟大却无情地欺骗并嘲笑了他们。
（1999年）
杀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
杀人者置疑
1865年9月，作者在给《俄国导报》主编卡特科夫的信中，这样解释创作中的小说《罪与罚》：“这是一次犯罪心理学报告。一大学生被校方开除，生活极度贫困，他拿定主意要杀死一个放债的老太婆，抢走她的钱，然后一辈子做好人，坚定履行他对社会的人道义务……但杀人后，一种与人类隔离的感情使其万分痛苦，上帝的真理、人间的法则起了作用，于是去自首。”
撇开主人公命运不论，小说对人类文明的忧虑、对杀人理论的质疑可谓震聋发聩，尤其经历了二十世纪之后（它才是杀人如麻的世纪，其杀人理论比以往更完善、更动听，更披覆高贵的圣衣）。
小说借主人公的犯罪动机和自辩，提出了一系列哲学、伦理、法律及历史学命题：（1）杀人是否有罪？（2）杀对社会无益或有害的人是否有罪？（3）人是否有权力为一个远大目标或造福人类的想法而杀人？（4）历史上的“伟人”无不双手沾满鲜血，但同样受到了命运的加冕、后世的膜拜，他们究竟是英雄还是罪人？（5）普通百姓，一旦杀了人，哪怕误杀也要受惩，而“伟人”的大规模杀人不仅现实中不被指控，在历史的诉讼中也总轻易被豁免，为什么？
正像主人公愤愤不平的：“我真不明白，为什么用枪杀、用炮轰，正儿八经地摆开阵势，却是令人肃然起敬的杀人方式？”
这种激烈而愤怒的口吻，让我想起了一些大人物的语言，比如卢梭《社会契约论》和《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的语言，扬·斯特拉宾斯基这样评价：那是“一种原告站在法庭上的内心独白，一种控诉性的语言……确信个人无辜，天真无邪，总是与一个不可动摇的信念联系在一起：他人在犯罪！”
应该说，在质疑方面，主人公是敏锐的、优秀的，他列举的“伟人”劣迹基本属实。不幸的是，他在诘问后选择了效仿，倒向了历史上占便宜的一方。
“现在我知道，谁智力强，谁就是统治者。谁胆大包天、蔑视万物，谁就是立法者……权力只给予敢去弯腰去取的人。”
一番痛苦的思考后，他的结论是：要敢于做大人物才会想才敢做的事！只要摆脱了谋私的嫌疑，进入“大事业”的行列，犯罪也就不再是犯罪。
十足的杀人底气
正像主人公惊异发现的那样，这世上确有“平凡”和“特殊”两类犯罪情状——大人物的犯罪和小人物的犯罪；历史涵义的犯罪和生计层面的犯罪；波澜壮阔的集体犯罪和狗苟蝇营的个人犯罪——心理基础不同，自我感受不同，社会评价不同，遭遇和后果也大相径庭。
小人物的犯罪心理比较简单，也相对脆弱，往往有一种生存失败的无力感，多为挣扎类人群，带有理想受挫后——对社会阴暗面不正常反弹的痕迹：自感已被世界遗弃，也就不打算承担守法责任；自觉从未得到过社会道义的援助，也就有理由否定其存在。但同时，犯罪人毕竟清楚行为的性质，虽然预支了犯罪理由，但犯罪感的阴霾始终萦绕，他是焦虑、虚怯和惊惶的，且无信仰支撑，所以一触即溃，轻易认输。
大人物的犯罪情状就不同了。请看下面——
“请不要被世上即要开始的喧嚣所迷惑！谎言总有一天不攻自破，真理将再次战胜荒谬，我们会清清白白地——像过去所信仰和努力的一样——立于世界之林。亲爱的孩子，我交给你今后道路上的座右铭——也是生活对我的教诲，这就是：时时忠诚！忠于自己！忠于人民！忠于祖国！”
谁会相信这段慷慨陈词竟出自纳粹党魁之口？乍一看，它与“林觉民遗书”“伏契克遗书”“茨威格遗书”有何二致？那气魄、定力和誓死如归的豪迈皆那么相似。然而，这确是戈培尔夫妇服毒前写给长子的诀别信。
这种荒谬的自信和狂妄源于何处？惟有的解释是：信仰。一个超级精神罪犯的信仰。该信仰力量之强、之顽固，毁灭性之大，乃至人类付出了上亿条生命和几十年废墟。显然，在这位纳粹信徒眼里，法西斯战斧乃天地间最正义的砥柱，最伟大的旗帜。
主人公虽是小人物，但沉溺的心理角色却是拿破仑。其犯罪的深层原因尚不在于生计和私利，更多是为信仰所驱，属一种理性犯罪，不仅卸掉了道德包袱，反有主持正义、替天行道之豪迈：“我想成为拿破仑，所以才杀人……杀掉一个害人虫，杀掉一个本就死有余辜的老太婆算什么？”他确信已识透了世间弊病和社会游戏，且不甘成为堕落时代的殉葬品，他要主动出击，反抗宿命。
主人公的底气还源于一股“自崇高”的拯世情怀。小说亦有交代：他嫉恶如仇，有过不少扶危济弱之举，比如同学病故后赡养其父，比如从失火的房子里奋力救出孩子，比如为死于马蹄下的路人办丧事……小说有一情景，他突然跪地吻*索尼娅的脚：“我不是向你跪拜，我是向人类的一切痛苦跪拜……”
这是一个双重性格的青年：既有底层的苦难体验和悲悯之心，又暗含强烈的权力戾气和支配欲望。正是这双重性，保障了其杀人底气的充沛：“恶”得到了“善”的夜色掩护。比如，他对自己杀人时的慌乱不满，并这样*：“我不过杀了一个虱子，一个讨厌的、有害的虱子……我不是出于个人欲望，而是为了一个崇高目的。我从所有虱子中挑出最不中用的一个，杀死了它，取走我执行第一步骤所需的钱，不多拿也不少拿，剩下的按死者遗嘱捐给修道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