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老了，头白了……
什么时候我们能责备风，就能责备爱……
——（爱尔兰）叶芝
当你老了，头白了，睡思昏沉，炉火旁打盹，请你取下这部诗歌，慢慢读，回想你过去眼神的柔和，回想它们昔日浓重的阴影……
多少人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真心，只有一个人爱你那朝圣者的灵魂，爱你衰老的脸上痛苦的皱纹……
垂下头，在红光闪耀的炉子旁，凄然地轻轻诉说那爱情的消逝，在头顶的山上它缓缓踱着步子，在一群星星中间隐藏着脸庞。
威·勃·叶芝（1865-1939），英国象征主义诗人，剧作家，爱尔兰文艺复兴的领袖之一。
世纪之交，叶芝以饱满的激情为故土事业而忙碌。政治上他拥戴爱尔兰自治，但又是一个保守派和渐进论者，他反对暴力，主张改良，憎恶杀戮与复仇。这位物质与精神的贵族，在性情和生命实践上，堪称一个温美的理想主义者。
1889年，对诗人来说永生难忘。爱，降临了。
他与美丽的茅特·冈第一次相遇。她不仅仅是个著名女演员，更是位“朝圣者”——其时的爱尔兰民族运动领导人之一。关于那惊鸿一瞥的触电，诗人忆云：“她伫立窗畔，身旁盛开着一大团苹果花。她光彩夺目，仿佛自身就是洒满了阳光的花瓣。”
《当你老了》，即叶芝于1893年献给茅特·冈的。不幸的是，诗人的痴情没有换来对等的回报，他得到的是冷遇。这一年，诗人28岁。
和那些幽幽的“静物”型美人不同，茅特·冈性格外向，追求动荡和炽烈的人生。除了灵慧的艺术细胞，上帝还在其血液中注入了旺盛的冒险因子，她是一个敏于政治、主张在外向行动中赢取生命意义的女子。
惊人的美貌和桀傲不驯的性情、温柔的躯体和狂热刚韧的意志、艺术才华和披坚执锐的欲望、舞台上的优雅婀娜和狂飙突进的政治爆发力——种种混血特征，种种不可思议的品质，一起融就了神秘的茅特·冈！注定了她在女性花园里的稀有，注定了她在爱尔兰历史上的叱咤，亦注定了她在诗人心目中的唯一与永远。
叶芝是诗卷和云层中的骑士，地面上却不然，他更多地是一个先知，一个歌手，一个社会问题的冥思者和文化旷野上的呼喊者，而非身体行动和广场风暴中的骁将，其天性决定了这点。所以现实中，他的手上不会握有射出子弹并致人死命的枪管，其鹅毛笔上也不会沾染谁的鲜血。英国诗人奥登，在《怀念叶芝》里即有“把诅咒变成了葡萄园”之说。
敏细、多情、犹豫、矛盾重重……叶芝性格中沉淀着宁静的理性和智者的忧郁，太贵族太书卷气，无论体魄还是气质，都缺乏结实的“肌肉感”和外向扩张力。而诸如起义、暴动等物质方式的斗争，是需要易激易燃的肌肉元素做柴薪的，需要那些以*、粗糙、冲动、彪悍和“酒神”精神为生命特征的勇士……
所以他永远都够不上茅特·冈倾心的那种斯巴达克式的雄性标本。虽彼此尊重和敬佩，但“朝圣者”的政治原则和独立主见，使之不会在感情上接受诗人天生的柔软。她一次次拒绝叶芝的痴情，即使在自己最落魄的时候，即使在对方荣誉最盛之时。
1903年，“朝圣者”最终选择了一位军人作为法律上的丈夫：麦克布莱德少校。她的婚礼也让人瞠目结舌：没有婚庆喜乐，却有军鼓、号角和火炮轰鸣；不见婚纱彩车，却飘扬着各色旌帜和指挥冲锋的三角旗……
这确是同志的婚礼。也是诗人爱情的第一次葬礼。
从美学上看，俩人的生命气质恰好构成了一种反向的凸凹。作为理性向下深“凹”的他，无法不被对方浑身洋溢的那种“凸”的饱胀和英勃之姿所诱惑，所俘虏。更要命的是，她美！美得罕见，美得过分！这种“凸”的攻击性竟生在一副妖姬般的肢体上。如果她长得一点不美，或美得不够，事情就简单多了。
他远离茅特·冈的战场，却一步也未走出过她的情场，走出她作为女人的雷区。
在接下的数十年光景里，从各式各样的角度，茅特·冈不断地撩动诗人的神经，他感伤、失眠、沉思、动容，为她的事业所激越，为她的安危所牵绊，为她的偏执所忧虑……总之，他摆脱不了斯人的影子，其音容笑貌，像雪巅无人区的脚印一样，深深收藏在诗人脑海里，成为挥之不散的灵魂印章。“每当我面对死神/每当我攀登到睡眠的高峰/每当我喝得醉醺醺/我就会突然看到你的脸。”（《一个深沉的誓言》）。其一生中，至少有几十首诗是因茅特·冈而作，就连晚年最重要的诗集《幻像》也莫能外，在该书献辞中，他说：“你我已三十年没见，不知你的下落，很显然我必须将此书献给你。”
在一首题为《破碎的心》的诗中，他感慨万千：“为你一个人——认识了所有的痛苦！”这痛苦对普通人来说可谓不幸，但于诗人的艺术生涯而言，却属福祉。现实之死，正是艺术的开始。苏格兰诗人绍利·麦克兰在《叶芝墓前》里说：“你得到了机会，威廉……因为勇士和美人在你身旁竖起了旗杆。”
“勇士”，当指爱尔兰自治运动中那些武士般的激进者。“美人”则由茅特·冈领衔主演了，她甚至身兼双职。那“机会”，指的是一个时代所能给一个天才提供的精神资源和能量。
1916年复活节，爱尔兰共和兄弟会揭杆而起。暴动失败后，包括麦克布莱德在内的众多起义者遭处决。对于起义，叶芝虽理性上无法接受，但在喋血和绞架这些悲壮的符号前，诗人被震撼了，牺牲本身那种天然的纯洁性、所辐射出的信念硬度和恢宏的生命气势——都向诗人传递着一种高尚的悲剧美、一种礁石搏击旋涡的高潮之美……就连麦克布莱德——这个昔日情敌兼“酒鬼”的形象也陡然高大起来，“一切都变了，一种可怕的美已诞生！”“我们知道他们的梦，知道/他们曾梦过，死了，就够了……”（《一九一六年复活节》）
从历史的公正角度说，叶芝那些让茅特·冈不屑、甚至讥为“冷漠”“软弱”的理性，无疑是充满智慧和远见的。不仅对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爱尔兰，就是之于整个世界、之于二十世纪的无产者运动和民族激进革命，也属犀利的批评和深邃洞见。比如那首《伟大的日子》：“革命万岁！更多更多的炮声！/一个骑马的乞丐鞭打步行的乞丐，/革命万岁！更多更多的炮声！/乞丐们换了位置，但是鞭打依然。”
这种对乌托邦革命的讽喻，这种对“武器的批判”的批判，完全源于一颗赤子之心，源于对民族和同胞的深爱。“长久以来，他追随了那使他自己成为祖国的翻译者的精神——这是一个很久以来就等待着人们赋予一种声音的国家。把这样一生的工作称为伟大，是一点也不过分的。”（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
但对历史有用的，对爱情却未必。对人类整体有用的，对一个女人却未必。
爱是风。一场让人害热病害癫痫的风。她能酥化骨头，使之发痒、变软，变得飘然、恍惚、昏沉……到头来，却是浑身发冷、牙齿打颤，丧失对事物的抵抗和分辨。
1917年，诗人竟转向茅特·冈的养女伊莎贝尔·冈求婚。
这次匪夷所思的示爱，毋宁看作一幕时隔半生的、变相甚至变态的——向“朝圣者”的再次跪拜。和三十年前一样，诗人又撞到了墙上。
1919年2月，叶芝的女儿出世（当时他已和一个追求者乔·海·利斯结婚）。此时，诗人五十四岁。激动之余，他写下了《为我的女儿祈祷》，诗中祈求女儿能够美丽，但一定不要像茅特·冈那样美！他认为那样的美反而得不到幸福和安宁，就像希腊的海伦带来的是特洛伊战争……“愿她成为一棵树，枝影重叠/她所有的思想象一只只红雀，/没有什么使命，只是到处撒播/它们的声音辉煌又柔和，/那只是一种追逐中的欢乐，/那只是一种斗嘴中的欢乐……”
显然，他想让女儿远离像茅特·冈的人生模型。但，这毕竟是对女儿的期许，而非对待爱人的标准。同时，是否也更佐证了那位女神对诗人的影响和主宰？
1921年，爱尔兰获得了自治领地位。叶芝出任参议员。
1923年，叶芝获诺贝尔文学奖。
1939年，叶芝病逝。
那些“当你老了”的诗句，那关于“勇士、美人”的故事，将替他继续生活，继续在时间中飞奔、跌宕、飘扬……
茅特·冈，永远住在了他为其亲手搭建的诗歌积木里。
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和她永远一起了。
（2001年）
《鼠疫》：保卫生活的故事——“非典”时期的阅读
我反抗，故我存在。
——加缪
一个天性美好的人，一粒灵魂纯正的种子，日日夜夜受困于令人窒息的菌尘中，他将如何选择生命姿态？如何保证人性的正常不被篡改和扭曲？不被周遭强大的恶质所吞没？
逃走是快捷简易的方法，也是一条消极而危险的方法，因为随时都有被瘟神从后面追上并杀死的可能。且“逃走”本身就是可耻的，它意味着存在的缺席，意味着把配属给自己的那份苦难留给了同胞，由此而生的自鄙与罪感足以将一个稍有尊严的人杀死。正确的选择是：留下来，抗争，至最后。“挺住意味着一切”（里尔克），惟有挺住，才能保卫人的尊严和生命权利。“挺住”，既是生存，也是荣誉；既构成方法，亦造就价值和意义。
面对专制恐怖和法西斯瘟疫的肆虐，加缪的立场正是坚守与反抗。他参加法国的地下抵抗组织和各种*活动，领导《共和国晚报》《战斗报》，既反对纳粹主义，痛斥政治暴力，又谴责不负责任的虚无论调。他高呼：“第一件事是不要绝望，不要听信那些人胡说世界末日！”“让我们宣誓在最不高贵的任务中完成最高贵的行动！”不仅如此，他还在自己的小说《鼠疫》中，为主人公——里厄医生及其朋友选择了这一挺立的“人”之姿式和平凡的“高贵行动”。
四十年代的某一天，灾难直扑向了一个叫“奥兰”的平庸小城。一场格杀毋论的鼠疫訇然爆发。在一名叫“里厄”的医生带领下，人与死神惊心动魄的对峙开始了——
混乱、恐惧、绝望、本能、逃散、待毙、求饶、祷告……人性的复杂与多元、信仰的正与反、灵魂的红与黑、卑鄙与高尚、龌龊与健正、狭私与美德皆敞露无遗：科塔尔的商业投机和受虐狂心理，他为鼠疫的到来欢呼雀跃；以神父巴纳鲁为首的祈祷派，主张逆来顺受，视瘟疫为人类应得的惩罚，最终自己送了命；将对一个人的爱转化为对“人”之爱的新闻记者朗贝尔（为了远方恋人，他曾欲只身逃走，但在与医生告别的最后一刻改变了主意，毅然留在了这座死亡之谷）；民间知识分子塔鲁，他对道德良心的苦苦追寻、对人类命运的忧患与同情，使其一开始就投身于战斗，成为医生最亲密的助手和兄弟，他的牺牲是所有死亡中最英勇和壮烈的一幕：“无可奈何的泪水模糊了医生的视线。曾几何时，这个躯体使他感到多么亲切，而现在，它却被病魔的长矛刺得千孔百疮，被非人的痛苦折磨得不省人事，被这从天而降的仇恨的妖风吹得扭曲失形……夜晚又降临了，战斗已结束，在这间与世隔绝的房间里，这具已穿上衣服的尸体上笼罩着一种惊人的宁静。他给医生留下的唯一形象就是两只手紧握着方向盘，驾驶着医生的汽车……”然而，这不是普通的汽车，而是一辆冒着烟的、以赴死的决心和照明全速冲向瘟神的战车，你有理由确信：正是这“刺刀”的意志令对方感到了害怕，感到了逃走的必要。
里厄医生，一个率先开始保卫生命、保卫城市、保卫尊严的平凡人，一个有着强烈公共职责和义务感的人道主义者。他不仅医术高超，也是这座城市里对一切事物感觉最正常和最清醒的人。他临危不惧，始终按照自己的信仰和原则来行事——惟有这样的人才真正配作“医生”。坦率地讲，他本人对取得这场战斗的胜利一点也没把握，但其全部力量都在于：他知道一个人必须选择承担，才是有尊严和有价值的（承担有多大，其价值就有多大）！他知道为了生活必须战斗，必须为不死的精神而战——即使在最亲密的战友塔鲁倒下时，他也毫不怀疑和动摇。这信仰是生命的天赐，是地中海的波涛和阳光、是相濡以沫的母亲和深情的妻子用爱教会他的。他不膜拜上帝，相信天地间唯一的救赎就是自救！正是这峰峦般高耸的理念支撑着奥兰摇摇欲坠的天幕，并最终挽救了它。
良知、责任、理性、果决、正常的感觉、尊严意识——正是这些优美的元素雕塑了一群叫“里厄”的头颅。正是医生、职员、小记者这些默默无闻的小人物（而不是什么市长、议员、警察等国家机器人）——以自己结实的生命份量、以情义丰饶的血肉之躯筑就了奥兰的精神城墙。
故事最后，是里厄收到妻子去世电报的情景（而全书开头，是丈夫送病重的她去火车站）。读它的那一刻，一股冰冷的潮湿贯通我的脊椎，仿佛又看到医生那苍白瘦削的微笑——这凄惫的笑容几乎每天都写在那张脸上。
母亲几乎是奔着给他送来一份电报……当她回到屋内时，儿子手中已拿着一份打开的纸。她看了他一眼，而他却固执地凝视着窗外正在港口上演的灿烂的早晨。
老太太叫了一声：“贝尔纳”（医生名字）
医生心不在焉地看了看她。老太太问：“电报上说什么？”
医生承认：“就是那件事……八天前。”
老太太把头转向窗户。医生沉默无言。接着他劝母亲不要哭。
内心里，我低低地向那个沉默的男人致敬。加缪说过：“男人的气概并不在于言辞，而体现于沉默中。”里厄，正是加缪心目中的男人。山峰般的男人。
阅读这部保卫生命的故事过程中，我脑子里不时矗立起两座纪念碑式的声音，仿佛从遥远的神祗山顶上飘来——
“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海明威）
“我拒绝人类的末日。因为人类有尊严！”（福克纳）
它们仿佛在为里厄的战斗作着画外音式的现场解说。一刻不停地诠释着、声援着、鼓励着、温暖着……我深深明白，这是女娲补天、夸父追日的飞翔的声音，是普罗米修司的燃烧和西西弗斯推动滚石的声音。正是这声音，捍卫着人类最后的一线生机、希望与荣誉。
灾难本应成为人类最好的课本。不幸的是，大劫之后，人们往往只顾得庆幸，只忙着庆功，只盼着伤疤早日完消，却将皮开肉绽的痛给忘净了。这也是让里厄忧心忡忡的那种情景——
“他们如醉如痴，忘了身边还有世界存在，忘了那些从同一列火车上下来而没有找到亲人的人……”黄昏的街头，幸存者尽情狂欢，“钟声、礼炮、音乐和震耳欲聋的叫喊……当然，亦有一些看起来确实神色安详的漫步者。实际上，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在自己曾受苦的地方进行着一种微妙的朝圣。他们不顾明显的事实，不慌不忙地否认我们曾在这样的荒谬世界中生活过，否认我们经历过这种明确无误的野蛮，否认我们闻到过这种使所有活人都目瞪口呆的死人气味，最后，他们也否认我们都曾经被瘟神吓得魂飞魄散。”
这与鲁迅所说的“久受压制的人们，被压制时只能忍苦，幸而解放了便只知道作乐”有何二致？
其实，关于“鼠疫”是否真的已经消逝，小说在尾声已作了预言——
“里厄倾听着城中震天的欢呼，心里却在沉思：威胁欢乐的东西始终存在……鼠疫杆菌永远不死不灭，它能沉睡在房间、地窖、皮箱、手帕和废纸堆中耐心地潜伏，也许有朝一日，瘟神会再次发动它的鼠群，选择某一座幸福的城市作为葬身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