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表象上的迷雾并不能掩盖背后的真实。蔡寿祺所做的一切，不过是为了一己私利。特别是那两封奏折，完全可以看作是蓄谋已久的政治表演，想通过这种手段来讨好慈禧，以获得自己的进身之阶。
为什么这么说呢？
先来看第一封奏折，他矛头指向的，是以曾国藩为代表湘军将领群体。我们知道，曾国藩是肃顺一手提拔起来的，而肃顺又是慈禧当年的死对头。
加上当时满人官员对汉人官员意见很大，正有意排斥。蔡寿祺是给满族将军胜保搞过服务的，关系非常密切。
所以，这封奏折背后的动因，无非是取悦慈禧，讨好满人官员。
第二封奏折是批判恭亲王奕訢的。慈禧和奕訢在扳倒肃顺问题上，结成了较为牢固的攻守同盟。但肃顺倒台伏法后，唯一可以和慈禧抗衡的，也只是奕訢了。
慈禧既要倚仗奕訢的才能，又忌惮他的势力，很想找机会给奕訢一点颜色看。蔡寿祺的奏折就是针对这种情况发出的，至于把谁批倒，这不是他的目的，他的指归在于讨得慈禧的欢心。
至此可以看出，蔡寿祺这个能吏所发出的措辞严厉的批判，本质上不过是披着正义外衣的谄媚。
这种谄媚看上去很有儒者的风骨，但实质与儒家所倡导的大丈夫精神是相去甚远的。其骨子里，依然是唯权力和利益马首是瞻的讨好卖乖。
史学家吴相湘评曰：“综观蔡之两疏，慷慨激昂，坦白直率，若真心为国者，然其实则含有争夺政权、军权之阴谋在。”
蔡寿祺如此高技巧的谄媚是否给自己换回了光明仕途呢？
不然。你参别人，别人也可以参你。蔡寿祺奏折中弹劾所涉及的刘蓉，不久也呈上一折，弹劾蔡寿祺“在四川招摇，擅募兵勇”等。随后，蔡寿祺即被革职，自此穷愁潦倒，一蹶不振，晚年失明，七十三岁时死去。
高阳在《清朝的皇帝》一书中写道：“小人为求一己之富贵，不惜败坏大局的实例，史不绝书；只是蔡寿祺枉作小人，从此潦倒，窝囊之至。”
悬在清朝官员头顶上的问责之剑
自古以来，在制度设计初衷上，权力都是和责任联系在一起的。
历代政府为了确保官员用好权、慎用权，采取了不少约束措施，努力让官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和行事。
然而，如同俗话讲的，“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总有一些官员不守规矩，或是有意铤而走险、为利益触犯法律，或是能力有限、无意间违背了法律。对于这些官员的处罚，在古代是相当严厉的，至少从清朝的判例来说，后果很严重。
荐人失察被问责
陈宝琛就是因为推荐干部失察而被革职的。
陈宝琛这个人，在晚清历史上颇有些名气，与张佩纶、黄体芳、宝廷齐名，是“清流”党中的高手，当时人称他们四人为“清流四谏”。
客观地看，这个人有学问、有胆识、有文采，各方面都不错，加上机会垂青，他的前半生官员亨通。1883年，才36岁的他已经当上了礼部副部长（待郞）。
顺风顺水的时候，转折也常常不期而至。这一年，法国出兵侵犯越南，书生意气的陈宝琛，力荐唐炯、徐廷旭担当军职。具体来说，就是荐举云南布政使徐廷旭率军出关牵制法兵，推荐广东布政使唐炯率军“赴蒙自筹处，以窥越边”。
这两个人，却并非如他所想象的那么厉害，不久后即被法兵大败。
推荐干部失察，在当时的处理很不简单，陈宝琛所受的是“部议降五级处分”。用现代官阶来测算，就是从副部级一下子降到副县级。
可见，那时推荐干部的失职追责是相当严重的，比现在要严厉得多。
判名案负大责
不少人知道杨乃武和小白菜的案子，这里面同样包含了一些问责的案例。
清朝同治十二年（1873）十月，浙江余杭县的葛品连因病身亡。曾经，很长一段时间里，葛品连和妻子毕秀姑租住着新科举人杨乃武的房子。
毕秀姑有几分姿色，为人比较大方，因常穿白衣绿裤，乡民给她起了个外号叫“小白菜”。
杨乃武生性开明，和小白菜大概交往频繁。葛品连看到自己的老婆和杨乃武交往，心里气愤不过，到处向人谈论，弄得杨乃武和小白菜的绯闻路人皆知。
这次葛品连一死，舆论便联想到是杨乃武和小白菜所害。
基于这一心理，各级负责侦讯审判的官员，便先入为主地对杨乃武和小白菜作了有罪推定。
为了获得和这个推定一样的认罪结果，各级审判官采取了逼供等令人齿冷的办法。比如，余杭县令刘锡彤就对小白菜用了酷刑，小白菜熬不过，只得违心招了，说杨乃武提供砒霜给她，让她毒死葛品连。据此，杨乃武和小白菜被判处死刑。
案件层层上报复核，杨乃武层层翻供。但不论是杭州知府陈鲁，还是浙江巡抚杨昌濬，都简单照报上去。
由于杨乃武拼死翻供，请家人喊冤，加上世间舆论汹汹，朝廷派出礼部侍郎胡瑞澜（时兼任浙江学政）对这个案子进行复审。然而，除了更加严酷的刑罚以外，此案并没有任何改观。
最后，此案还是在慈禧太后的过问下，澄清杨乃武和小白菜的杀人罪名不成立。这就是说，以前的判决，都是轻率胡为。
那如何处理这些主审和参审的官员呢？
当时的处罚的确不可小觑，杭州知府陈鲁、侍郎兼学政胡瑞澜、巡抚杨昌濬等主审的官员和宁波知府边葆诚、嘉兴知县罗子森、候补知县顾德恒、龚心潼、锡光等参审的官员，一律予以革职；初审刘锡彤除被革除余杭县令职务外，还从重发往黑龙江效力赎罪。且这些官员，永不叙用，表明他们再也没有复出的机会了。
这种层层追责和现在相比，显然要惊心动魄得多。
审小案同样负大责
小案一
还有一些案子，影响没杨乃武和小白菜事件这么大，也没有惊动皇上或太后过问，但对误判者的处罚，则是同样严厉的。
道光甲辰年（1844）夏天，陕西神木县发生了一起凶案。县民李述秀与族妇李苏氏通奸，被一个十三岁的女孩李春孩看见了，两人惊慌，用镰刀将李春孩杀死灭口。
案子报到知县王致云那里，嫌犯辩称由于李春孩骂他们为贼，才起了争执，失手把她打死了。
王致云听信此言，也不细究，按此作了判决：李苏氏援斗殴律拟绞，李述秀杖徒。
案卷报上去，巡抚李星沅、臬台傅绳勋看了很奇怪，李春孩才十三岁，即使骂得再恶毒，也不致于斗殴被打死。
将案子交给西安郡守李希曾重审，一审就审出了实情，改判如下：按谋杀罪将李述秀斩首、李苏氏绞刑。
上报朝廷后，很快有了回复：知县王致云革职，李、傅、李以审讯精详，加官二级。
小案二
另有一案，也发生在这个夏天，只是发生地变成了北京通州。
当地民妇康陈氏和外甥石文平吵架，被石文平打了一顿，心里气不过，上吊自杀了。石文平见事不妙，用钱买通康陈氏的一个晚辈康王氏，让她说康陈氏是得病死的。
偏偏不巧，有个叫王二的，与康王氏素有怨仇，这时跳出来，到处扬言康王氏是康陈氏和石文平谋杀的。
当地指挥萧培长、王莹把两人抓来审讯，简单了事，以谋杀定罪。
案子报上去，刑部主事杨文定认为此案多疑，报请重审，挖出实情。
与此案有关的官员萧培长、王莹“从重发往新疆，遇赦不赦”。重审的杨文定则“留心折狱，平反得宜”，提升为员外郎。
这两个案件见于当时的邸报，都是实事。在这两个案件中，所有有责任的官员都遭到了重谴，足见清朝的问责制是相当严厉的。
清朝二百多年历史，能基本保持社会稳定，和这种自我纠错机制的存在是有重要关联的。
的确，平时我们读书、看电影，常会得出清代官员“官官相护”、胡乱办案的印象。《红楼梦》里“葫芦僧判断葫芦案”就是典型例子。
不可否认，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有她的阴暗面，但因此就简单地作一个不负责任的否定判断，也是不科学的。
看了上面的案例，我们可以知道，清代官场并不是一句“黑暗腐败”就能概括得了的，——她也有自己的光明面，比如高挂在各级官员头顶上的问责之剑，就让人看到一些矫正弊端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