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令他们得意的是，军机大臣也挨了一顿批评，谕旨这样说：“并非军机大臣为贺寿慈开脱处分，敢于徇私，唯机务甚烦，关系至重，军机大臣承书谕旨，嗣后务当益加谨慎，毋得稍有疏忽。”谕旨说得比较委婉，给了军机大臣一个台阶下，但后面几句还是比较严厉的，要军机大臣务必谨慎小心，不能出任何差错。
显然，宝廷的奏折影响至巨，太后的谕旨实质上是对他的一个交代和回应。
清流的力量由此可见矣！
8.审慎看待“清流”的表现和力量
从贺寿慈被弹劾的经历，可以看出舌头的力量是多么强大，其正义之气似乎也喷薄不可阻遏。
但时人对“清流”的看法并不都是肯定的，李鸿章在晚年时，深有感触地说过一段话：“言官制度，最足坏事。故前明之亡，即亡于言官。此辈皆少年新进，毫不更事，亦不考究事实得失、国家利害，但随便寻个题目，信口开河，畅发一篇议论，藉此以出露头角；而国家大事，已为之阻挠不少。”又说：“天下事，为之而后难，行之而后知。从前有许多言官，遇事弹纠，放言高论，盛名鼎鼎，后来放了外任，负到实在事责，从前芒角，立时收敛，一言不敢妄发；迨至升任封疆，则痛恨言官，更甚于人。”（引自吴永《庚子西狩丛谈》）
李鸿章历经宦海风云，老于世故，眼光非同一般。他所作的评论，主要有两层意思：
一是“清流”们之所以喜欢言事、发议论，主要是为了出风头、引人注意，实际上阻碍了许多国家大事。
二是这些“清流”并非道德高标，常常说一套做一套，到他们自己当了地方官，不但不再乱发议论，而且自己也痛恨“清流”。
李鸿章的观点，来自于他的实际观察和经验总结，应该是可信的。张之洞、宝廷等人后来的表现，似乎也印证了李鸿章的看法。
既然如此，“清流”们的作为便应完全否定了吗？
显然，我们不能简单草率地作出这个结论。终究，不管“清流”的私心目的如何，在实际功效上，他们的言论还是起到了一定廓清时弊的作用。学者黄波这样认为，“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一批不畏权势、勇于言事的清流们，大吏们的气焰会嚣张得多，晚清政治也会更加污浊”，“无论如何，我愿意对那些真正的清流们保持一份敬意”。（黄波《只爱蛾眉不爱官》，载《随笔》2011年第4期）
当然，从个人明哲保身的角度来说，言论能成人之美，亦能毁人于无形。贺寿慈被成功弹劾的案例教导我们，当被一帮有组织、有纪律的“清流”瞄准和盯紧的时候，一定得小心了，能从他们步步为营的唇枪舌剑之下逃脱的，应该是寥若晨星。
人在世上走，最好不要踏入舆论的河流，在波涛汹涌的话语之浪中，能全身上岸的，只怕还没有。
当谄媚披上正义的外衣
传世经典《论语》里有个很有名的段子：“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对贫穷而不谄媚、富裕而不骄蛮的人是赞许的；孔子则进一层，他觉得更完美的，是虽贫穷但快乐、虽富裕但喜欢制度礼法。
从孔子和子贡的对话里，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儒者是有骨气的，是不愿奴颜婢膝去讨好人的。
后来孟子将这种骨气加以引申，丰富成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
固然，历史上讲骨气的儒者为数甚多，但为了讨好当权者作出奴才相的儒者，也是不计其数。尤其有些谄媚行为，披着正义的外衣，很难被发现。有时，我们甚至会为这种做派鼓掌呐喊，成为它的抬轿者和帮凶。
在四川帮助御敌
蔡寿祺出场时，展示的基本上是一个正直的能吏形象。
据史料载，蔡寿祺是江西德化人，道光年间中进士后，被安排在中枢机关服务，也曾到满族将军胜保营中搞过军务。
咸丰丁巳年（1857）冬天，蔡寿祺父亲过世，由于江西九江此时被太平军占据，不能直接回家。因此，直呆到第二年五月才离开京城，准备先到四川，再坐船回江西老家。
这时的四川也不安宁，石达开的部队正准备进攻四川。恰巧，蔡寿祺和时任四川主要领导的曾望颜是老熟人。蔡寿祺便在军事上自告奋勇地给曾出主意，姿态颇为豪壮。
用他自己的话说，“当成都危急之秋，四郊匪徒蜂屯蚁众，秦关远隔千里，一蹴难几，若蔡子束手城中，不死乱兵，即死于土匪矣，故毅然自任不避猜嫌”。这话倒也合情合理，按他的说法，如果不尽心尽力，自己就可能死于乱兵或土匪之手，这就必须尽己所能贡献御敌之策了。
不仅如此，他还提供了一些军费。
有个叫陈祥兴的将领带兵到成都，当地官员怕出军费，对陈祥兴不是很热情。蔡寿祺表示，“寿祺念省垣危急”，“遂倾囊助之”。并且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对陈祥兴这支部队讲话，“于是陈军感奋，追贼东下，擒戮甚多”。（蔡寿祺《筹蜀记》）
从这些事情来看，蔡寿祺这个人对大局和形势的把握是比较准确的，且敢于任事，该出手时就出手，不计个人名利，工作效果看上去相当不错。
当然，这些记叙出自于他本人的手笔，难免有夸张或溢美的成分。一般人都知道，一个人把自己的事迹用笔记下来传之后世，赞美的地方肯定要多一些。
一连弹劾多位牛人
等到守完父丧，已经是同治元年（1862）。蔡寿祺又由江西进京，担任日讲起居注官。这个职位，主要是在皇宫里服务，编写皇帝的工作和生活日志（起居注）。看似不太重要，但由于在皇帝身边，就变得显贵起来。
在这个平台上，按照蔡寿祺一贯爱表现的性格，他是不甘寂寞的。
果然，同治四年（1865）二月二十四日，蔡寿祺上了一道洋洋洒洒多达万言的奏折，对曾国藩、骆秉章、曾国荃、多隆阿、刘蓉、胡林翼等以湘军将领为主的名臣名将一一提出严厉斥责和批评，列举纪纲败坏的现象达十种之多。
三月初四日，蔡寿祺接着又呈上一道奏折，专门针对恭亲王奕訢进行苛酷弹劾。这个折子对恭亲王的批判在语气上非常严正，同时也非常有技巧。
他批评恭亲王贪墨、骄盈、揽权、徇私，每一条罪状都义正辞严，却不直接提出自己的批驳意见，而是通过别人的反映来体现。
比如，讲恭亲王骄盈，奏折上的原话是：“自金陵克复后，票拟谕旨多有大功告成字样，现在各省逆氛尚炽，军务何尝告竣，而以一省城之肃清，附近疆臣咸膺懋赏，户兵诸部胥被褒荣，居功不疑，群相粉饰，臣民猜疑，则以为议政王之骄盈。”议政王就是指恭亲王奕訢。这里说，自从把南京从太平军里夺回来后，恭亲王负责的军机处所拟的谕旨常常写有“大功告成”的字样，实际上现在还有很多省被太平军占领着，大家因为一个省的太平军被肃清，疆臣京官都被奖赏，互相粉饰，臣民对此表示猜疑，就认为恭亲王骄盈。
奏折的语言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既要讲罪名的严重性，又不能说是自己的指斥，蔡寿祺实在是高明。他还在奏折里提出了处理方法，“臣愚以为议政王若于此时引为己过，归政朝廷，退居藩邸，请别择懿亲议政……庶几天和可召，物议可弭，为朝廷无疆之福，即为一己全不朽之名”。
这话说得很明白，无非是：恭亲王我参了你这么多罪名，你识相的话，还是早早把权力交出来，说不定还能保全名声。
原来是在搞政治表演
回过头来分析一下蔡寿祺的言行，我们发现，不管是在四川挺身而出帮助平乱，还是在朝廷内不畏权贵弹劾名将名臣和炙手可热的恭亲王，其姿态都似乎站在正义的一边，他本人也如同一个正义的化身，手举着道德高标等着后人膜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