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边界地区长期以来经济落后，广大农民生活极其贫困，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农民的生产资料和牲畜极其缺乏，虽然获得了土地，但在生产上仍然困难重重。边区的工农政权一成立即采取多种措施减轻农民负担，扶植农民发展生产，改善生活。主要是：①不向农民征粮、派款，使其休养生息。党政军的开支，主要靠“打土豪”解决。土豪拉到根据地，向他们要钱，由他们的亲戚出面“仪价”，或者要物，特别是根据地奇缺的物资，如油印机等。出了钱或出了物之后，小一点的豪绅便放回去，民愤极大的就杀掉。杨森带骑兵团在韩城、长武一带拉了许多豪绅，弄到不少财物，解决了根据地经济方面许多迫切需要。行动非常成功，在政治上引起了强烈反响，曾一时轰动西安，震惊了敌人，城里立刻大哗：“红军真厉害，人多得很哪？”②经营红军公田。在土地分配中适当留出一部分土地作为“红军公田”，由村苏维埃政府经营，其收获一部分用于优抚红军家属和烈属，一部分用于过往的红军游击队零散人员。③兴办小牧场。那时，南梁地区牲畜很少，几乎没有牛羊，土匪常来抢劫，有钱人都将牛羊赶走了，因缺乏牲畜，农业生产受到了很大影响。为此红军派出小股部队，打入敌占区，捉土豪、抓劣绅、收浮财、赶牛羊，分配给根据的农民群众扶持群众发展生产。把打土豪没收的牛羊适当留一部分，组织专人集中放养。耕牛用于为贫苦农民耕田，羊只主要供作军用。鼓励农民发展畜牧业，帮助他们解决生产所需的耕畜。④组织互相合作社，集资支持农民发展生产。兴办荔园堡互相合作社时，边区苏维埃政府号召机关、部队捐款支持，红三团一次捐款50多元。⑤党政军人员全部实行供给制。从边区领导干部到一般工作人员、红军战士，经济待遇一律平等。特别是政府明令宣布不向农民征粮和接受农民捐献粮，使南梁人民得到了休养生息，促进了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也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激励了他们搞好生产，建设根据地的积极性。
（三）开设集市，发行货币，促进流通
南梁政府采取了比较宽松的商业政策，保证商业自由，不干涉经常的商业市场关系，还采取保护政策，允许小商人来苏区做生意。
那时候没有明文规定的商业税收制度。为调剂余缺，促进流通，根据地开设了集市。照金时期在薛家寨山下停子沟设了集市，5日一集，主要是为红军收购粮食和其它生活日用品。
荔园堡在清同治以前曾有过集市，同治年间倒了，群众交易很困难，农村经济十分萧条。边区政府在荔园堡设了集市，每月开市三次，逢一为集，每月阴历初一、十一、二十一为集日。为了把集市贸易巩固下来，刘志丹曾组织秧歌队、社火班子、皮影戏剧团在街头演出，宣传群众，扩大影响，收到意想不到的好效果。
每逢集日，荔园堡方圆数十里的群众纷纷前来赶集，有炸麻花的，卖蒸馍，荞面饸恪的，卖羊肉的，卖其它小吃的，还有卖熟米、细粮、马料以及蓝布做的鞋。市场上牛羊骡马、山货农具、日用百货，样样齐全，吸引了周围几个县的客商。摆摊子的高声叫卖，顾主争相购买，人来人往，市场生意兴隆，一派繁荣景象。几乎每逢集日，习仲勋叫几个人去走一走，群众把他们围拢起来，问这问那，亲热极了。
国民党统治区来的商人，苏维埃政府采取欢迎和保护的政策，通过各种办法，同国统区开明的商人建立合作关系。为鼓励他们来苏区做生意，苏维埃政府将苏区的山货、羊畜、烟土廉价卖给他们，使他们有利可图，又通过他们把苏区缺少的棉花、布匹、盐、药品和其他急需的物品偷偷给我们运进来。这样久而久之，一些商人因受到革命影响，思想进步了，逐渐变得同情革命，有时甚至冒着杀头的危险给苏区输送货物。每逢集日，白区商人运来蓝白布匹，粉连纸、绿白纸、油墨等物品，在集市上购买土特产品、牲畜，带走大烟土和白洋。
集市过了一些时间市场出现低潮，有时候集市上来的人不少，就是没有做生意的。刘志丹亲自访问群众，摸清了底细，原来群众吃够了国民党钞票的苦头，今天到手的票子明天就不顶用了，那时候我们边区政府还没有自己的货币，银洋和食物又不便携带，这就给经济流通带来了困难。
为了稳定市场，繁荣地区经济，把财政彻底夺回到人民手中，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财政委员会在南梁发行了自己的货币——苏币（群众称为苏票），建立边区政府自己的金融系统并禁止了国民党的货币在苏区流行。在寨子湾附近的东沟设立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银行，在白马庙川的油坊沟设立了造币厂。造币厂只有三名工人，其中一名就是1934年在元城“抓”的那位开明绅士高明山，他为革命根据地经济建设贡献了自己的一技之长。在技术设备一无所有的情况下，高明山经反复试验，就地取材，用手工制成布制苏币。印制苏币很简单，没有机器，完全靠手工刻版，采用木刻版印在白洋布上，盖上陕甘边苏维埃政府财政委员会的蓝色印鉴，涂以桐油即成。共发行布币3000元，票面分壹圆、伍角、贰角、壹角4种。苏币与银元等值。但一开始，人们对布币持怀疑态度，上集市只观光，不做买卖，财政委员会在荔园堡设立了4个苏币银元兑换处，客商可以用布币直接兑换银元。时间长了，携带方便的布币终于使用开了，集市也逐渐活跃起来，苏币取得了很高的信誉。
当时苏币发行量不大，但价值很高，花壹角钱，能买到许多东西，物价十分稳定，人民非常赞成和拥护。
（四）开办学校，发展文化教育事业
这里没有一所学校，全南梁地区仅有地主、官吏、商人等6个人识字，大多数人目不识丁，文化之落后，文盲之多，达到了罕见的程度。老百姓过年写对联没办法，将锅底下的墨黑刮下来，用水和好，抹在碗底，再印在买来的红纸上，横印四个圆圈作横批，左右各竖印7个圆圈作为一副对联，贴在门上。
当时，苏区的教育分三个部分，学校、军队、社会，重点主要在政治方面，甚至儿童识字时也是通过简单的革命口号来学的。
苏维埃政府成立后，提倡兴教办学。将已在林镇小河沟建起的列宁小学，移至荔园堡的转嘴子继续办学，郝建德任校长，张景文任教员，这在南梁是破天荒的一件事。翻身的南梁群众用红布为孩子们缝书包，把衣服洗净、高高兴兴送到学校。当了几代“睁眼瞎子”的农民听着孩子们跟着老师朗读“拿刀杀豪绅，拿枪打白军”的课文时，不禁热泪滚滚，打心底里感谢共产党。
校舍是没收地主的房子，只有三孔窑洞和两间房子。师生们自力更生，架木板当桌子，垒土台当凳子，扫锅黑当墨汁，设备十分简陋。
教材是自编的油印本或手抄本，边区苏维埃政府文化委员会委员长蔡子伟亲自为学生编写课本。诸如：“马克思、恩格斯、世界革命二导师”、“拿刀杀豪绅、拿枪打白军”、“我爸爸是农民，在地里耕种；我哥哥比我大，拿刀杀敌人”。这些教材完全是新的革命内容，多采用顺口溜的形式，通俗易懂，朗朗上口，好学易记，既是文化课本，又是政治课教材。
教员张景文是从西安来的青年知识分子，也是千里迢迢投奔南梁根据地的第一位女知识分子。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革命真理，毅然离开繁华的都市，撇下年幼的孩子，迎着初春的寒冷，翻过山沟、穿越森林、趟过河水、长途跋涉十多天，来到了南梁。边区有文化的人奇缺，刘志丹、习仲勋等边区领导见到她，如获至宝，立即分配她搞宣传，发动群众工作。她写的一手好字，左右两手能同时挥毫，两手同写两行字，同起笔同落笔，所写文字的意思正好能接上。她先担任政府妇女委员会委员长，后派到列宁学校任教。
她性格活泼开朗，逢人爱说爱笑，平时光着脚穿一双黑方口偏带鞋，到群众家里把鞋一脱，光着脚坐在炕上同群众拉家常、讲革命，群众和游击队人员都亲热地叫她“张放心”。
张景文上课时嗓音洪亮，对学生态度好，讲课通俗易懂，教学效果非常好。学生有60多名。学校还有红二十六军三团的12名先锋队员，大多是十三四岁的孤儿，张景文对这些孤儿非常关心和照顾，衣服破了她给缝好，手脸脏了她给洗净，甚至娃娃衣服上的虱子，她晚上坐在油灯下一个一个地给抓掉。学校同时还开设了军事课，学生们拿着红缨枪、木大刀，练习格斗、拼杀，培养他们顽强勇敢的革命精神和长大参加红军的雄心壮志。
第一所列宁小学创办起来以后，又在太白、九只窑口等地陆续办起了列宁小学。南梁山区，书声琅琅，翻身农民，喜上眉梢。
1935年春，国民党对南梁根据发动第二次“围剿”，南梁政府东迁，列宁小学也停课解散。张景文和在学校的红三团的先锋队员跟着红军来到洛河川下寺湾。在离开学校时，她对同学们说：“大家把仇恨记在心里、把课本藏起来、扛起红缨枪、同敌人作斗争，红军一定会打回来的，学校也一定再会建起来的。”
当年在这些红色学校上过学的孩子，后来有的参加了红军，奔赴抗日前线；有的参加了地方工作，其中不少人成为我党的优秀干部，为革命造就了一代新人。
这不仅在南梁教育史上，而且在陇东教育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苏维埃政府还很注意成人的文化教育，在一些村庄办起了扫盲识字班。让一个党员或者识字的人担任组长。年轻人或上了年纪的人，一开始朗读短句，在识字的同时吸收其中的思想。对认字多的，还给予奖励，不是红旗，就是铅笔或其它奖品。
部队也一边战斗，一边学习，一边识字。
同时，南梁苏维埃政府发动群众，广泛开展破除陈规陋习、移风易俗活动，设立了禁烟、禁赌、妇女放足委员会，颁布了相应的条例，并制定了反对封建买卖婚姻，反对迷信活动等法规，开展了以“劝破除迷信、劝诫赌博、劝诫吸食鸦片烟、禁止买卖婚姻，劝妇女放足、劝男子剪辫子”为内容的“六劝”活动。用新思想、新文化教育群众、引导他们从封建思想的枷锁中解放出来。这些措施的实行，使南梁山区掀起了涤荡旧社会污泥浊水的浪潮，出现了一个到处是破旧立新、朝气蓬勃的新局面。他们这样欢快地唱道：
婆姨女子脚放开，
头发剪成短毛盖，
男当红军女宣传，
革命势力大无边。
为了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边区苏维埃政府分别创办了《布尔什维克的生活》和《红色西北》，两份报纸，龚逢春和蔡子伟分别担任主编。报纸上发表的多是红军的战报及党和政府的决议，刊物版面不大，相当于现在的8开纸，用的是油光纸，印刷是油印的、印油有红、黄、黑三色，刻蜡板主要是席德仁，他的字迹工整漂亮。印报纸的两台油印机，是高明山利用同学关系，自己花钱在西安为南梁政府购买的，《红色西北》、《布尔什维克的生活》这两份报纸，就是用这两台油印机办起来的。刊物为团结教育人民、建设根据地起了重要作用。
在乡村、机关、学校和部队广泛开展了“列宁文化运动”，大力提倡工农兵群众占领文化艺术阵地，相继建起了列宁室（俱乐部），办列宁会（即周末文艺晚会或文娱活动），逢年过节，乡村的秧歌、社火也闹起来，人民群众文化生活空前繁荣。
这一时期，传统的陇东民间文化第一次赋予了革命的内容，产生了大量的以歌颂刘志丹、歌颂红军、歌颂共产党和要求翻身解放为主题的革命歌谣，使陇东民间文化开始了它的新生。是那个火红年代里出现的一个火红的艺术景观。它赋予了各种古老的文艺题材以新的思想内容，紧紧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创造的大量民歌，饱含着对共产党、红军、刘志丹无限的信任和盼望。
（五）创办红军干部学校，大力培养干部
刘志丹、谢子长从开始创建红军就对军事干部、革命骨干的培养工作十分重视。在西北反帝同盟军中就开办了军政干部训练班，组织干部学习游击战争。后来这个训练班扩大为军政训练队，分为高级班和普通班，学习讨论游击战术和部队建设等问题。1933年春又创办了随营学校，吴岱峰任校长，学员二百余人，由于没有巩固的根据地作为依托，只是处于“随营”性质的初创阶段。
1934年秋天，随着根据地不断扩大，武装斗争的深入开展，部队和地方都需要大批干部，为适应形势，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边区革命委员会于1934年10月初在荔园堡正式开办了红军干部学校。刘志丹兼任校长，习仲勋兼任政委，吴岱峰任副校长，主持日常工作，马文瑞、蔡子伟等兼任教员。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和陕甘边军区委员会成立之后，红军干部学校改为军政干部学校。校址从荔园堡迁到豹子川的张家岔。学员主要是红军、游击队的中、下级干部，也有各级苏维埃政府派来的地方干部。
张岔，在豹子川河源头的两条河的交汇处，这里山高沟深，古木参天，荒无人烟，平时人迹罕至。学员开始住在清朝同治年间战乱之前修的五孔旧窑洞里。学员又动手挖了些新窑，安上门窗，窑内盘上土炕，作为宿舍和讨论场所，开始了艰苦的学习生活。
教学内容政治课有：工农红军、共产党、土地革命、六大决议等，军事课有：制式教练、尖兵活动、班排连进攻、游击战术等，还开设了政权建设，群众工作和文化课程。同时兼搞生产。训练的主要目的是提高军事素质和增加游击战争常识等。
刘志丹担任军事课教员，也讲授社会发展史，他亲笔编写了包括“原始共产社会、奴隶占有制度、封建制度、资本主义……”等内容的讲授提纲。吴岱峰、马文瑞、蔡子伟等同志，分别担任政治、文化、政权建设、群众工作等其它课程的教员。因为学员程度不高，文化课以扫盲为主。同时还为部队训练了十多名司号员。
当时条件艰苦，没有正规的教室和像样的教学设备，每人一枝铅笔和几张麻纸。干校生活很简单，主食是黄米，蔬菜较少，一日三餐大都是糜子米饭，大家都叫“黄米杠子”。羊肉常吃，有时是“黄米杠子烂羊肉”。学员们白天学习、训练、劳动，夜晚排排窑洞灯光下、看书、讨论、唱歌……充满着朝气蓬勃的革命气氛。
学员们编了歌谣，描绘当时艰苦的学习生活，抒发自己的豪情壮志。
喝的山泉水，
吃的糜子饭；
睡的五孔窑，
穿的羊毛毡；
上山去种地，
下山把书念；
敌人来“围剿”，
勒马和他们干。
红军干部学校在荔园堡举办了第一期，历时1个月时间。在豹子川张岔，办起了两期。第二期70多天，第三期3个月。前后3期共培训干部300多人。这些学员毕业后，分配到红军、游击队、赤卫军和地方政府工作，成为陕甘红军和根据地建设中一支骨干力量。
（六）实行革命统一战线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