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奖励群众购买武器，买到新式武器则给予特别奖励，收缴敌人的武器归自己使用。
5．成立军政干部学校，培养军队干部。
6．成立民间递步哨，由赤卫队员担任，帮助红军传递消息，侦察敌情。
7．对牺牲的战士、赤卫队员、少先队员付给埋葬费和抚恤金。
8．兴办军械所，修理枪支、制造大刀、地雷、手榴弹等武器。
四、对地方民团政策
1．对靠近红军的民团则与之建立关系，互不侵犯。
2．对极端反动的民团则坚决消灭。
3．对保持中立的民团教育争取，使其向红军靠拢。
五、对土匪政策
1．有政治背景的土匪坚决彻底消灭。
2．为群众所痛恨的惯匪，无法争取者，坚决消灭。
3．其余土匪则采取一切办法争取改造他们。
六、各种社会政策
1．哥老会采取争取政策。苏区哥老会很多，他们大多讲义气，与红军有过较长时间的交往，对我们有过不少帮助，对其中的反革命分子，则发动群众清除，政府不直接出面干涉。
2．对扇子会、红枪会、硬肚、软扇等会道门采取争取政策。苏区内这类组织相当多，他们虽然迷信但对统治阶级都有反抗性，在这一点上能争取和改造他们。
3．向群众宣传禁烟、禁赌、放足等好处，并颁布禁烟、禁赌、放足等条例。
4．对红军家属、社会上的孤寡、残疾者，实行救济。以群众救济为主，政府救济为辅。
七、肃反政策
1．对敌探和证据确凿的反革命分子实行镇压，如群众愿保，不杀亦无损于革命的，可保释感化。
2．对确有罪证的反动豪绅、地主，坚决杀掉，反之只向他们要粮索款，一概不杀。
3．对犯人区分主犯和从犯，对主犯处理从严，对从犯处理从宽。
4．处决犯人经过群众大会决定，公开处决，不秘密杀人。
八、知识分子政策
对政治上清楚的知识分子，一概相信并分配适当工作，进行培养。
九、对白军俘虏的政策
对俘虏采取教育、争取、改造、使用政策，严禁随便杀俘虏。
十、文化教育政策
主要是兴办列宁小学，推动农村青年教育。
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浴血奋战，到1935年初，互相联系、互相配合、互相支援、并肩作战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陕北革命根据地都有很大发展，分别建成了大片的苏维埃区域。同时国民党又开始了对两块苏区的第二次大规模“围剿”。在此形势下，对两块苏区的党政军组织实行统一领导和指挥，已经十分必要。1935年1月，经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巡视员黄翰建议，中共陕甘边区特委书记惠子俊、军委主席刘志丹等率红四十二师第二团北上，到陕北根据地赤源县看望了正在养伤的谢子长，就建立陕甘边和陕北两块党政军的统一领导机构，以及组织第二次反“围剿”等问题进行了研究。2月5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中共陕北特委在赤源县周家硷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统一领导陕甘陕北两块苏区的党政军组织。
同时，在严格执行刘志丹为红二十六军制定的“临阵脱逃者处死刑，破坏武器者处死刑，强奸妇女者处死刑，缴获胜利品不归公者处死”等18条纪律的基础上，又根据刘志丹的提议，制定了这样一条法规：凡一切党政军干部，如有贪污十元以上者枪毙。刘志丹说：“群众最痛恨反动政府的不廉洁，无官不贪，我们一开始就注意这个问题，穷要有骨气，要讲贞操，受冻受饿也不能取不义之财。”政权建立之后，把廉洁当做头等大事。这些法规的实行，严明了党、政、军纪，保证了对人民的利益秋毫无犯和为人民清廉理政，深受根据地人民的欢迎和拥护。
陕甘边特委、政府和军委的工作人员，无论职位高低，一律实行供给制度，从吃饭、穿衣和日常生活用品到办公所需的笔、墨、纸张，都由政府财政委员会统一计划，统一筹办，按规定统一配发。待遇很低，军队每天每人供给小米1斤，每20人一碗盐，衣服、鞋子自备。虽然条件艰苦，生活清贫，但在物质待遇面前，大家总是互相谦让，互相体贴，关系十分融洽，谁也没有特权思想和特殊化表现，形成了艰苦为荣的革命风格。
当时，由于畜力缺乏，机关工作人员吃的小米都是自己推着碾子去碾。刘志丹、习仲勋等领导同志，经常和大家一起推着碾子碾米，这种事谁也不感到稀奇。数九寒天，冷风刺骨，刘志丹还和战士一样穿着单薄的衣衫。这年秋天为逃避敌人捕杀迫害而携带全家来到南梁的刘志丹的夫人同桂荣，当得知刘志丹被冻得经常腰、腿发疼，就找来许多旧的、新的、各色各样的碎布块，一块一块地拼凑着缝起来，给刘志丹缝了件棉袄。可是，这件棉袄他只穿了几天，就送给行军掉到河里的一个战士穿去了。
为了减轻人民群众的负担，陕甘边党、政、军领导机关还明确规定，“财、粮来源，主要是取于豪绅、地主，并向敌人夺取”；“对群众不动员粮，也不缴‘欢迎’粮，靠收买民粮，供给军队”。
政府对群众不收税，但是对剥削阶级是收税的，没收他们的现款和物资，因此，所收的税都是直接的。这与国民党的做法正好相反，他们到头来由工人和贫农负担大部分税款。苏维埃政府只对10％的人口征税，那就是地主和高利贷者，对少数大商人也征收很少一部分款，对小商人不征款。另—个收入来源是，人民的自愿捐献，人民群众认识到苏区对他们的重要，自愿大量的捐献粮、钱、布匹给红军。同时，号召党、政、军机关采取成立农牧场、种粮种菜、养猪养羊等办法，自力更生，补充红军和机关所需。尽管当时经费困难和粮食短缺，根据地群众自愿地给政府的“欢迎粮”和物资，都一概被婉言谢绝。相反，边区政府却以极大的热忱和努力，尽量解决人民群众的困难，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在整个苏区范围内，边区政府对作战或因公牺牲的红军战士、游击队员、赤卫军战士、少年先锋队员，均给予埋葬费和抚恤费；对红军家属和革命烈士遗属，均实行优待和照顾；对社会上的孤寡残废人员，除依靠群众给予扶助外，政府均给予救济；并对贫雇农的困难，也尽力予以解决，边区政府曾一度对雇农也实行供给制，发给他们棉衣、单衣、鞋袜、毛巾等物。那时的南梁山区，人民政府为人民、人民衷心爱政府的事例，真是不胜枚举。
军委和政府的驻地在寨子湾，但刘志丹、习仲勋、惠子俊等党、政、军领导同志，并不经常住在这里，他们经常生活、工作在人民群众中间，同南梁军民患难与共，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早在红军部队里，刘志丹就有“活地图”、“老伙侠”、“老马侠”种种美称，一直被战士们亲切地称呼为“老刘”。习仲勋当时只有21岁，这位年轻的边区政府主席，则被人们亲切地称呼为“小主席”、“小伙子”、“娃娃主席”或者直呼其名。惠子俊，是从西安一个兵工厂投奔红军来的修械工人，原在南梁红军修械所工作，他担任陕甘边特委书记的重要领导职务之后，仍然保持着工人阶级艰苦朴素的革命本色，经常和修械工人们在一起，为红军修枪炮、造子弹，大家还是那样亲热地叫他“惠师傅”。在这些看来似乎平平常常的事情中，却同南梁人民建立了牢不可破的血肉联系，至今，在南梁一带还传着他们密切联系群众，艰苦奋斗的动人的故事，也流传着人们编的许多“信天游”：
刘志丹，是好汉，
精脚片子打裹缠：
腰里别的手榴弹，
断（追）得白军跑不洴（音ban，跑不及）；
刘志丹，是好汉，
不拿架子蛮和善；
半月二十常见面，
和咱老乡好熟惯。
3．根据地建设
南梁政府成立后颁布了一系列政策和法令，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到关心群众，都有明确的规定，大大的巩固和发展了根据地。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根据地建设主要有：
（一）实行土地革命，解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
土地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之一。不改变地主的土地所有制，便没有彻底的反封建可言。在中国不存在单纯代表农民的政党，而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和代表人物，或者根本不关心农民的土地问题，或者只是说了一些空话。只有中国共产党最坚决地领导广大贫苦农民向统治了中国社会几千年的封建土地制度猛烈开火。
土地革命也就是土地改革，把封建土地所有制改为农民土地所有制，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土地纲领。南梁的革命武装从成立之日起便开始执行土地革命战争总任务，游击队除了打仗以外，每到一处都要开展打土豪、分土地的斗争。各级苏维埃政府（革命委员会）都设有土地委员会，专职组织领导群众进行土地革命，在大部分区域分配了土地。但在具体政策和实际做法上，各个发展阶段有所差异，因而形成了不同的特点。
寺村塬时期，开始是打土豪分财物，就是采取军事行动，没收土豪的粮食、牲畜和其他财物，而不没收分土地。以后又在五顷塬按照人口平均分配了农村的全部土地，但由于苏维埃政权还不巩固，群众未发动起来，群众不敢要地，因为红军一走，土豪劣绅又要去了他的土地，实际是明分暗未分。加之，陕甘边地广人稀，土地贫瘠，历来就是广种薄收，农民所受的痛苦，首先是土匪、灾荒、高利贷、苛捐杂税的剥削，所以进行土地革命时，群众对分土地并无多大兴趣，而对打土豪、分粮食、牛羊和衣物，不交粮、款和租子，则很感兴趣，红军一宣传，群众就问“什么时候实行”。当红军打了一些土豪，分东西给群众时，有几十里路以外的农民前来分粮食衣物。
照金时期，主要是没收地主、反动富农和祠堂、庙宇的土地，根据人口与劳力结合的原则，分配给雇农、贫农，对土地不足的中农予以补充。并采取谁租种就分给谁的办法，将没收的土地首先分配给应当得地的贫苦佃农，在田间插标写牌确定其地界。芋园乡分配了耀县学堂和香山寺的土地2000余亩，金盆乡分了耀县大地主李客，陈家坡地主梅生玉土地5000余亩。
南梁时期苏维埃政府的土地革命运动，就是根据1928年毛泽东总结了井冈山苏区土地革命的经验，亲自起草制定的第一个土地法一《井冈山土地法》。结合南梁山区的实际，制定了具体详细的土地政策，打土豪先是废除债务、烧毁契约，其次是分配粮食、牛、羊等浮财。处于南梁苏维埃政府中心区的庆北、华池两县，都开展了土改。
土地分配是从1934年夏天开始的，各区都成立了土地委员会，各乡、村都有一名土地委员，土地委员的主要任务就是组织和发动贫雇农，调查各村的土地占有情况，丈量核实土地面积，组织和领导群众分配土地和财产。当时，主要就是没收地主及富农封建剥削部分的土地分给雇农、贫农和缺少土地的中农，同时给地主家中参加劳动的成员留一定数量维持基本生活的土地。川台地按应得土地的农民人口平均分配，山地以其耕地能力按户划块。先分台地，后分山地，青苗随地一起分配。土地分配工作是在根据地的中心区域进行的，而在边沿区域仍然执行的是打土豪、分财物的政策。
在分配土地问题上，原任土地委员长张步清是横山人，本来家庭出身贫困，但在分配土地时，他的经济地位起了变化，贪图个人发家致富，自己开了许多荒地，并开始进行雇工，所以运动一开始，他就不积极，工作拖沓，当刘志丹等人批评他时，他却说：“白手起家，自食其力嘛！他们（指其他富农地主）和我一样，有什么可以分的。”刘志丹听了非常生气，“关键在于张老头，他变了，怎能把运动搞下去呢！”刘志丹对习仲勋说：“你不把土地委员换了，看土地革命能搞下去吗？”后来研究撤销了张步清的土地委员长职务，任命李生华为土地委员长，这一组织措施大家一致赞成，李生华年纪轻，工作热情高。
刘志丹、习仲勋等亲自深入调查、研究问题，制定政策，指导分地工作，他们还热情地接待来访群众，倾听他们的意见和呼声，及时纠正偏差。
1934年6月，习仲勋同志亲自带游击队打了紫坊畔塔儿掌土豪胡克申，没收粮食500余石，牛100多头，羊2000余只，银元1000枚，大部分给了贫苦农民。秋季，庆阳游击队打开庆阳大地主兼商业“恒义和”在悦乐上堡子的储粮仓库，大开仓门3日，就地给贫苦农民分配粮食2000余石。
由于当时根据地比较巩固，政策较合理，加之领导亲自动手，干部得力，紧紧依靠贫农团和雇农工会，真正发动了群众，分配土地运动进行的非常顺利，所以很快形成了土地革命斗争的高潮。
玉皇庙川、白马庙川、二将川、白沙川、豹子川等几道大川的村子分配土地运动热火朝天，到处是烧毁契约债据、斗争地主、分配土地和财产的繁忙景象。地富分子威风扫地，人民群众扬眉吐气。
在分配土地的同时，划分阶级成分，群众对自己的阶级成分非常重视，以做贫雇农为荣耀。华池、庆北两县共定地富300多户，占总农户的5％。
正如群众所说的，在打土豪后相信刘志丹，在分田地后相信党相信苏维埃。
1937年国共合作，将没收分配地主土地的政策改变为减租减息政策，以利团结抗日，为了保护农民既得利益，这年冬天颁发了土地证。
实行了土地革命，消灭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剥削制度，解决了农民最迫切的土要要求。过去，他们一愁无地，弄不上饭吃，弄不上衣穿，地主剥削使他们喘不过气来；二愁土匪横行，拉票子抢劫，他们甚至把老百姓炕上的毛毡卷走。每当夜晚狗一咬，老百姓就惊慌四逃，不得过安宁日子。红军游击队消灭了土匪，过上了安宁日子，又分配了土地，分到牛羊、畜牧业发展了，粮食产量增加了，生活有了保障，贫苦大众真是高兴地了不得。获得土地，是贫苦农民祖祖辈辈以来的梦想，农民是最讲究实际的。共产党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这个事实，使他们迅速地分清了国共两党和两个政权的优劣，极大地调动了广大贫苦农民支持革命、保卫和建设根据地的积极性，对巩固和扩大根据地，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广大贫苦农民因为分得了土地，从事实上认识到红军、游击队是为他们的利益而奋斗的，就从各个方面全力支持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这是南梁革命根据地能够生存发展的社会基础。
（二）减轻农民负担，与民生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