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对另一个的影响很难估量，至今我也说不清舅爷的到来对我意味着什么。能够肯定的是舅爷不止在那个风雪之夜来到我家里，在那个风雪之夜舅爷来到了我的生命里。舅爷到来的时候我们村还没有通电，没有电视，家里也没有什么课外书。为我建构另外一个世界的是舅爷讲的故事。历史故事、民间传说、三国、水浒、西游记……舅爷乐呵呵地笑着，偶尔捋一捋胡须。当舅爷两手干洗一把脸再捋捋胡须的时候，我觉得舅爷讲的故事不仅精彩、不仅好听，我觉得舅爷讲得很香。
也许是年龄的缘故，也许是客居的缘故，舅爷总是乐呵呵悠悠闲闲的。村里那些上年龄的老汉都喜欢舅爷，舅爷又不随意串门子，所以我家总是客来客往。我母亲既能干又大方，每有客来总会想方设法做些好吃的。所以，小时候我喜欢家里客来客往，甚至会盼望那些老汉来找舅爷打牌。那样不仅有好吃的，还有好看的。那些老汉打起牌来有一声不吭的，有哭哭啼啼的，有捋起袖子争抢的，有红了脸背过身赌气的。但舅爷总是端坐在那里捋着胡须笑呵呵的样子。
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候仿佛十分古老，很难将那个时代与现在联系起来，但那的确就是我的过去我的记忆。我在乡上上小学的时候也该算是个品学兼优的小学生了。母亲那时也因我们姐妹的优秀而备感欣慰。我家在山上，下了山，趟过一条河，经过一片田地，再穿过一片小树林就到学校了。母亲说她在田里劳动的时候能听见我们学校里的上课铃。我曾经站在房檐下希望打铃的马老师能敲得更响亮一些。小学的旁边是戏场。除了夏天唱交流的时间之外，戏场就是我们的操场。我们的六一儿童节总是在那个操场上举办。当操场上锣鼓喧天的时候，周围的村民就围在操场边上看欢欢。村民围观的时候我十分自豪，同时又惋惜我的母亲看不到。大约是五六年级的时候，六一没有在操场上举办，学校要求每个学生交一幅艺术作品在校园里开展览会。那是孩子时代顶大顶大的事。画画、剪纸、香包之类的我和妹妹都考虑过，但妹妹摇摇头，我也摇摇头。后来舅爷呵呵一笑说他保证让我们拿第一。
舅爷端了盆提了小凳拿了棉花带着我和妹妹去了水泉上。舅爷像和面一样，两手不停地在盆子里搅拌，直到棉花完全融合在红胶泥里。然后，舅爷坐在小凳上开始捏泥塑。我的老虎，妹妹的狮子逐渐在舅爷的双手上栩栩如生起来。很难想象，那天成之作竟诞生在舅爷的双手上。舅爷说他烧窑制瓦的时候曾经烧制过数不清的狮娃老虎。果然，妹妹的狮子得了一等奖。评委会认为我们是姊妹，所以我的老虎虽虎虎生威却不能再占名额了。展览会结束后，本该原作返还作品提交人，但狮子老虎都不见了踪影。不知去向大约是它们最好的去处。
但是，舅爷去了哪里呢？
上初中的时候，我转学到县城里。那个时候的交通不方便，从县城到家里二十多公里盘山公路，遇上老师拖堂的时候就会错过班次。只好放弃回家，或者开始步行。有一次回家后天空就开始下雨，越下越不可收拾。星期天晚上还有晚自习，我只好顺着公路冒雨前行，偶尔回头望一望希望能有辆过路车。但每次抱着希望的回望都被雨水打落在失望中，当我看见县城的远影时，夜晚和灯光早已先于我到达。由于学业的缘故，我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对于能在那个深秋的周末回家见舅爷最后一面我感激涕零。
深秋的山野上已有些草木萋萋的感觉，阳光虽然十分温暖但已现出倦意。那个周末我帮母亲在大场上干活，舅爷也在场边上帮忙。当他坐下来休息的时候，还是惬意地捋捋胡须。舅爷乐呵呵的样子让人踏实到对什么都不会心生怀疑。所以，我还是在那个深秋的周末背上一周的干粮走下山坡趟过小河走过田地穿过树林坐上班车到了学校。
不可思议，周末回家的时候生活还散发着香气，阳光还有些暖意。可随后的星期一天气突然翻了脸，我记得我翻出了压在箱底的滑雪衫抵御初来的寒潮。就在那样一个日子里，三叔带着哀容来学校通知我我的舅爷不在了。就是我的舅爷吗，就是那个笑呵呵捋着胡须的我的舅爷吗，就是那个周末里还笑呵呵捋着胡须的我的舅爷吗。我记得我抬头看了一眼天空，我记得那刻我好像理解了天气为什么突然变脸。然后，我又把这个噩耗带给了在县一中上学的姐姐。一中的教学楼楼道很黑很暗。我想我已经说得十分到位。姐姐却指着我灰白色的裤子说怎么搞得，那么脏。楼道的尽头有扇窗户，一道光线穿过窗户投射进来。我记得那道光线十分遥远，在它的来路上，它奋力挣扎，但最终敌不过那缕缕尘埃，它越来越弱，没等它投射在我灰白色的裤子上就被灰尘和楼道里的黑暗消弭殆尽。也不知为什么，我看见那灰白色的裤子上污迹斑斑，我的姐姐伸手帮我搓了又搓。我的眼泪奔流下去滴落在埋首帮我搓裤子的姐姐身上……
一辆东风车拉着黑漆的棺木将舅爷送往甘肃省庄浪县王家塬上，那里有舅爷的家园以及舅爷人生的许多年。母亲说舅爷那个周末干完活在院子里摔倒了，村里的阴阳魏殿仁看过后摇了摇头。母亲想让舅爷回到故土上，便准备了板车铺了棉被。母亲说下山的时候舅爷坐在板车上，等过河的时候舅爷说坐不住了要躺下。舅爷那一躺就再没有起来。
我想舅爷是睡着了，他会做什么样的梦呢？他会梦见自己趟过河，走过田野，穿过树林，坐上班车，在县城里换乘去往甘肃庄浪县王家塬。舅爷回去的时候，王家塬上草木青青，乡亲夹道而立，舅爷打开他从未上锁的大门……那该是舅爷最后的行程，最理想的行程吧。但我心里的舅爷却始终行走在风雪的路上，漫山遍野、铺天盖地，舅爷穿着长袄戴着雷锋帽远去……
这样恶
肯定不是我想起了万登儿，而是万登儿想起了我。我无意于想起他，也不敢于想起他。
从村小学拐过一道山鼻梁再走七八百米远的一段大路就是我家了。那段大路上下全是田地，父亲常常在那些田地之中忙碌，农闲的时候也在忙，忙着修整地埂，忙着在地埂上给牛割草。我在村里上学的时候也常常在那些田埂边逗留。当浅绿色染上田埂的时候，有一种类似胡萝卜叶子的小叶芽会将小脑袋探出地面，跟着那些小叶子垂直剜下去，会拔出一根根火柴根粗细的乳白色根须，性柔味辣，我们管它叫辣辣。当田埂着上墨绿，一种桃心形锯齿边叶片的小草会显眼起来，伸出小指头顺着那些小草的根系弯弯拐拐剜下去，会在黑湿的泥土中找到一些洁白如玉的葫芦形小果子，甘甜脆嫩，我们管它叫嘀哩吊。我常常陶醉在那些香滋辣味里，沉溺于追寻战利品的欲望里。直到母亲喊我的名字。我回头应声时，母亲正撩起护巾站在家门口望着我，母亲身后是老院，老院上面是袅袅炊烟，炊烟上面是蓝莹莹的高天。
山梁上只住着两户人，我家和我们的邻居牟家。我比邻居家的老大大三四岁。因为没有多少玩伴，所以我们姐妹也常跟邻居家的孩子一块玩。至少他们可以在玩木头传电的时候充个电线杆，可以在跳皮筋的时候绷个皮筋，可以在放牛的时候守住一块庄稼地……屈指算起来，作用真不小。但这种玩伴的关系可以在瞬忽之间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我们姐妹得看好菜园、看好豆地、看好杏树、尤其要看好大场边上的梨树。那棵梨树是爷爷从远处移植来的稀罕物。牟家的那几个小娃娃瞅着个空空就扛个棍子来打梨。其实是很小的一棵梨树。第一年开春的时候也曾一树繁花，但真正耐得住季节等到成熟的梨只有三个，仿佛算好了给我们姐妹一人一个一样。虽然少得可怜，但母亲还是为采摘果实举行了盛大的仪式。姐姐背着几乎跟她一样高的背篓等待母亲从梨树上卸梨。母亲将酥黄的梨子从树上摘下来轻轻放进背篓里。母亲说来年的酥梨就可以结满一背篓了。但后来的两三年里梨树的枝头上从未挂上成熟的果实。当梨树上还是一个个花骨朵的时候，牟家的孩子们就盯上她们了，等幼小的果实从花骨朵里脱胎出来时，那几个娃娃见空儿就在梨树下洄漩。青涩的果实挨不了他们的冷棍，等到收获的季节，梨树下躺着的都是大大小小的冤魂。
梦里的时候，那梨树上结着的是三个绿橘子。我已经长得很高了，能伸手够到枝头的橘子。当我摘橘子时，牟家的老二瞪大了眼睛盼望着，充盈在那对大眼睛里的渴望也一寸寸失落着。在梦里，那瞪大了的眼睛是个抽象的概念，没有具体看到牟家老二的面容。当我摘下来之后，那瞪大了的眼睛大得脱了形。我鄙夷地掰开一个给了他几牙牙。牟家老二谢天谢地地捧在手上。我梦见自己手上不知什么时候多了一支带刺的柔条，我将那带刺的柔条慷慨地抽打在牟家老二的脸上。六点半的闹钟还没来得及叫嚣，这噩梦便将我惊醒。
难道牟家的老二跟着我一起长大了吗？
牟家的老二叫万登儿，也许是这几个字，也许牟家的人也不知道是哪几个字。万登儿比我小五六岁，才学会走路的样子。但也许他根本没学会走路。那孩子的脑袋出奇的大，走起路来东倒西歪，栽跟打头的。
有一天母亲炒茄子。茄子在我们那道山梁上算是稀罕物。母亲将茄蒂也一并炒在锅里。菜熟了的时候父亲还没有回来。我和妹妹等不及父亲回来，母亲便将那茄蒂从锅里夹出来。我和妹妹蹦蹦跳跳吃着赛肉香的茄蒂到大门外去玩耍。恰巧万登儿站在门口的电线杆子旁。我们双方都在目光突然的遭遇中怔了怔。我将茄蒂背在身后，妹妹却还在吃。茄蒂被妹妹一点点啃得只剩下蒂骨。万登儿本来超大的脑袋慢慢低垂下去，连他脑门上那一绺蜷曲的发梢也慢慢无力地耷拉下去，他那圆瞪的眼睛里慢慢充溢起泪花，一股清凉凉的鼻涕从他的鼻孔里流出来。
我被万登儿的样子吓坏了，木愣愣站在那里看着眼前巨大的变故。姐姐从大门里走出来看见了，命令我三两口吃完别戏人家孩子了。我草草吃了那个茄蒂把剩下的蒂骨扔在墙根下开始和妹妹玩耍。万登儿始终默无声息地站在那里。父亲回来时我们便转身回家吃饭。当我们走到大门口的时候，万登儿迅疾地跑过来抢走了那个蒂骨。
那一顿饭我大约吃得很无味，也许吃得很不是滋味，已经记不清楚了。印象里一直很清晰的是默无声息站在电线杆旁的万登儿的神情，如一朵花迅速枯萎。
后来有一天大清早当我们在夜色的余韵中走出大门向远方的学堂出发时，看见杏树坡下的树林里在冒烟。母亲说是隔壁的万登儿完了，按习俗死娃娃要被烧掉的。不记得当时哭了没有，但万登儿等待那点茄蒂的过程在眼前回放了好多遍，以至于至今都历历在目。
听牟家奶奶说万登儿是被黑煞打了。牟家奶奶所说的黑煞是一股黑旋风。我不相信在那道山梁上能卷起那么大的旋风。估计是万登儿不小心从大场边上掉下去的，他在平地上都走不稳当。也许，那颗青涩的小果子只是挨了什么人的一冷棍。
从梦中惊醒后，我一直在问自己，怎么会想起他来。难道万登儿一直都在跟我一起成长吗？当我长到能够够到果实的今天，我还梦见万登儿在果树下等待我摘下的果子，还要为那一点果子挨我带刺的柔条。
尽管是在梦里，尽管是在小时候，但那另一个我却醒着，始终居住在我的身体里，多年的成长也没有将她完全甩掉。当我从梦中醒来的时候，我想起林混的一首诗，题目叫《这样恶》：
这几天
我无法平静下来
我对一个人恨得咬牙切齿
我觉得把他
枪毙一次
一百次
仍然不能解我心头之恨
应该来个凌迟
一刀下去
割上一块肉
两刀下去
割上二块肉
让他惨叫吧
在惨叫声中死去
我是多么痛快
我多么痛快
我大吃一惊
我一直以为自己
是一个怀有悲悯之心的人
没想到这样恶
我努力扶住一棵树
强颜镇定
我怎么会比“这样恶”还恶。
从那道山鼻梁到我家不过七八百米远的一段大路，沿途山下全是田地，我梦见当我摘橘子时，我那在田埂上背着背篓割草的父亲盯着我。大约，我那撩起护巾擦着双手的母亲还在唤我回家吃饭。只是我没听见。母亲身后是老院，老院上面是袅袅炊烟，炊烟上面是蓝莹莹的高天。
异乡异客
在汉阳区飞扬的尘嚣中依稀可辨方方小说中那股浓烈刺鼻的为生存挣扎之气。在青草吐香、樱花待放的武昌区也散发着一缕淡而绵长的《风景》味，是什么呢？
从武汉回来有半年了，准备给王老师邮寄的枸杞在包裹里等待了近一个季度，应该是没有勇气寄吧，我那点可怜的成绩丝毫不能给她骄傲。
在珞珈山向王老师问路时，丝毫没有看出她已是七旬高龄的老太太，高大、健硕、乐观、善良是她给我的第一印象。因为同路，和王老师有十几分钟的交流。王老师留了电话并邀请我去她家里玩。后来果真遇到难处给王老师打了电话并上门道谢。
王老师家与我租住的小公寓相距不远，敲开门时屋子里涌出的昏暗有点出乎意料，及至进到屋子里时更是让人错愕。屋子有些空荡荡的，少而褪色的家具将更多的空间留出来让给了昏暗与潮湿，坐在小怯的沙发里心生慌乱。王老师推开一间屋子指着堆砌如山的旧家具说都是儿女们从前用过的，还有外孙的童车、玩具。王老师有一儿一女，很完满。女儿在深圳某大学教书，听说不久要移居加拿大。儿子在上海工作，尚未成家。听起来，王老师最放心不下的是她三十好几的儿子，总说要迟点结婚，可王老师觉得儿子已经老大不小了。
说着话的时候，李老师开门进来。李老师是山东人，曾在陕西工作过。李老师进门时给人感觉很学究气。一转眼，穿上蓝大褂、系上白护裙的他看上去地道的厨子一个，而且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公共食堂的那种。老两口分工很明确，李老师做饭，王老师洗碗。老两口忙前忙后为我这个陌生人或者不速之客或者外乡人或者别人家的女儿做了晚饭，并再三叮嘱考试期间的晚饭要上他们家吃，王老师说东湖新村的小吃用的都是地沟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