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西北，在干旱贫瘠的腹地，总听说祖国的南方连冬天都温暖如春。在三月的武汉，祖国南方的阴冷潮湿却给了我这个大西北人另一种煎熬。被褥潮得感觉能拧出水，屋子里阴冷阴冷。不知是雨声太响还是太冷的缘故，凌晨两点多醒来就再难以入睡。凌晨五点多时雨声渐隐，市声渐起，之后迷迷糊糊睡着了。再醒来时已是早晨七点半了。听见楼下小马小马的叫喊声。王老师右手打着伞站在楼下，左手摇着另一把伞示意我去拿伞。七点半虽然已经不早了，房东却还未开楼门。王老师将伞从铁栅栏里递进来便走了，叮嘱我好好复习。我也很快转身，一股热乎乎的潮湿在心里奔突。
小雨毛了一整天，晚饭时我按约定去了王老师家。当我拐过街角朝栅栏里王老师家的窗户望过去时，王老师笑盈盈的面庞出现在阳台的玻璃窗里，并招着手说就等我开饭了。李老师做了鱼丸、蒸了鸡蛋，王老师说要补，复习既费脑子又耗身体。王老师一边往我碗里夹菜一边述说着她女儿考博时的艰辛并一个劲儿感叹着我的不易。因为我并未抱着一定要怎样的心情，所以并未考虑考不上便要怎样。王老师却主动说起来，考不上也不要灰心。我说不会的，考不上也不打紧。王老师笑着附和。王老师说自己年轻时因为评职称之类的努力搞科研，却拖垮了身体，化学药品中的有害物质促发她患上了乳腺癌，与癌症抗争了许多年，她一直告诉女儿做女人不能太累。王老师这么说的时候我才明白第一次遇见她时，一听我是来考试的直接回了句女孩子考博干什么的话是有来由的。
饭后回公寓时王老师给了我件棉袄，说宿舍冷，考完试再还她。接下来的两天里都在王老师家吃晚饭，听她说她女儿，她外孙，她儿子。
告别的那一天我问李老师要了名片，其时是准备回家后要寄点礼物感谢老两口对我的照顾的，礼物倒是买了却一直没有寄出去，也未给王老师音信，王老师也许已经动摇了对我的信任之心了。但我时常想着他们，感激他们对我的照顾，更感激他们让一个母亲对自己远在异乡的女儿得到照顾而宽心而欣慰而感恩。
记得告别时王老师眼里闪烁着泪花，我也努力抑制着别让泪水涌上来。细想起来，一个七旬的老太太不应该再那么感情用事。但那些闪烁着的泪花让我对这位武汉的母亲在亲近与感激之外又多了些心疼。也许我们告别的画面让她想起了与女儿告别的时刻或者想起了在异乡为异客的她的女儿呢。
半年了，终于分辨出在青草吐香、樱花待放的武昌区散发着的那一缕淡而绵长的《风景》味，一股亲情被严重挤压的味道。比起十三平米板壁屋子里一家人厮打谩骂的日子，那昏暗潮湿又空空荡荡的屋子里漂浮着一种情感不能承受之轻。
最后的愿望
时间一面延续着美好的青春与鲜活的生命，同时也将青春与生命消磨蹂躏。
老庄上有一个大奶奶，常年卧病在床。很小的时候我随家人去探望过一次。当天晚上我就做了噩梦，梦见城市里到处张贴着大奶奶衰老扭曲的画像。时代从捎话时代步入了手机通讯时代，大奶奶的生命依旧拖延在这个世界里。每次听老庄上来电话说大奶奶想见见我母亲的时候，我就本能地惊叹：大奶奶还活着啊！脑海里大奶奶那衰老扭曲的面孔掩埋在一堆乱麻似的胡须里。无法想象，大奶奶在老家的炕头上忍受着什么样的熬煎。但可以肯定，大奶奶还想继续活下去，她还贪恋着人世给予她的那点可怜鄙薄的美好。临终前见见所有熟识的人是大奶奶的愿望。为了达成大奶奶最后的心愿，我的母亲每年都要去老庄上一两趟。母亲年富力强的时候，我们没人反对，可如今，母亲也慢病缠身。但母亲总感叹说那是一个人最后的愿望啊！
比起大奶奶，大爷爷可谓是少数幸福者中的一个了。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后，他都走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
在我们小时候那单调无奇的生活中，大爷爷算得上是一个传奇人物。大爷爷之于我们，有点墨尔基阿德斯之于马贡多的味道。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里，大爷爷偶尔会带一些新奇爬上柴沟梁来到我们家里。大爷爷躺在上房炕上开始高声大嗓地讲述他的见闻。我们竖起耳朵尽力让想象力跟上大爷爷的讲述，但我们的想象力总是体力不支。当想象力停下来的时候，我们就瞪大眼睛盯着大爷爷身上的褡裢。大爷爷见没有听众便从那魔法袋般的褡裢里拿出一两样宝物来。彩色的纽扣、清脆的铃铛、带香味的圆珠笔、没有封口的易拉罐……当然，我们总与大爷爷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因为他那粗张扬厉的性格更因为他左耳朵上那一串葡萄似的肉瘤。那一串葡萄似的肉瘤后来发生病变，夺走了大爷爷的生命。大爷爷被埋在西山梁上的一块沃地中，那是他生前为自己选择的归宿，也是一个流浪汉窒息脚步的地方。
柴沟梁上既无矿藏也无葳蕤的草木。置身其中的时候可以看见青青的麦田，绿绿的草坡。站在远处看，柴沟梁就是一座死去的尘埃堆垒起的高岗，没有一丁点绿色。但贫瘠的柴沟梁上有我丰盈的童年。我常梦见柴沟梁，还有梁峁上那排白杨。不知道六叔什么时候栽下那排白杨的，当我发现它们时，它们已经比我高出一头。站在山下看，那排白杨如眉黛，给柴沟梁增色不少。很多年没回去了，想必那排白杨已经很高大了。我希望我能成为和大爷爷一样幸福的人，可以落脚到自己看好的落处。
基耶斯洛夫斯基咏叹调
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这位被誉为“当代欧洲最具独创性、最有才华和最无所顾忌的”电影大师、这位被刘小枫称为“深紫色的叙事思想家”（《沉重的肉身———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终其一生以电影语言探讨着人类的精神性存在。尽管导演本人认为电影很难表现隐喻，但其带有神秘主义的、悠悠怆情般的电影叙事构成了一个隐喻的织体。
一
基耶斯洛夫斯基在其“三色”系列片《蓝》《白》《红》中刻画了同一幅（抹去性别差异）画面：一个垂垂老者不遗余力地将一个空酒瓶放进回收箱里。导演也是不遗余力啊，他想要表达什么？
在1994年纽约电影节上，基耶斯洛夫斯基解释说：“我要说的就是，‘你可以帮助一位年老体弱、没法把瓶子扔进垃圾桶的女士’。它提醒我们，某一天，我们自己也会老到没法把瓶子塞进垃圾桶。”《蓝》中的朱莉陷在自己的情感黑场中没有看见那老者，《白》中的卡罗尔因为命运对自己的嘲弄对那老者熟视无睹，《红》中的瓦伦蒂娜向老者伸出了援手。按照另一位编剧皮斯雅维兹的解释，“《红》是一部反对冷漠的电影”。基于主创者们的共同阐释，“三色”中这一共有的画面历来被人们解释为对爱的呼唤。
然而，我们能比导演走得更远些吗？哪怕是一种误读。
主演《维罗妮卡的双重生命》与《红》的伊莲娜·雅各布说“每次看完克日什托夫交给我的剧本，总会有一些谜一样的地方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类似，她为什么要摸大树？她从鞋带里找出了什么？她为什么要通过魔术球的折射看远处的风景？”当雅各布问起时，基耶斯洛夫斯基总反过来说他更愿意听雅各布自己的解释。
作为一名观众，如果向导演提这样的问题而导演要听观众自己解释的话。我更愿意从这三幅画面中解读导演的一种潜意识。
那向回收箱（因为那高大的木箱子上只留着一个能容酒瓶出进的洞口，所以有理由相信那是专供回收酒瓶的回收箱，而非普通的垃圾箱）塞空酒瓶的老者们真老啊，他们的背脊几乎弯到与地面平行，他们每走一步都让人感觉他们在匍匐前行。当他们要将那弯曲的背脊直立起来向高大的回收箱塞空酒瓶时真令人提心吊胆，那画面捏紧了观众的心，真怕他们再坚持可能会气断身亡。但他们还是坚持做到了。
他们为了什么呢？一个垂垂老者将一个空酒瓶挣扎着放进回收箱的用意何在呢？下意识的，他们希望那酒瓶能够被再利用。如果不能再利用是一件多么遗憾的事情啊？可是人生没有如果。它注定了不可以再利用。就这一遭，不论你走过一条什么样的弧线。这样的感悟在行将就木的老者那里会更深切。而老者们的下意识正是导演的潜意识的表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