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的高粱是成片的，在电影上看到的，如瀚海。南方的高粱是成圈的，南方土地少，地里种红薯大豆和辣椒，高粱种在地边上，像给地拉上了一道会长的围墙。
第一次见到高粱的并留下印象的时候，我还是一个不敢一个人离开家门的小孩子。那是一个六月的晌午，阳光一动不动，凝聚在湘南的土地上。村后面的山静默无语，像个奔跑累了，耷拉了的脑袋。四姑拿一支扦担，一把小割禾刀，然后带着我出门。割禾刀割了无数薯藤，皮面上粘了薯藤的浆液，同时也被掩埋了光芒。我要拿割禾刀，它的样子长得像一弯月亮。四姑不肯给我，右手牵了我，左手握了割禾刀，胳膊窝里夹了扦担。门前的路是土路，路中央有不规则形状的石头，路两边是没有骨头的青草。路面被太阳晒得烫脚底板，我们就踩在青草上，向西走去。在青草上走，脚底板像爬满了蚂蚁，痒痒的，又酥酥的。
西边是大家的自留地，大家随意种自己喜欢的庄稼。
自留地边缘，种的都是高粱。
地里的高粱长得比我高。
高粱长得比我细。
高粱的脚叶已经干枯，叶尖垂在地上，一动不动，把整个叶片定格了。高粱杆正在由青色向黄色过渡，用手指使劲掐，也掐不出一条印子来。高粱穗向我垂着，无语无声。远处像一幅模糊的油画，四周很安静，所有的高粱都笔直地站着。薯藤瘫在地上，奄奄一息。庄稼地下面的禾田像一堆新煤，泛着淡淡地青色光芒。四姑在割薯藤，偶尔有蚂蚱从她脚边弹射出来，落在高粱叶上无处寻。我要蚂蚱，四姑很快就能帮我揪住一只，然后交给我。蚂蚱有两条锯齿腿，刮在手上生疼，我弄下一支来，便放了蚂蚱，专玩它的腿。四姑说：你捏死它，不捏死它，它会回来复仇的。可摇遍了高粱杆，也没找到那只缺胳膊少腿的蚂蚱。那时候，我就开始提防蚂蚱。在经过每一棵高粱的时候，都担心有蚂蚱飞出来咬我。然而没过几年，蚂蚱日渐稀疏，就是专门寻找，也是难觅其踪了。
高粱仍在，雁鹅再也没有出现在家乡的天空上。
高粱仍在，我已经没有了啃高粱杆的欲望。
种高粱不再是为了备饥荒，而纯粹是为了喂猪。
或者纯粹是为了高粱毛。
砍高粱的时候，父亲要先磨刀，割草刀。磨亮了，用手指试过刀锋，然后才带着扦担出门。到了地头，撇了扦担，一手握刀，一手揪住高粱穗，挥手就是一刀，刀刀利索。高粱穗还带着两尺多长的高粱杆，砍一棵，高粱穗下来，就放在高粱脚边。放眼看去，可以看到高粱杆顶端十分干净锋利的斜面。高粱穗被劈下之后，剩下的植株会慢慢干枯。九月之后，农闲了，人们拿了锄头来，一棵一棵连根刨出，让太阳晒几个日子，然后在锄头上敲掉根上的泥，拣起来，扎成一捆一捆，担回来做烤酒的燃料。高粱米被人们从穗子里抽打出来后，穗子形同刷子，我们那里的人叫“高粱毛”。人们在寒冬腊月的闲空里，就将那些高粱刷子扎成扫帚，搁在门后面，成了农家一年四季常用的扫地工具。
猪吃了高粱米长膘，直接体现了高粱米最大的经济价值。
而在某夜，我举手剁向喂猪的薯藤的时候，左手中指感到了一丝丝凉意。凑到油灯光下，只看到饱满的中指指腹被削平了，一片惨白。我把中指指肚削了去。过了一会儿，血涌出来。我告诉父亲，父亲看了看，带我去诊所。出了门，可以看到满天繁星。在穿过高粱地的时候，可以听到高粱长长的叶片相互缠绕摩擦出来的悉悉声，使得大地似乎更为寂廖。侧头一看，星光下犹如站了无数个人，在飘来挪去，在呼喊，又像在低潮。我想起了四姑，想起了天鹅，想起了无知却有趣的童年。四姑已经离开，跟另外一个村的男人成家，像一棵高粱一样守在土地上，不离不弃地过着日子。
面对黑夜，我像一只成长的蚂蚱。我握着自己的伤指，像一只断腿的蚂蚱一样，心里充满呼喊的声音。不是因为痛，是因为我的青春正在向一棵高粱成长。面对高粱，我看见了自己幼鹿一样的心灵，在慌乱的寻找着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