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纷标的的小额性。相对而言，农村民事纠纷，它们所涉及的标的额通常都不是很大。从我国实际情况来看，除少数发达地区外，农村经济是比较“弱”的。这就决定了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争议标的额比较小。加之很多情况下，农村里发生了民事纠纷，人们更多的是想“出口气”“讨个说法”，而不是为了获得金钱赔偿。这也是农村民事纠纷标的小额性的原因之一。
纠纷所涉的人际关系的复杂性。农村天然的聚居状况，密切的人际交往，以及强烈的宗族观念，都使民事纠纷中渗透了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纠纷往往发生于熟人之间，即使不是亲戚朋友，至少也是彼此认识的。完全陌生的人之间发生纠纷的情况是比较少的。在这样一个熟人社会中发生的纠纷，和解或第三人出面调停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了。
纠纷发生的空间范围的有限性。由于农业生产与土地必不可分之紧密联系，村落的形成实际上是耕作土地相邻的结果。这一生活、生产区域的划定使得“人们的行为和观念被束缚在土地上”，从而进入了与土地相对应的社会空间——熟人社会。
从纠纷表现形式看，农村传统的民事纠纷，一般表现为有关婚姻、家庭、赡养、抚养、继承、债务、房屋、田地、宅基地、山林、水利、承包、经营等纠纷，它们大多发生在家庭内部和邻里之间，换言之，发生在没有陌生人的社区共同体中。这种共同体受制于同一种生活观念及生活方式。对他们来说，国家法律所代表的不但是另一种知识话语，而且，在许多场合，是一种难以理解或难以接受的知识。因此，农村民事纠纷有着其特定的表现形式。
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农村民事纠纷的表现形式有着较大的变化。由于农村结构和秩序受到冲击，传统的价值观念和礼治秩序一定程度上被瓦解，人口以外出务工的方式开始大量流动，经济利益逐渐成为农村关系的中心。这样的变化对民事纠纷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一些原来不常见的民事纠纷大幅增长。这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土地征用补偿纠纷。随着城市化进程和基础建设的加快，大量农村土地被征用，由于种种原因，土地征用补偿纠纷频繁出现，并往往具有群体性特征，成为影响失地农民生活和农村稳定的重要因素。
离婚诉讼。由于生活观念及生产方式的影响，农村离婚本来是很少见的，在很多人的传统心态中，离婚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但是，近年来农村的离婚率上升迅速。一些外出打工的年轻夫妇随着视野的开阔和观念的改变，开始走进法院，用离婚诉讼的方式结束婚姻。在笔者走访的一些基层法庭，离婚诉讼占到了全部收案数的半数以上。
借贷引起的债务纠纷。以往，农村人之间的借贷绝大部分发生在熟人之间，凭借双方的信赖关系借款和还款，写借条或者有钱不还，都会觉得难堪，或者不近人情。随着农村的发展，经济交往频繁，各种借贷也不断发生。现在有人，或说是少部分人，因为种种原因，无力或者不愿偿还债务，纠纷也就不可避免。
农村民事案件类型
（1）农村土地承包、流转中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承包田长期撂荒另行发包形成的纠纷；在土地承包合同履行过程中的承包合同纠纷；违法把同一块土地发包给多人引发矛盾；农村基层组织擅自将集体土地承包和流转中引起的纠纷。
（2）乡村两级基层组织与农户之间、农户与农户个人之间的各类债务纠纷。该类案件以民间借贷现象居多，如村委会因公向个人借款归集体使用长期不予偿还而形成借贷纠纷；村民之间因生产、生活需要产生的借贷纠纷。据不完全统计，截止2003年底，我国某县乡、村两级债务达到近3个亿，其中民间借贷比重达到70%左右。虽然近几年来县委政府“消赤减债”工作取得一定效果，但仍然有相当比例的纠纷来到法院寻求解决。
（3）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中的生产经营方面的纠纷。农业结构调整的核心就是种什么，养什么，种多少，养多少的问题，也就是决策问题。很多地方的结构调整是由政府行政手段推进的，乡（镇）政府或村级组织成为农业结构调整的决策者，而政府有时为了急于求成，为了突出政绩，缺乏系统深入地市场调查，没有掌握准确的市场信息，没有仔细分析产品的市场前景，脱离当地实际，违背农民意愿，而乐于搞一些“百亩工程”或“千亩工程”，结果使农业结构调整受挫，并由此引发种种纠纷。此外，在结构调整中，因为市场风险、技术、信用、订购等诸多因素带来不少的民事纠纷。
（4）农民家庭婚姻、财产、生活中的纠纷。此类案件占涉农民事纠纷案件的主导地位。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有些农民到经济发达地区务工，受大环境的影响，对婚姻和家庭责任的认识有所改变，且长期两地分居，导致双方在生活态度、生活方式方面产生差距；生活压力过大、夫妻沟通少也容易引发离婚纠纷。此外，因赡养、抚养、财产等类型案件也呈逐年上升趋势。
（5）政府、企业和单位用地征用、补偿与失地农民就业、生活问题上而引发的纠纷。近年来，一些“开发区”“工业园”“城市扩建”“单位新建”大量征用农村土地，在征地过程中产生很多土地纠纷。在土地被征用之后，由于在征地补偿数额上产生分歧，经常会引发村民集体上访或诉讼。此外，农村城市化后，失地农民因其丧失了赖以生存的土地资源，要求相关部门解决安置和就业，往往也会引发纠纷案件。
（6）规划新农村、城镇化建设中的拆迁问题。突出表现在因政府抗洪移民建镇过程中引发的不愿搬迁、补偿不满意、涉及村容村貌的整体规划、实现村级公路畅通等引发的纠纷。而此类纠纷一旦得不到及时解决，往往带来的是涉农群体性纠纷和涉法涉诉上访事件的发生。
（7）与农业生产、生活相关的各类纠纷。主要表现在农业生产、生活用水、排灌、用电等方面的纠纷；生产资料、种子、化肥、农资方面的纠纷；涉农社会救助、救灾中产生的纠纷；专项重点工程、防汛抗灾工程建设中的纠纷等等。
（8）涉农人身损害、财产损害赔偿、权利权益保障方面的纠纷。主要表现在农村因邻里纠纷、建房、帮工过程中发生伤亡事故引发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因民营企业的蓬勃发展，农药、化肥的大量使用，集约化养殖厂的建立以及农村废弃物和生活污水、周边造纸、肥料企业的生产等诸多原因，严重的污染了湖区农村的水环境，造成了人身、财产等方面的损害导致纠纷；农村受灾、家财保险等方面的纠纷。
（9）农村集体财产、托管国有资源的产权、权益、企业改制等方面的纠纷。主要表现在农村山林、滩涂、芦苇洲等的承包、租赁引发的合同纠纷；违法相关土地法规，占用基本农田植树造林引发的纠纷；乡镇、行业、部门所属企业改制后涉及人员安置、补偿、债务承担等方面引发的群体性纠纷。
（10）民营企业劳动争议、劳动合同、用工工时、劳动报酬等引发的纠纷以及农民工工资纠纷。
党的富民政策激发了各种经营实体、农民办企业的积极性，各类民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而由于相关社会生产、保障制度的不完善，所带来的各类纠纷也逐渐增多。此外，农民工是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一种特殊群体，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已是社会的顽症，如果得不到及时的解决将会影响到社会的稳定。
涉农民事纠纷产生的经济根源
我国正处在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从人治走向法治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社会转型期，人们的思维和价值理念的变化，社会发展主导力量和决定因素的转移，社会运作方式和机制的根本转变，导致社会整体结构、社会组织结构和社会身份结构的重大变革。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滞后，收入相对较低，无固定工作人口较多，加之在文化、教育、卫生、医疗、基础设施、公共福利和社会保障等方面与城市差距较大，传统农业社会家庭生活方式受到冲击，容易引发各类纠纷。
引发涉农民事纠纷的主要原因
土地是农村经济的支柱和命脉。近年来，国家相继出台免交农业税和粮食直补等一系列扶持农业、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措施，农民种粮积极性大增，从过去不要土地，不愿种田，转为“要田种，抢田种”，由此引发的各类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不断出现，成为当前农村的焦点问题之一。另外，在调查中发现，由于农村基层组织自行终止土地承包合同，对于农民原先承包的土地任意调整，就使得一些农民因此而不满，进而发展成群体性纠纷事件。有些村办企业用农民的集资款进行建设，但由于经营管理不善，没有兑现农民的利益，引发集资农民的不满；有些村委会账目不清，新官不理旧账，以致引发群体性纠纷；有的村委会未经过群众集体表决通过，出卖土地，还不给农民做解释，断了群众的生活来源，也会引发群体纠纷事件的发生。
在处理土地流转纠纷案件中，往往是农民之间土地流转大多口头流转，无凭无据，即使有协议，但是粮价一涨，农民往往毁约把田要回，引发纠纷。一些乡村为了“消赤减债”将一部分农民抛荒的计税面积在内的耕地拍卖给了有债权的农户，而这部分农民现在要田，对方又坚持不给，往往也只能是“对簿公堂”。同时，我们发现，由于基层基础性工作不到位，土地承包权证发放也存在不规范的地方。
涉农民事纠纷增多的社会根源
社会转型使“人情”社会逐渐走向“理性”社会，由对人的依赖逐步走向了对物的依赖，人的组织认同感、归属感逐渐淡化，基层组织的社会控制力明显弱化。尤其在农村，乡村基层组织自律不严，民主意识淡薄，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时有发生，对群众的号召力、凝聚力和说服力大大减弱。
所有涉及土地承包、流转纠纷、生产经营、拆迁、补偿等类型的案件，多是由于村基层组织实施的重大决策没有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运作，没有召开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方式进行民主决议，损害了农民民主权利和财产权益而引起。少数基层干部受文化修养和个人能力的限制，政治素质不高，办事缺乏民主，工作方法简单，大事小事完全由“村官”说了算；少数村干部不注意村务、财务公开，工作透明度差，“暗箱操作”现象较为严重；少数村干部私心重，任人唯亲，办事不公，甚至利用职权侵犯村民合法利益，失去了民心，造成干群关系紧张。加之还有相当一部分村、支两委班子不团结，搞内耗，思想不统一，步调不一致，缺乏凝聚力和向心力，导致群众思想涣散，无所适从。
群众的利益一旦受到损害，地区组织内难以解决或无法解决后，法律权威自然进入了群众视野。为寻求法律的保护，受“法不责众”“民意难违”等传统意识的影响，单个的社会成员自然意识到群体行动的重要，群体性纠纷由此产生。
农村劳动力转移引发各类婚姻家庭、财产等方面的纠纷由于一些农村地区经济落后，导致外出务工人员增多。一方外出，夫妻之间交流沟通渐少，一些人见了“大世面”，导致双方在生活态度、生活方式方面产生很大的差距，夫妻感情出现裂痕；由于长期分居，有的不尽夫妻义务，有的在日常生活、工作交往中与异性交往不当，有的甚至与他（她）人同居，最终使得一方提出离婚。某乡法院在近5年来处理的1 000余件离婚案件中，农民离婚的612件，占总数的6成多。通过统计分析，离婚的主要因素大多是上述原因引发的，而此类对象年龄90%以上在25～40岁之间。如何维系农村婚姻家庭关系的稳定，降低离婚率已经成为摆在桌面的一个严峻社会问题。
农村民事案件增多的因素
农民是一个较为特殊的社会群体，其生活环境、接受教育的程度对其有较大的影响。在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环境，人们的参与商品经济活动的机会不多，不会产生较强的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才有的利益受损的法律意识。过去，农村人信奉“忍为贵，和为上”、“屈死不告状”的古训，遇到纠纷怕伤和气，往往私下了结。自1986年开始，我国全民普法已历经“一五”“二五”“三五”“四五”四个阶段，现已进入“五五”阶段，各类“送法下乡”、法律知识普及等活动已逐步深入农村。
近几年来，随着农业经济发展，招商工作加快，村委会也越来越多地和法律打交道。他们在鱼塘承包、引资办厂方面经常需要签订合同，不懂法律知识的农民经常遭受“暗算”，吃亏后还无法讨回公道。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不少涉及农民切身利益的政治、经济等各个层面的矛盾日益增多，广大农民迫切需要熟悉有关民事、经济等各种法律法规，这为普法宣传提供了良好的需求氛围。农民的法律意识普遍得到了增强，懂得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乡镇司法所、村民调解委员会的职能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强化。一些企业、村委会聘请了法律顾问，过去在农村普遍存在的“骂街”、群斗群殴事件大大减少，一些小矛盾、小纠纷通过人民调解工作得到了较好的化解，上访案件通过说服教育和行政、法律等手段得到了很好的解决。这些现象充分表明，群众的法律意识增强了，法律素质提高了。
另一方面，有许多涉农案件中，一些当事人绝大部分是赌“一口气”提起诉讼。诉讼中常有人说，“不蒸馒头争口气”，就突出地反映了这种心理。这种心态多出于赔偿、离婚案件中。有的赔偿案件，竟是为几元钱打官司，而诉讼费要花几十元甚至上百元，若问他图个啥，回答是要争个“高低”。这也客观导致涉农民事案件的逐年上升。
人民法院如何妥善解决农村民事纠纷的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