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中国开放投资领域，一方面能够让中国的企业加快对外投资，迅速成长为全球企业；另一方面，也有助于中国在保持美元资产的比重大体不变的情况下，把低收益的债权投资转移为更有收益的股权投资。对美国来说，这意味着继续吸引来自国外的资金，弥补美国的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而且，中国投资将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这对陷入失业泥潭的美国来说，无疑是最大的福音。
这一“大交换”最有意思的地方恐怕在于：开放服务业是美国想要的，但其实是中国需要的；开放投资是中国想要的，但其实是美国需要的。想想中国那些辛苦攒钱供孩子出国留学的家长吧，他们等待着教育开放，比美国的学校更为着急。据说美国各州，都要到中国成立招商引资办公室了，美国人需要中国人的投资，也比中国想要走出去的企业家心里更加急切。
富士康之后的汛期预报
2008年8月，一位网名为markm49uk的英国人购买了一部iPhone手机，刚刚开机，就发现该手机内存有几张中国打工妹的照片。他把这几张照片发到网上，这个中国小姑娘身穿工作服、头戴工作帽、圆圆脸蛋、笑容可爱。随后，人们发现，这个姑娘就是为苹果的iPhone手机做代工商的深圳富士康公司检测车间的一名员工。这个姑娘被称为“iPhone girl”，一时红遍互联网。iPhone girl笑得如此灿烂，或许是因为她在这个工厂里面感受到了变化和希望：她不再是亲人身边的小姑娘，如今已变成一个能够独立生活的成年人了；她接触的不再是故乡那个沉闷闭塞的小村子，她已经到了大城市，融入成千上万的工人大军之中，有那么多的兄弟姐妹和她体会着同样的喜怒哀乐；她们用自己的双手，能够生产出来像iPhone这样酷的产品！然而，不到两年之后，同样是这个富士康公司，却出现了十几例职工跳楼的悲剧。iPhone girl如果看到这些新闻，她又会有什么样的感慨呢？我们不知道。据说，时隔不久，iPhone girl就被富士康开除了。
从2010年5月21～27日，在一周时间内，富士康发生了大约6起跳楼和割腕事件，几乎是每天一起。就在富士康老板郭台铭亲自视察工厂之后不到几个小时，又有一名年轻工人跳楼身亡。富士康的管理人员讲，他们这回真的已经是束手无策了。“我们知道他会跳楼。我们还派了两个工人睡在他的身边。”但是，他拼命地挣开了同伴阻拦他的手，纵身从7层的阳台上跳了下来。是什么样的力量，能够让一个人对生命不再留恋，能够让一个年轻人如此决绝地走向死亡？
苹果的首席执行官乔布斯说，富士康不是血汗工厂，而是一个拥有游泳池、餐厅和电影院的厂区。是的，富士康是一家跻身世界500强的企业，其工资福利相对较高，工作生活管理也较为规范。每周工作5天。周一到周五的加班费是工资的1.5倍，周末是2倍，节假日是3倍。公司免费提供食宿，免费为员工洗衣，免费用大巴车接送住在园区之外的员工。但是，这每周5天的工作制是24小时不间断的5天。富士康的工人实行的是两班倒，在高强度的工作环境下，你得一个月每天站着做12个小时白班，到了下个月马上转为12个小时的夜班，如此轮换6个月。基本工资是如此之低，以至于你不加班，就没有办法攒下钱来。
员工是有宿舍，但是到了规定的时间，所有的宿舍门都要关闭，甚至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有严格的规定。富士康实施的是准军事化管理。管理层和一线员工天天在一起，但却好像是两个泾渭分明的阶层。担任管理层的大多是一些傲慢而粗俗的台湾人，一线员工是整个科层制度中最卑微下贱的底层。干得好是没有奖励的，干得不好就等着挨骂吧。走错一个车间，立刻就会被开除。2009年7月，员工孙丹勇因为弄丢了一部iPhone样机，便遭遇了富士康保安无休止的审讯、搜身，最终，孙丹勇选择以跳楼自杀的方式抗议公司对自己的不信任。这是没有铁丝网的监狱，这里关的是一群刚刚步入社会、刚刚来到城市、激动而迷惘的年轻人。他们带着青春澎湃而来，却又黯然退去。他们为富士康带来了每年4 000亿元的营业额，但富士康为什么连他们的一张天真的笑脸都留不住呢？
跳楼事件之后，富士康在2010年6月1日将深圳厂区普工基本工资从900元加到了1 200元，6月6日再次公布从2010年10月1日起，将通过三个月考核的员工最低工资调高到2 000元。从900元涨到2 000元，最低工资已经涨了一倍多。乍看起来，富士康已经非常慷慨了。但是，富士康上调的仅仅是深圳地区员工的最低工资，国内其他地方的富士康工厂的最低工资大多低于深圳。据估计，此次富士康加薪，每年需要增加的支出不会超过38亿元，还不到其营业总额的1%。据传，富士康可能还会考虑向内地迁厂，因为内地的基本工资比深圳低很多，这样一来，深圳的加薪就不过是虚晃一枪了。
富士康真加薪也好，假加薪也好，事实自有定论。富士康去也好，留也好，这不过是企业为了生存的技巧，并不是杜绝此类事件的关键。富士康是初春坚冰上出现的第一道裂纹，是初秋飘然而落的第一片黄叶。富士康跳楼事件的发生，意味着天气要变化。多年之后，我们回头再看，也许会发现，这里原来是季节变换的边界。
富士康事件将带来一场加薪的浪潮。理由很简单，中国农民工的工资早就到了该提高的时候了。与沿海出口企业农民工作出的巨大贡献相比，他们所得到的回报是极其微薄的。美国劳动力平均每小时工资大约18美元，最低工资标准接近每小时6美元。德国西部工人的工资是平均每小时27.87欧元，东部地区是17.37欧元。墨西哥的劳动力平均工资也达到了每小时4美元，而中国制造业中农民工的工资大多数连每小时1美元都没有。以平均工资而论，在制造、建筑和服务业，中国劳动力的小时工资只有印度劳动力小时工资的60％～80%。被压弯的农民工的脊梁，支撑着日益畸形的中国经济。中国的出口企业尽管发展迅猛，但归根到底，赚的是农民工的血汗钱。大量的中国企业依赖着低工资、低利率、高耗能、高污染的模式发财，彼此之间为压低价格杀红了眼。这是堕落到底的“竞争”，也是涸泽而渔的“发展”。
富士康跳楼事件宣告，中国廉价劳动力的时代将一去不复返了。这不是因为各地政府都在上调最低工资标准，而是因为在劳动力市场上，供给与需求的力量出现了扭转。在工资水平被压低的情况下，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持续旺盛，但是，劳动力的供给却出现了悄然的变化。短短十多年的时间，第一代农民工就已经像榨汁机里面吐出来的甘蔗渣，被彻底榨干了。新增加的农民工大多是“80后”、“90后”为主的“民二代”。首先，第二代农民工的数量开始锐减。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高不可攀的房价、教育费用、医疗费用。进城打工的农民很快就发现，他们已经养不起孩子了。这真是极具讽刺性的现象：中国的房地产商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居然结成了战略联盟。其次，很多“民二代”自幼跟着父母进城，他们已经习惯了城市的生活，对工作的条件、未来的期待，都和其父辈、兄辈很不一样。他们和城里的孩子一样泡在网上，能不能上网，会成为他们找工作的必选条件之一。劳动力供给的萎缩、劳动力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会带来劳动力市场上的转折点。未来的劳动力工资将持续上涨，而且工人对福利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
我们可以比较容易地预测，从长期来看，这将引发哪些变化。劳动力成本的上涨，将宣告全球低通货膨胀时代的结束。未来的通货膨胀压力将越来越多地来自成本推动，而这是最难以治疗的通货膨胀病。资本会逐渐替代劳动，这将迫使中国的企业放弃低成本竞争的商业模式，致力于技术创新，逐步提高生产自动化的程度。沿海的企业有一批会转移到内地。如果农民工不需要再背井离乡，而是能够在家乡上班，这是一件好事。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有一次到甘肃的农村参观，深有感慨地说，在中国农村看到的情景，别的国家只有到打仗的时候才能看到：所有的青壮劳动力都不在村里。另外一批沿海企业可能会移师海外，去越南、印度，甚至非洲。这也是一件好事，因为能在国内留下来的一定是更有竞争力的企业。
所有这些故事都将缓慢地发生。这些预测有点像气候科学家告诉我们，二三十年后全球气温会上升多少度。这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从近期的形势来看，更值得关注的是，这种缓慢的气候变化会带来哪些异常的天气灾害：南方是否会下雪，北方是否会高温，森林是否会因为干燥而引起火灾，荒山是否会因为暴雨带来塌方。富士康跳楼事件之后，我们可能会突然陷入一个雷雨不断的汛期。
现在播报汛期预告。
要求加薪会具有一定的传染性。毕竟，这是被压抑了多年的正当需求，一旦被点燃，势必会迅速蔓延。由政府主导提高最低工资，并不能阻隔火势的扩散。非熟练劳动力的工资很低，熟练劳动力的工资也不高。工资提高了，福利是否也要跟着提高，除了低工资，社会福利匮乏可能是令劳动者更忧心忡忡的问题。农民工市场，或许是全世界最自由的劳动力市场，也是最缺乏安全感的劳动力市场。恓恓惶惶的农民工兄弟们，在经济周期的风雨飘摇中动荡不安。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是政府和企业可以承受的，但是，随后发生的事情可能会令人猝不及防。当手铐去掉之后，剩下的脚镣就会变得格外难以忍受。
在当前的劳动力市场上，最缺乏的就是劳资之间的工资协商机制，在以私人企业和外资企业为主的出口部门，缺少能够代表工人利益的工会组织。这无形之中增加了劳资谈判的难度。在战争中，如果突然把敌人的统帅炸死，未必会很快结束战斗，相反，剩下的各支部队会群龙无首，各自为战，最后反而会使得战争旷日持久。最近数年来，由于招工机制、劳动力来源等多种因素的变化，农民工的组织程度已经大为提高。在浙江等地调研时我们经常听到，当地农民工“闹事”的时候，往往是来一车人，讲的是同样的方言，拿的是同样的“武器”。如果上游的河道已经解冻，下游的河道依然冰封，就容易出现凌汛。为了避免洪水泛滥，引导河水浩荡东流，建立起能够担当劳资谈判中介的工会组织，已经是迫在眉睫的事情了。
如果要寻找更为彻底的破解之道，恐怕需要每一家企业、每一级政府反思，资方和劳方一定要站在对立的两面吗？我们不妨来看一家巴西企业的故事。20世纪80年代，巴西处于恶性通货膨胀的困扰之中。在光景好的年份，价格一年涨一倍。在光景不好的年份，比如1990年，通货膨胀率高达1 000%。巴西的一家企业Semco当时已经走到了破产边缘。这家企业的首席执行官塞姆勒（Selmer）为了保住祖上的这份产业，想尽了各种办法，都以失败告终。最后，他绝望地告诉工人，要么减少工人的工资，要么裁员。塞姆勒的工人们商量之后，同意大幅度降低工资，但要求管理人员也减少工资，和大家同舟共济，而且希望加强对公司财务的监督，公司每一张支票上，都必须有一个工会代表同时签名。工人们还希望等有利润的时候能有更多的分红。塞姆勒当时哪里有什么利润分给大家，所以就答应了工人，反正他损失不了什么。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一变革彻底改变了企业的面貌。为了省钱，员工们情愿做更多的工作。他们不仅自己当保安和门卫，还到职工食堂里面帮忙。负责监督公司财务的工会代表对每一笔支出都要刨根问底。塞姆勒决定干脆彻底放权。有一次，他在建一个新厂时让员工自己去找厂址，让员工自己投票，决定到底在哪里建厂。最后，工人们选择的新厂址和巴西最持久的工人骚动的发源地只有一街之隔，但塞姆勒照样同意了。结果，邻街的工人上街游行，塞姆勒的工人们却依然在工厂里忙着技术革新。有一个生产分队的工人想要在早晨7点开始工作，但是他们发现叉车司机要到8点才上班，于是，这个小组的工人个个学会了开叉车。两个月之内，塞姆勒的公司就不再亏损，四五个月之后，居然就有了赢利。最后，塞姆勒的公司很快成为巴西增长最快的公司之一。
温习中国革命的历史，发动群众是我们能够战胜敌人和困难的制胜法宝。展望互联网、全球化和“大规模协作生产”的时代，发动群众是风靡世界的时尚，是企业创新的标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