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出口将遇到越来越多的贸易保护主义。过去的贸易保护主义主要来自美国，但今后欧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可能也会加入限制中国出口的阵营。中国是制造业大国，而欧盟也是以制造业为主。中国出口鞋子，西班牙也出口鞋子，难怪西班牙会焚烧中国的鞋子；意大利出口时装，但中国也出口服装，而且仿造的速度和质量都在提高；德国出口汽车，中国也开始出口汽车，而且德国人怎么看怎么觉得中国的汽车长的样子和他们的汽车很像。过去，欧盟对中国是“善意的忽视”，但今后，欧盟会把中国视为主要的竞争对手。由于中国的产品席卷了全球市场，影响到一些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出口，而且中国的产品已经进入了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国内市场，发展中国家的国内企业日益感受到中国企业的竞争压力。过去一些对中国是全天候友好的发展中国家，如今也开始对中国表示不满。势如潮水的中国出口，将加剧中国和很多国家的利益冲突。中国崛起的过程中，将伴随着越来越多的猜疑和反对。如果我们一意孤行地鼓励出口，最后将会发现在很多场合，中国的声音变得无人喝彩。
该调整发展的战略了。中国无法继续依靠出口实现经济增长，也无法依靠出口实现社会进步，更无法依靠出口完成和平崛起。过去20多年里，中国得了出口病。这种病不像癌症那样会导致肌体的死亡，但是也不像高血脂、高血压那样只是增加富贵人的不便。得了出口病，更像得了糖尿病，会导致身体对药物的依赖越来越严重，甚至失去了自我调节的能力，并导致更多的紊乱和疾病。中国经济得了出口病，早治早好。讳疾忌医，终将导致病入膏肓。
为什么美国国会如此反华？
政治和经济常常同床异梦。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天然的贸易伙伴。国际贸易理论中的比较优势和资源禀赋理论都像是为了给中美贸易作注释的。然而最近一段时间，来自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使得中美贸易的发展蒙上了阴影。全球化追求的是长远的利益和全体的福祉，但政治家关心的是如何迎合选民，从而得到他们的选票。遗憾的是，选民和政客同样短视。当一国国内出现经济衰退和经济困难的时候，找一只替罪羊几乎是政客的天然本能。美国经济尽管已经开始复苏，但是失业问题仍然非常严重。美国经常账户逆差已经到了难以维持的地步。巨额经常账户逆差的原因是美国国内的居民储蓄太低，政府赤字过高，但是指责中国的所谓“货币操纵”远比调整美国国内政策更加轻松惬意。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经济学家一直注意到，在政治体系内部，行政部门似乎比立法部门更倾向于自由贸易。杰格迪什·巴格瓦蒂（Jagdish Bhagwati）在《贸易保护主义》一书中就谈道，当初英国废除《谷物法》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持自由贸易立场的皮尔首相权势很大，能够力排众议。一项影响很大的民意调查显示，美国国会远比美国的普通公众和工商界反华。调查显示，1994年有46%的美国公众对华态度友好，到2005年这一比例已经上升到59%，但是在国会里面，只有19%的议员对华态度友好。2005年，24%的美国公众认为中国在经济上对美国构成威胁，15%的美国公众认为中国在军事上对美国构成威胁，但是在美国国会中，54%的议员认为中国是经济上的对手，36%的议员甚至认为中国还是美国在军事上的敌人。
为什么美国国会如此反华呢？这里面的原因很多，比如台湾当局对美国国会的游说活动不容忽视。很多新一代的中国问题专家大多在中国台湾地区受过教育，对台湾地区更有亲近感。
我们希望从政治经济的角度对此作一分析。中国对美国的产品出口集中度过高，而美国对中国的出口集中度不够，这可能是影响美国国会对华态度的一个重要因素。总体来看，中国产品占美国进口的13%。这一比重并不高。值得指出的是，中国在美国的贸易逆差中所占的比重在1991年是22%，到2005年是23.3%，十多年来并无大的变化，那种认为中国出口带来美国贸易逆差扩大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不过，在一些行业中，来自中国的进口已经占美国总进口的30％、40%甚至60%。根据美国东方经济学家（The Oriental Economist）的分析师理查德·卡茨（Richard Katz）的计算，在美国商务部统计的五位码的150种产品中，中国出口排名前10名的产品占其对美国出口的60%，前15名占71%。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前10名产品占美国进口的平均份额是43%，前15名的平均份额是42%，但是其他产品的平均份额只占8%。我们根据中国的数据计算，结果同样显示出中国出口过度集中的趋势。
2000年，在HS六位码共5 119类产品中，中国出口额最大的前10类产品的出口额占当年出口总额的13％，到了2003年，前10类产品的出口额已占当年出口总额的20％。尤为重要的是，2000年这前10类产品分别出现在两位码的7个分类中，而到了2003年，前10类只出现在4个分类中。这说明不仅出口额越来越集中，而且出口产品的类别也越来越集中。2000年出口额最大的前10类产品的贸易顺差为179亿美元，占当年全部贸易顺差的74％，而2003年出口额最大的前10类产品的贸易顺差已达488亿美元，为当年全部贸易顺差的1.9倍。这种状况将使中国在未来的国际贸易摩擦和国际冲击中面临较大的风险。
由于中国对美国的出口过度集中，无形中可能损伤了美国相关行业的利益，尤其是中小企业主的利益，而那些中小企业主是共和党的主要选民。根据奥尔森的理论，受损的企业集中在少数行业，这意味着参与游说活动的企业更容易达成集体行动，而从中国进口中得益的消费者由于人数众多却无法团结，于是主张保护主义的声音会更加响亮。美国对中国的出口越来越多，2000年之后，美国的整体出口几乎没有增长，但是对华出口翻了一番，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占其出口总额的比重由2000年的2%已经上升到4.2%。相反，日本如今只占美国出口的6%，这只有它在20世纪80年代水平的一半。
遗憾的是，美国对中国的出口相当分散。只有少数美国的出口部门高度依赖于对中国的出口。根据理查德·卡茨的计算，在美国商务部统计的450种六位码产品中，只有14种产品的中国进口能够占到美国出口的25%以上。而这14种产品的出口额更加微不足道，仅仅占美国出口总额的2.6%。看看这些行业，令人惊讶的是，主要是虾和贝壳、金矿石、大豆、森林产品、棉花等资源产品和农产品！这些行业在美国政治中的影响和制造业相比人微言轻，对国会的影响力并不大。我们总是认为中国购买美国的飞机将会影响其对华政策，但实际上，中国只占美国飞机出口的6%，而且飞机出口仅仅占美国出口的3%。
中国对美国的意义应该更加重要，尤其是考虑到跨国公司对中国的大规模投资。这些公司在中国赚得钵满盆满，为什么就不替中国说话呢？因为美国的跨国公司关心的是影响其长远利益的问题：知识产权保护。面对中国不断提高的竞争力，死守知识产权保护似乎是让跨国公司的大亨们晚上睡得更踏实的唯一出路。越来越多的美国企业开始抱怨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已经将中国和其他13个国家列入“首要观察的国家”（priority watchlist）。如果情况进一步恶化，美国甚至会考虑动用超级301条款对中国实施制裁。
贸易不应该仅仅是少数利益集团的政治游戏。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贸易保护主义的代价也被成倍地扩大。从历史经验来看，全球化进程也会出现倒退。在这个全球化发展的十字路口，妥善处理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贸易摩擦，不仅关系到两国的经济利益，而且将会影响整个全球化的进程。中国开放服务美国开放投资
奥巴马于2009年11月16日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这是全球经济陷入80多年来的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之后，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和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领导人之间的会面。不过，遗憾的是，恐怕奥巴马访华不会给中国带来什么喜出望外的消息。当我们从金融危机中逃出来，惊魂甫定的时候，没有坏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对待奥巴马访华，最适宜的心态和看电影《建国大业》一样：看的是明星，不是剧情。
但是，值得关注的是，中美关系在金融危机之后却悄悄地进入了表面平静、实际上暗潮汹涌的时刻。过去，关注中美关系的学者喜欢说，中美之间是“爱恨交加”。总之，好也好不到哪里，坏也坏不到哪里。如今，形势变了。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中美关系的脆弱性也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
在过去将近20年的时间里，中美之间的经济互补性不断加强，以至于有了“Chinamerica”（中美共同体）的说法。中美经济成了连体婴儿。中美经济互成镜中倒影：中国出口，美国进口；美国发债，中国买债。如果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出现破裂，全球化一定会开倒车。但在过去20多年时间里，中国的经济实力和民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20多年前，中国希望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时候，是多么迫切地想要登上全球化的列车，甚至上车后再补票都在所不惜。20多年后，中国经济依然火红，全球经济却一片黯淡，或许，中国应该考虑到站下车了？
全球经济格局急剧变动，中国和美国又是变动的核心。这很像两个跌跌撞撞地进入青春期的孩子，身体的发育速度超过了自己的协调能力，对自我的认知忽而极度自信，忽而极度自卑。坦率地说，中美两国都长于内政，拙于外交。这是大国的特质。任何一个大国，关注国内事务都远多于关注国际事务。但中美之间对各自在全球体系中的位置，恰恰是要通过确定和对方的关系才能明了的。想判断中国未来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首先要准确预言美国未来会如何演变。想知道美国在未来是继续称霸还是衰落，同样要考虑中国会怎样崛起。在这个过程中，少不了会有摩擦和冲突。青春期男孩们的友谊，就是在推推搡搡中磨合出来的。中美之间，进入了要重新界定各自定位、试探彼此之间的底线和边界的敏感时期。
让我们感到厌倦的是，话题还是陈旧的。中美热衷于讨论的还是一些互相挑剔对方脸上粉刺的青春期话题。这些话题都是幼稚、琐碎而无解的。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是无解的。“板凳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扁担偏要绑在板凳上”。这就是我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定性。中美之间关于人民币汇率问题的争执也是无解的。汇率问题的确重要，但是把汇率和贸易差额问题搅和在一起，是典型的言不及义，离题万里。
跳出窠臼，构造新的大格局，是中美关系中最迫切的任务。通过谈判达成利益的交换，这是构筑未来中美关系的基本出发点。美国经济学家帕拉萨德（Prasad）曾经提出“大交换”（grand bargain）的思路，即把中美之间的主要议题捆绑打包，彼此交换。比如他认为，中国应该加速人民币汇率改革，让人民币汇率机制更加灵活，作为交换，美国应该支持中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比如提高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投票权，帮助中国加入金融稳定论坛等。
“大交换”的思路是好的，但具体的建议值得商榷。人民币汇率很难作为一个交换的筹码。我们不知道美国想要几斤，也不知道中国能提供几两。中国当然应该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但是，对于一个高度关注国内事务的大陆国家来说，如何到国际舞台上唱戏，似乎还不在最紧迫的日程表上。能够拿来交换的东西，必须深深地契合中美双方国内的重大利益需要。
我们建议，中国可以开放服务业，美国可以开放投资领域，以此开拓新的合作领域。中国的制造业在全球都具有竞争力，但是服务业却相对落后，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制造业对外开放较早，而服务业到今天还“养在深闺”。如果中国能够开放包括金融、医疗、教育、娱乐、交通、通信等方面的服务业，将有助于引进先进的管理经验和商业模式，通过竞争激活国内企业，通过开放引入服务业的市场化法律建设。服务业发展了，中国就能够有更多的民间投资机会，更多的就业机会，民众的生活质量和福利水平就能得到较大提升。对于美国来说，到中国投资服务业，能让美国的优势产业享受到更广阔的发展机会，而不是像把没有竞争力的制造业转移到中国一样，演出一场胜利大逃亡。中国服务业的开放，无疑将给美国企业带来更多的市场空间，给美国人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