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冶
他走了两年了，我早该写点什么谈谈他。可我说什么呢？
……
记得黄永玉在回忆汪曾祺时曾说过：“和他太熟了，熟到连他死了我都没有悲哀。只‘嗬嗬’了两声。”尽管如此，黄永玉还是感到了怅然若失，说：“我的画只有他最懂。”“他死了，这样的懂画的朋友也没有了！”
对周岩的离去，我无法做到黄永玉般的淡定，因为我们都还没那么老，况且我们相交三十余年，情同手足，从无芥蒂。是他让我明白了什么才真正是诗！如今他走了，有谁还能让我再知道点什么呢？他的离去，让我痛彻腹心。
“棠棣之花，鄂不□□。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
早在上高中时我们就成了亲如兄弟的好朋友。
1978年北京市恢复重点中学入学考试，我们都考进了“反修路中学”，就是现在的东直门中学，在那里上高中。这所学校的前身是北京市第二女子中学，因与当时的苏联大使馆一墙之隔，所以在“文革”时被改了名，且成为男女混合学校。我们分在了同一班。因为学校的特殊地理位置，使得它各方面的条件在当时来说都是一流的，有独立的图书室、试验室、全部的电化教学室，还可以住宿。我们又是“文革”后第一批考进去的，所以出来进去都有点趾高气扬的，挺傲气。
那年“十一”，学校要求各班学生出墙报壁报、表演节目。按现在的说法就是才艺展示。当时周岩用一张很大的宣纸临了一篇毛泽东《沁园春·雪》，展出后把同学们全给镇住了，谁都没想到除了钢笔字他还能写那么漂亮的毛笔字。当时很多老师也在看。我们语文老师很有学问，尽管不到四十岁，但有股老夫子的劲儿。他说字写得有点意思！还问周岩平时都写什么字？周岩说平时不怎么写字。老师就说：“以后还是应该在‘二王’上多下工夫！”当时他自己也很得意，还说要给老师写一幅。我就说：“也给我来一张吧！”过后没几天，他果然给我写了一幅，还拿了一个笔记本，说是他写的剧本，还没写完，先让我看看。我一看，大吃一惊，原来他把郭沫若的《棠棣之花》给改了（好像还有《屈原》中的《菊颂》）。我就拿着到处炫耀，说是“我哥们儿写的”。当时，他各门功课也都很棒。戴着一副白边眼镜，后来换成了秀郎镜，文质彬彬，尽管个子不是很高，但风姿洒然俊逸。于是，我成了他铁杆“粉丝”。我各门功课都不咋的，字写得就更难看了。据说那些年看过我字的人常在睡觉时被魇住，直到看了我本人才能缓过神儿来（但现在可是“人书具老”了）。大学毕业那年，本来是国家统一分配，可阴差阳错，学校同意我自己联系工作。一次我让周岩帮我写了一份简历，托人送到某单位，人家一看，只说了一句话：“就凭这字，人，我们要了！”可见他的字有多好！
自此，我们成为亲如兄弟的好朋友，几乎形影不离了。那时，我们都还看不大上自由体诗，他常整个“四六句”或“五七言”什么的，对戏曲也有浓厚的兴趣，追风吊古，就像明人所说的“或驴背清霜，孤篷夜雨；或河梁送别，千里怀人；或酒旗歌板，须髯奋张；或月榭风廊，肝肠掩抑。”他的字好，写在纸上，拿着一读还挺像样，真有那么点儿“跋扈颇参青兕意，清扬恰称紫云歌”的劲儿。有时他也给语文老师看看，老师就笑。现在想来，当时他确实风流倜傥、才华出众，同学朋友都非常敬佩他。上大学后不久，他就再不写古典诗词了。我劝他不必如此偏颇，而且还说没事时找个合适的帖子也把字再练练。他不屑与闻，说：“暮气沉沉的，那不成老头儿了吗？”
当时，尽管学习很紧张，可杂七杂八的事一样都没耽误。我们一起参观“星星美展”、看西单民主墙、听戏逛公园；再后来眼界宽了，与更多的朋友一起喝酒读诗、看书吹牛、闲逛瞎玩……总之在高中、大学，以至整个80年代，本来是旁观者，却以见证人的姿态煞有介事地谈论大势小事，不知天高地厚地褒贬古今人物，恣意地挥霍着青春岁月。就连《布拉格之恋》都没有耐心静静地看完。知道天堂有路，却根本不会去想走哪条路、路的尽头又会是什么。可以说，在那么一个时代，对未来生活的憧憬和对艺术的热爱、对金钱的鄙视与对市俗的厌恶，成了我们共同的精神支柱。
海棠花开日，同学少年时！
那时，我们真年轻，经历了那么多我们应该或不该经历的事而终于让自己不再像自己了；做了那么多属于或不属于自己的梦却留下了一大堆想做而没去做的事。
那是多美的日子呀！
……
现在，他的遗作《骊歌》要出版了，他的妻子许娜博士要我说点什么，那就说说《骊歌》吧。这是我应该做的，也算对他有个交代。
周岩性情极随和，所有相识的人都愿意与他亲近，他也乐于把大家当做自己的朋友。即便如此，在他生前，知道他一直写诗的人不多，看过他诗的人更少。因为，在后来他把写诗当成了自我观照、自我反省的“告解”。但我知道他一直在写诗，也看过他的诗，可惜我并不懂诗，不仅缺乏他那份才情，更没有他那么深的思考，也没有他读的东西多。
2007年他已经病得很重了，在“五一”放假期间，两家人聚在了一起，他把自订并最后修改过的《骊歌》打印出来特意带给我看。当时家里很乱，没有来得及细读，只是觉得“骊歌”的“骊”字有点意思，以为是以黑色的马来暗示他的某种审美意象。因为我总觉着他在诗歌创作中，对迅捷热烈、傲慢浓艳以及带悲剧色彩的野性意象异常敏感，而对柔婉和顺、含蓄暧昧以及叛逆与张扬又有着特殊的理解和把握。所以，想着过几日细细读过后再跟他谈谈我的看法。可谁曾想，此后直到他去世的近三年时间里，我们彼此竟只字未再提起那本他自订的《骊歌》。直到亲友们整理他的遗作时，我才明白，“骊歌”其实就是“离别之歌”的意思。这成了我内心深深的悔痛！从诗的角度讲，这是这本诗集中最有分量的部分。我敢肯定，我是第一个读他自订《骊歌》的人。当他拿给我时，心里也一定在说：“你懂的！”可我竟辜负了他，麻木不仁到连问一句“这是什么意思”的话都没有。他怎能不大失所望？失去了这样一位如此信赖自己的朋友，谁能不悔、谁能不痛呢？
……
北岛在《星光》中写过这样的诗句：
分手的时候
你对我说
我们还年轻
生活的路正长
你转身走去
牵去了一盏星光
星光伴着你
消失在地平线上
……
尽管我知道这首诗与你的诗情意趣并不匹配，可每每读到这些、想到你的离去，我就悲从中来。
而“正当今夕断肠处，骊歌愁绝不忍听”之际，我却不得不再次面对你的《骊歌》。
这大概是一种宿命吧！
……
这本诗集——《骊歌》是周岩的遗作，共七十余首，分为四辑，主要辑录于他生前自订的《骊歌》和留下的被他自己分为三辑的四本诗歌手稿及零星散叶，可以说包括了他诗歌作品的绝大部分。除第一辑是作者生前自己编订并名之为《骊歌》外，其他三辑则是陈天恩教授花了数月时间编辑、整理、誊清的，并经过了许娜博士校定，又由著名诗人、散文作家、艺术家车前子先生写了序言。其间得到了文化艺术出版社总编查振科、中国工人出版社总编庞洋、中国工人出版社总编室主任刘延庆、团结出版社社长梁光玉等作者生前的老领导、老朋友们的大力帮助。
原本那些手稿是作者用钢笔工整地抄录在四册笔记本上的，后又用各种笔反复修改多次，但字迹相当潦草，以至很多首诗中的字句都难以辨识，甚至有很多首诗都被他自己多次修改后又删除了。为了能让大家对作者的诗歌创作有一个全面而完整的把握，两位编校者花费了极大心血，逐字逐句地做了辨识、校定。只是舍去了作者早期学生时代的诗作。这有三方面的考虑：一是那些作品散落各处已不易收集了；二是现在这本集子中的作品，都是作者自觉保存下来的；三是他后来的诗歌创作及思考已与早期的诗歌写作有了根本的不同。所以，现在这样一种编排也是对作者的最大尊重。而总名之为“骊歌”，也算是遵从了作者的生前意愿。
诗集中最早的诗作写于1988年，最后的诗作定稿于2007年。这些诗的写作时间跨度近二十年，是他对生命、欲望以及诗歌本身的思考和体验。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诗集的主题是：忧郁、色情主义、情歌……忧郁和色情主义是由于爱情的缺乏。忧郁和色情主义既是临界于我的生命状态，也是我对这种生命状态的判断。而之所以使用色情主义，是因为它（色情）已经从我的生命状态，逐渐浸润入我的生命哲学和生命观，这一点却是真实的，忧郁当然是一种病。忧郁与色情主义是爱情缺乏的结果，然而反过来，情歌也是对忧郁和色情主义的背离和挑战……”“诗歌的，以至文学和艺术的全部题材，是包罗万象的。但就其本质而言，只有两个——性与死亡。因为从美的意义上讲，只有她们能分别代表激情与静穆这两种最伟大的人文精神和艺术原则。而从激情中体验静穆，和从静穆中感受激情，是实在的现象。如果能驾驭激情与静穆，感到人类精神的荒漠，则是最奇妙、最刺激的事情。那是绝顶超凡的艺术家，具有艺术家最高贵的品质。”
所以，这本诗集中，第一辑是作者的亲订，有着原生态的意味，多为哈姆莱特式的思考与表达，记录了诗人的思索与渴望、寂寞与失望；而第二辑则还保留有诗人青春期的冲动与感伤；第三、第四辑多是在冷眼旁观中，以自语的形式，表达了强烈的空虚与荒诞感。
作者的才华，为我辈翘楚，在朋友中有口皆碑。所以他的诗歌创作，不仅是思考使然，更是才情使然。很显然，诗集中有着强烈的时代落差。尽管他自己在努力淡化时代的印迹，甚至自觉地在创作中将自己与时代隔绝开来。但80年代的经历和感悟，无疑是他精神的某种依托。尤其是第二辑，完全就是对那个年代的直接表达。80年代是一个意气风发而缺乏耐性的时代，但对个人而言却是一个蠢蠢欲动而又野心勃勃的年代。在张立宪的《闪开，让我歌唱八十年代》刚出版时，他特意买给我一本，并告诉我，他就喜欢这本书的名字！
对于80年代，查建英在编辑《80年代》时，有人就提出了对这一时期的界定问题，认为应起于1977年前后，而结束于1988年，那个时代来得早也去得快。而这本诗集的创作恰恰始于1988年，如果把第二辑作品中的情绪看成是他对整个80年代的追忆，那么其他各辑中的作品就是以此为参照，用后来的经验在不断修正的结果。比如他写于1988年的《湘西组歌·第一次见到你》，是他在湘西时的经历。但在我看来，完全可以想象那是他对整个80年代的印象：斑澜多姿却又一闪而过；对比他写于1999年的《青春五章·美丽的手》，明显就有着形同陌路、恍如隔世之感了。但这并不意味着绝望或沉湎，而恰恰可能是一种批判或抗拒。用他自己的诗句表达，就是：“朋友！/假如黑夜来临，请保持/沉默。/在黑暗中歌唱，/就是献给魔鬼的颂歌……/拖着沉重的夜晚，/我，向遥远的黎明致敬！”（引自《骊歌》第一章、第五章）。
记得台静农先生在谈到他早期小说的创作时曾说过：“……回想‘五四’后的青年，感于朦胧的爱情，踏空的现实，闪灼的光明又捉摸不住，于是沉郁、绝望……”这差不多也正是《骊歌》的创作状态。
《骊歌》总的调子是低沉的，这缘于作者的思考。他越思考就越寂寞，越寂寞就越忧郁。当然，我这样说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不仅仅因为我尚不能完全读懂他给我的《骊歌》，还缘于我们的友谊就始于早到的80年代。因为我们所有的美好情感，都定格在了那个时代！到了90年代，他一下子就沉闷了下来，并接受了天主教的洗礼，朋友们也都“鸟兽散”了；再后来，大家都过着自己的日子，彼此显得彬彬有礼、客客气气了。
……
对于别人，我说的这些，或有利于解读，或引入歧途。管它呢！
“垂柳飞花村路香，酒旗风暖少年狂；桥头日系青骢马，惆怅当年萧九娘。”陈独秀少年时代的这首诗你是喜欢的。如果再有那么一天，我们肯定还会在一起谈你的诗，反正露怯的总是我……
2011年12月21日
修改于2012年端午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