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慢慢好转，我能察觉到。一个明显的特征是眼睛能够聚焦，视之有物并摄入内容，虽然还是经常会被大脑抢断，陷入无现实意识的不健康冥思状态，但总能在某一瞬间又跳脱出来，继续聚焦现实世界。如此交替反复，耗费神思，不过我已经很满足了。
人类对于未知事物的恐惧是刻在基因层面上的，进而有了古老的神祗崇拜。如果我们还处在黑暗的中世纪，这次爆发的****就会和当时的黑死病一样成为恐怖的源头，也许还会被直接叫做一个特别黑暗的名字，比如“死疫”。很庆幸我们生活在现代社会，能够科学认知并分析这些病毒的致病机理，就算可怕也不至于恐慌。
如果你能了解事实情况，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掌控感，并建立起一个相对稳定的认知状态。为了搞清楚我的病以及疗愈方法，趁着好转，我买了一些相关书籍，如美国著名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教授（他的斯坦福监狱实验非常有名，并出了一本叫路西法的书）的《心理学与生活》，克莱尔·威克斯的《精神焦虑症的自救》，包括心理分析的鼻祖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论》。每次打点滴的时候，也是内心最为平静的时刻，在药物效力最大化让我进入睡眠状态之前，我会看一些比较重要的章节，如此积累。
了解的越多，越有助于疗愈。
从治疗的时间和效果来看，我应该是属于恢复相对较快的病人，不管是从我个人还是医院的角度，这都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在一次互动课程中，我被一名不太熟悉的医生点名分享恢复的状态，我想也许是在每次医生的集体例行查房，简单的几句对话了解的我吧。
这是没有准备的临场即兴发挥，有些突然，让我错愕。正常状态下，这也非我强项，更何谈抑郁恢复期。在进医院治疗之前，我已经出现了社交恐惧倾向，不愿意赴朋友的约，不愿意一个人外出，甚至连朋友的电话都不敢接。只在觉得最值得信赖，最安全的朋友，才强装镇定赴局，即便如此，说起话来也前言不搭后语，一个话题往往会被我重复好几遍，整个过程都如坐针毡，左顾右盼，一直想逃离。好不容易撑到散场，又不知道到底想做什么，如此煎熬。
有些朋友能觉察到异常，我便搪塞是因为事情太多，工作太累，状态不好。就有热心朋友给我推荐一些评价还不错的老中医，可行调理脾脏的汤剂。前述提及，我曾经确实尝试过不同的中医给开的方子，有正规中医院的，也有据传很厉害的的私人中医诊所的，除了饱受肝口之苦外，确实也没见什么实质性效果。
见我有些紧张，带课的医生微笑着安慰了我，说：“麦吉，想象一下，现在坐在你身边的都是小朋友，都比你小，不会伤害到你的。你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也没有对与错，你觉得合适的都可以的。”
没有刺激神经的掌声，大家都面带为微笑，心怀善意地看着我，这让我放松了不少。于是讲了我生病的体验、生病的过程、求医的过程，没有刻意去梳理时间条线上的逻辑性和生病的因果关系，只是嘴巴跟着感觉走，想到啥说啥。
越到最后，也越放松，原定四十五分钟的课程，超时了二十分钟，没有人打断我。到我意识到该结束的时候，医生才带着大家一起给了我掌声，并对我的分享给予了非常积极的评价。不管真实情况与否，能在这么多人面前分享，意味着我的康复历程又前进了一步。
治疗历程在按部就班地进行，此前纷乱的意识流中无解的房贷、家庭和工作等一系列问题，逐渐变得越来越有头绪，这是基于对未来可以康复的预期，另一个层面是对事物的正向解读多于负面，这是一个希望和信心重建的过程。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确地理解，是心理和躯体都健康，才能进行革命。
在这一过程中也面临一个问题，对于地西泮注射液的依赖性愈来愈强。这种依赖源于两个层面，一是生理层面，这种镇定剂进入血液后，能让人进入短暂的宁静状态，大脑放松并让身体进入休眠，让人愉悦。另一方面是心理层面的依赖性，靠佐匹克隆片卡点（六个小时）的睡眠在心理层面总是认为睡眠不足，要靠着地西泮补充一到两个小时，才能得到慰藉。一只手的静脉血管已经由点扎出了线，呈现一片青紫，但每天针入肌体的那一刻，才能感到心安。
要知道，心无旁骛地睡眠对一个抑郁症患者来说，是多么的宝贵。
对此，曾博士给我的答复是，所有的抗抑郁类药物都会有一定的成瘾和依赖倾向，使用药物的首要目标是治病，控制住病情之后，再通过减药、运动、心理咨询等方法慢慢降低对药物的依赖性并最终戒断。现在治疗抑郁焦虑的方法和药物已经相对成熟并形成体系，并有神经科学的验证，只要遵医嘱，不自行滥用药物，定期复查，这些都不是问题，无需过份担心。
希望是一盏灯，哪怕离得很远，只要能让我感知到一抹亮色闪动的微芒，我必追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