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还要接孩子放学，父亲就先回家了，医院离家挺远的，公交车需要2个小时。老婆去上班，上午开过来的车留在医院的停车场，里面有我的住院行李。
住院手续办理完毕，还要去护士站去学习一些住院期间的管理细节，并签字确认。病房是一栋三层建筑，剥落的墙皮和大面积的藤蔓给它贴上了老旧建筑的标签，可以想象，里面的医疗设施肯定不会好到哪去，护士站就在一层入口处。
“早晨7:30会开始打吊瓶，要提前准备好；下午16:00之后可以领次日要吃的药；晚上19:00点钟会关病房的大门，晚了就进不来了；一周会有定期的2次课程，互动或讲座；白天可以自由活动，完成一天的规定治疗安排，在保证安全的情况可以回家。”诸如此类。
护士站一共3名女护士，边忙着手头的活边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着。一个体型偏胖的护士说道：“今天上午又住进来一个，是个中学生，是个女孩，长的还挺好看的。”
另一个年龄稍大的应道：“估计又是学习学傻了。”说完这句话突然意识到我还在房间，往我这里瞟了一眼，止住了话头，转身又去干别的，也许是顾忌到我的感受抑或是忌惮我会投诉。此刻，就算她们说的话再严重一些，于我来讲也不会有什么特别的反应，我惧怕冲突。
我的病床在3楼9房4号床位。刚进楼梯间，就能闻到一股浓浓的霉味，这是一种不通风的地下室渗水之后长出的霉斑，混合着食物的残渣被分解的味道。我调整了一下呼吸，努力地去适应，曾博士的建议是至少住院治疗一个月的时间，到时根据情况再看是否需要继续治疗，我还要在这里待很长一段时间。
我没有直接去三楼，而是先去二楼看了看。各个房间的床位从2个到6个不等，下午天气不错，大多数病人都出去遛弯了，病房里老人居多。走廊尽头的一个房间，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躺在床头玩手机游戏，白袜子已经穿成了黑袜子，还没到门口就能闻到一股脚臭。我突然有些好奇，他是因为什么症状住的院？鼓起勇气，问了之后，小伙子看也没看我一眼，回了一句，我是陪我妈住院的。得到答案，他不是病人，我竟然有一种隐隐的失落感，病态的心理。
三楼有一个活动室，有乒乓球台和类似于食堂的6人位连体餐桌椅。6个人正坐在那里打牌，3人围观，打得很是兴起，喧喧嚷嚷的。有那么一刻，我甚至在怀疑，他们是病人吗？他们不是应该对什么都失去兴趣了吗，怎么还能去打牌，还能那么开心呢？也许是他们已经快治好了吧，我这样想，这给了我一些信心。见我这样一个陌生人上来，一个下巴堆成三道棱线，络腮胡，光头，穿着一件蓝色足球衣的中年男子抬头看了我一眼，说了一句：“来了，住进来了。”我讪讪应了一声，没做过多停留，去找我自己的床位。
9号房间有5个床位，不过这个点都没人，4号床靠窗，朝阳，这会阳光正好能照拂到80%的床位，还好。房间里发霉的味道更重了，地板都几乎成黑色，角落里有一些干掉的果皮、饼干的塑料包装之类，卫生死角，就算打扫卫生估计也没有人会去在意。每个床头的铁质吊瓶架，漆都快掉完了，整杆的锈迹，室内没有卫生间。床单和被罩看起来是新换的，但高频使用下，也有一些斑斑污迹。入院之前，我问过曾博士病房环境，曾博士直言不讳，很差，条件艰苦，要克服一下，治病要紧。有了思想准备，我才能勉强接受这样的现时环境，对，治病要紧，我对自己说。
我和衣背靠床头，看向窗外。这栋三层建筑的地势较高，一楼外面是一个院子，院子里有一些松树和常绿的冬青，不过一看就疏于打理，形资和颜色都没有达到正常的状态，已经4月下旬了，还未完全反绿，呈现出一片病态。院子往下，是将近20级的台阶，台阶上不少住院的病人及家属在晒太阳，台阶下是一条市政道路，车流不息。有些吵，我关上窗，静默。不到5分钟，大脑又开始不受控地涌入各种思绪，各种问题，各种对未来场景的担忧，这种感觉很熟悉，很痛苦。我就这么静卧着，目光呆滞，在泥潭中挣扎，在灵魂的最深处嘶喊，承受这一切，这是我的难。
不知过了多久，也许是1个小时多，门被推开了，是曾博士，仍旧是职业性的微笑。
“我见你办完手续了，特地上来看看你，感觉怎样？”
“不太好。曾博士，明天要开始打吊瓶吗？”其实我心里还是心存畏惧的。影视片里的精神病院从来都是一个极为负面的符号，要么关着的是重症的歇斯底里型的精神病患者，要么是把一个正常人拖进去，硬生生折磨成一个真正的精神病人。
“是的，护士应该跟你说过，如果你晚上要是回家，明天早晨7:30之前就要到这里，吊瓶配好的药物有效时效很短，过了就作废需要重新配制。”
见我没吭声，曾博士又补充了一句：“我们会根据每名病人的症状，外在表现，轻重程度来有针对性的配药。这是正规医院，医保联网，条件虽然差点，但所有的医生都是希望病人快点好起来的，不要担心。”他似乎能猜透我心思，这也正常，博士毕业，二级心理咨询师，论文无数，临床经验丰富。
“嗯”我点头。
“别老一直在房间里坐着，出去走走，看你房间的病友都出去了。”临走之前，曾博士又交代了一句。
没过多久，同房的病友陆续回来。一个年近70的男性老人，老伴陪床；一个比我大三岁的大哥，独自一人；另外两张床的病人住的近，打完吊瓶取完药中午就回家了。
老婆终究还是不想我一个人住在这里，下班之后，就到医院，和我一起开车回了家。
我叫麦吉，35岁，一个重度抑郁焦虑症患者，当前正处急性期，服用抗抑郁药物帕罗西汀以及助睡眠药物佐匹克隆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