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娘死的时候，我只有五岁。听小皮匠说，我娘是生黄疸病死的。我觉得是医生说错了，也可能是小皮匠听错了，应该是蛋黄病，因为我娘死的时候，脸色和蛋黄一样黄。
弄堂里的人都叫我大耳朵。当然，也有叫我野蛮小鬼、叫我捣蛋鬼的。要不是长了两只大耳朵，像我这种发育不良的，肯定被人起绰号叫僵瓜。有一个时期，上海人养鹅成风，弄堂里从早到晚“戆戆戆”一片。别人家都用米糠泔脚喂鹅，廿七号里的人家用酒糟饼喂，那几只鹅长得又肥又大，眼睛通红，只要一看到我，就摇摇晃晃地冲过来啄我耳朵。我已经吓得逃进家里了，它们还不罢休，一边戆叫，一边啄门，要啄十七八记再离开。后来才明白，那几只鹅是把我生冻疮的耳朵当酒糟饼了。怪不得大家骂它们是呆头鹅。
我经常会胡思乱想，想着突然有一天，有个漂亮的女人来找我。最好是在操场上升旗的时候，全校的人都在；要不就是夏天，全弄堂的人都坐在外面乘风凉，这个漂亮的女人一步三摇地走过来，直接走到我面前，抱着我哭，说她是我的亲姐姐，这么些年一直在找我，知道我受苦了，她是来接我走的。姐姐身上的气味一定很香。我也抱着姐姐哭，哭得鼻涕都流出来。每次想到这个场面，我的鼻子真的会发酸。大家都惊奇地看着我们姐弟相认，都张大着嘴巴，因为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女人。不过我照过镜子，还每天都得看小皮匠的脸色，我很清楚，我那个姐姐长成仙女模样的可能性几乎没有。那就希望她很有钱，骑着一辆全新的凤凰牌自行车过来的，最好，手上还戴了块手表，还烫过头发，衣服上一块补丁也没有。
每一次想象，我都会补上很多细节，弄得自己也很感动。
亲姐姐迟迟没有出现，我在弄堂里先认了个干姐姐，那就是住在我家隔壁再隔壁的阿娟。阿娟是社会青年。我也不太明白社会青年是什么意思，好像就是，你只要当了社会青年，社会就不管你了。阿娟的家人都在香港，她和一个瘪嘴老太住在一起。瘪嘴老太以前是她家的梳头娘姨。每次我的那些恶作剧传到阿娟的耳朵里，她都会格格格地笑个不停。比如有回过年，大年夜，隔壁的宁波阿娘和宁波阿爷坐在一起定定心心吃汤团，宁波阿爷一口咬下去，馅子不是猪油黑洋酥，而是一小块乳腐。宁波阿爷一声连一声地喊罪过啊罪过，触霉头啊触霉头。宁波阿娘说：“昨末子我裹汤团这厢，大耳朵来过一歇。这相貌估摸是其做的手脚。”宁波阿爷恨恨地说：“还用得着这相貌那相貌估摸啊，肯定是大耳朵做的手脚。这小鬼头，趟趟来过以后要出点花头。”阿娟听说了这事，笑得喘不过气来，差点滚倒在地板上，直喊着要瘪嘴老太帮她揉揉肚子。笑完了，阿娟说：“大耳朵顶痴头怪脑，怎么让你想出来的。”说完又笑。阿娟笑起来特别好看，牙齿雪白崭齐，而且一颗蛀牙也没有。她刚刚把嚼了半天吹了半天泡泡的泡泡糖吐掉，我趁她不注意偷偷捡起来，放进嘴里继续嚼继续吹泡泡，临睡的时候用糖纸包好，第二天再继续嚼继续吹泡泡，直到阿娟吐出一块新的泡泡糖，以旧换新。
做这个事情不能让阿娟发现的，否则要被她骂的。不过，我喜欢嚼阿娟嚼过的东西。
后来阿娟哭哭啼啼地去了新疆。在此之前她吐掉的泡泡糖，我可以捏两只拳头大的兔子了。
阿娟老是欢喜摸我的一对招风大耳朵，说我耳朵大，福气大。仔细想想，我真的是很有福气。小皮匠不是每天都打我，偶尔也有忘了打我的时候。即便他打我，我也有办法对付他，等他喝饱老酒睡着了，我就在他的帆布围兜上戳几个洞，让他隔一段时间就要买块新的，让他心疼。每次小皮匠用楦头敲我一记，毛头的妹妹囡囡就数一记。石库门房子的隔音不好，囡囡在隔壁听得比我还清楚。第二天我和她一对，大致差不多。有时我说挨了七记，囡囡却说是八记。毛头在旁边帮腔，指天发誓说肯定是八记，就像打在他头上一样真实。没得办法，只好以他们的数字为准。囡囡虽然只有一年级，谁让她的算术比我好得多。毛头的算术作业本上也大部分是三分，有时还能冒出个四分，我不得不服。
这天放假，不上学。上午，我在阿娟的家里玩，阿娟教我背唐诗。背唐诗其实一点意思也没有，但为了不让阿娟扫兴，我便装模作样地背，背出来她会奖励我一块鸡蛋糕。那天她教的是李白的一首诗，叫什么《蜀道难》，听不懂，头一句就很奇怪，居然是“噫吁嚱”。我问阿娟，噫吁嚱是什么意思。阿娟说是感叹词，古代的人见了某一样东西，很惊讶，于是就发出感叹，噫吁嚱。我说那就是哎呦喂的意思，为什么不改成哎呦喂？或者就说成是乖乖龙的咚。阿娟格格格地笑个不停，笑弯了腰，手指着我，却说不出话来。这时候只听外面一声炮响。阿娟还没走到窗前去看个究竟，我已经不见人影了。
今天是国庆节。人民广场在放礼炮。
放一下礼炮，天空便会出现很多小降落伞。礼炮放了一记又一记，小降落伞铺天盖地，轻轻扬扬地随风飘荡。我们住的地方风水好，眼看着小降落伞飘过黄陂路，飘过南京路，向我们这边飘过来。大家拼了命往各自的晒台跑，拿晾衣服的长竹竿去挑。飘得低一点的降落伞，在前面人家的屋顶上就挂住了。于是激起一片惋惜声。飘得高的继续飘过来。我们弄堂有人挑到了，一家人欢呼雀跃。我太矮，够不到，眼睁睁地看着降落伞从头顶飘过去。我发急了，提着竹竿爬上了屋顶。阿娟在她家的晒台看到了，大声地叫我下来，说危险。我只当没听见。
很多年后我看小说《堂吉诃德》，看到里面的堂吉诃德举着长矛大战风车，回想起来，我那一刻举着竹竿去挑降落伞，很有点堂吉诃德的勇气。竹竿太长了，双手拿着底部，很难控制平衡。屋顶又是有斜坡的，我在屋顶上摇摇晃晃，一会冲到这里，一会冲到那里，只能听任竹竿的摆布，有好几次差点就从斜顶上滑下来。那些大人孩子都顾不上挑降落伞了，都屏住呼吸看我在屋顶上表演危险动作。阿娟见喊我喊不应，知道要出事了，两只手把眼睛蒙起来不敢再看。
有一只降落伞飘过来了。我奋力举起竹竿准备去挑。降落伞突然改变方向，朝旁边飘过去，我便跌跌冲冲地跟着它。好在每一家的屋顶都是连在一起的，我一冲就冲了好几家，一直冲到屋顶的边沿。有很多人在惊叫，在尖叫。我充耳不闻。我几乎就够到降落伞了，只差那么一点点。我向前探了点身子，终于挑到了降落伞。这时，脚下的瓦片松动了，我从屋顶上摔了下去——
弄堂里一片安静——
幸好那时候房子和房子之间距离很近，中间基本上就剩一条夹弄，按现在的话来说，容积率很高。我拿着的那根晾衣竿，一头戳进了对面的老虎天窗，另一头贴着这边的山墙，慢慢地滑下去。偏巧二楼前厢房的人家在山墙上搭了个鸽棚，我就掉在了鸽棚上面，弹了一弹。就这一个停顿，我看到对面亭子间的新娘子，坐在窗口吃瓜子。新娘子看到我突然从天而降，眼睛瞪得很大，瓜子肉鲠在喉咙口，全身顿时僵住了。那只鸽棚不牢，被我压垮了，十几只鸽子全都飞走了。我踏着鸽棚上面铺的油毛毡和碎木片，飘落到地上。一楼人家在晒棉花胎，我落到棉花胎上打了个滚。
下面有个老太太坐在竹椅子上晒太阳，一阵稀里哗啦噼里啪啦的声音过后，扬起一阵烟雾蒙蒙的灰尘，随后一个小孩滚落到她身边。老太太吓得浑身发抖。那以后，老太太就落下了毛病，只要在路上见到我，就条件反射，浑身发抖。
弄堂里无数的人从四面八方涌过来，迫不及待地想看一具血肉模糊的尸体。我让他们失望了。我拍拍屁股站起来。摔下来的过程只有几秒钟，我还来不及害怕。竹竿还在，降落伞也在。阿娟发了疯一般奔过来，先把我上上下下检查了一遍，看看有没有出血，还好，只是脚踝处被鸽棚的钉子扎破了点皮。阿娟说：“大耳朵，你吓死我了，我以为你摔死了。”说罢一把抱住我，哇哇大哭起来。
早有人去告诉了小皮匠，说你家儿子从屋顶摔下来了。小皮匠真正是大将风度，打好掌子在切鞋底的皮，要切整齐，只是眉毛挑了一下，手也不抖，声音也不抖，说：“摔死了？”来人说没有。小皮匠说：“骨头摔断了？”来人说没有。小皮匠似乎有点失望，说：“腿骨头也没得断？”来人说没有，还会鲜蹦活跳地走路。小皮匠就不吭气了，把切刀在头皮上来回刮了几下，继续切鞋底。倒是江水英看不过去了，说小把戏这么高摔下来，你也不家去看看，太过分了。家去吧，摊头我帮你看着。
小皮匠这才回家。走到半路，小皮匠就被鸽棚的主人揪住了。鸽棚的主人姓陈，那张脸长得很有特色，中间宽，两头尖，弄堂里的人背后都叫他橄榄头。橄榄头对小皮匠说，你儿子闯祸了你知道吧？小皮匠笑笑说，知道哩，小把戏命大，没得摔死。橄榄头说，你儿子把我的鸽棚压坏了。我这只鸽棚花了不少钞票搭起来的，你看怎么办？小皮匠谦卑地笑笑，说，我家去教训小把戏，辣豁豁地打，给你出气。橄榄头说，小皮匠，你怎么管教你的儿子，我不管。我只问你，我的十几只鸽子逃掉了，怎么办？小皮匠不知是没听懂还是装糊涂，嘿嘿地赔着笑，说，乖乖，可惜了。鸽子肉很鲜，很肥，好吃得不得了。可惜了。橄榄头有点火了，说，小皮匠你拎拎清，我养的不是菜鸽，是信鸽。其中一只还从芜湖飞回上海，得过奖的。小皮匠讨好地说，得过奖的鸽子，肉更鲜美。
两个人各说各的。正说得热闹，一阵鸽哨传来，十几只鸽子飞回来了，盘旋了一会，看看鸽棚还没修好，就飞走了。那些鸽子后来几天又飞回来过，看到鸽棚还没搭起来，又飞走了，从此一去不复返。
橄榄头此时眼睁睁地看着鸽子飞走，心疼得不得了，见小皮匠像是在耍无赖，撩起就是一拳，打在小皮匠胸口。小皮匠不避让也不还手，依旧满脸堆笑，暗地里绷紧肌肉，打算挨上十几拳，一拳抵一只鸽子。小皮匠在心里默默记数，数到第四只鸽子，马樟花赶来了。马樟花人还没到，声音先到：“大家都是阶级兄弟，打来打去算啥？有意思吗？”
马樟花是居委会的调解主任。
橄榄头看到马樟花并不买账。橄榄头是纺织厂的保全工，平时头皮很撬，对马樟花说：“什么阶级兄弟？我是工人阶级，他是摆皮匠摊的摊贩，不是一个档次的，怎么好相提并论。”
马樟花说：“谁不想当工人阶级？都想当。小皮匠也想当。话说回来，摆皮匠摊，总还算劳动人民吧。你不要说什么档次，先说说你家的鸽子。每天都有居民到居委会来反映，你家的鸽子，鸽粪鸽毛乱飘乱撒，把邻居晾晒的被单衣裳都弄得一塌糊涂。住在你家对面的新娘子最倒霉，人家陪嫁过来的绣花被面，羊毛毯，都被鸽粪弄龌龊。新娘子叫你赔过一分钱吗？每次居委会干部上门找你谈话，叫你拆掉鸽棚，你老婆都说你出差去了。你是采购员啊？你是海员啊？你是科长啊？你一个纺织厂的保全工，出什么差？工人阶级确实光荣，但工人阶级也要维护工人阶级的荣誉，不要搅得四邻不安。”
马樟花说得痛快。她肯定不会想到，两年以后，她要为自己的这番话吃苦头的。
橄榄头觉得理亏，闷声不响。小皮匠听马樟花说话，听得热血沸腾浑身发痒，差点憋不住就想拍手鼓掌了，只是看到橄榄头身坯比自己结实，不敢轻举妄动。马樟花看出小皮匠的心思，转过脸对他说：“你这个小皮匠，只知道做生意赚钞票，不知道管教儿子。要我说，整个同和里居委会，最捣蛋最讨人嫌鄙的，就是你儿子。不是我吓你，大耳朵今天要是摔死了，你监护不力，你也要吃官司，逃也逃不掉；而且，同和里居委会保持了十年的五好居委会的牌子，也要被敲掉了。这就问题严重了，谁也承担不了。”
小皮匠吓得刮刮抖。
那时候的马樟花，还处在就事论事的初级阶段，还没修炼到王顾左右而言他的境界。她对橄榄头说：“鸽子重要还是小囡的生命重要？”
橄榄头还在硬撑，死不开口。
马樟花换了一种问法，说：“你宁可你家的鸽子还在，别人家辛辛苦苦养大的小囡摔死了，是不是？”这种问法太毒辣太阴险了，橄榄头无处可逃，只好摇摇头。马樟花笑了，笑的时候露出几只龅牙齿，说：“一只破鸽棚，十几只鸽子，救了邻居小囡的一条命，你应该觉得光荣。工人阶级了不起。来，两家人家握握手，不要再吵了。”又对小皮匠说，“你苏北乡下不是有人吗，过年的时候带几只老母鸡出来，表示表示心意。”
小皮匠慌忙点头。
这事就算过去了。
对我来说，这事并没有过去，晚上的那顿暴打，肯定是逃不过的。不过现在我还顾不上这个。我们几个聚在阿娟家里，研究起那只降落伞。降落伞是蓝白条纹的尼龙布做的，被对面人家老虎天窗的碎玻璃划破了，拉了道口子，下面坠了一个方块，是用塑料纸包起来的，掂掂分量并不重。阿娟猜里面是花纸头。毛头猜里面包着颗炸弹，话音未落，被瘪嘴老太敲了记毛栗子。瘪嘴老太说：“再瞎三话四，捉你到派出所去。”我猜里面是块云片糕，我希望是块云片糕，有核桃肉的那种。后来还是瘪嘴老太猜对了。她说，空屁啦。
拆开来，里面是一叠薄木片。那些木片后来也算是物尽其用，被瘪嘴老太用来垫桌子脚，垫五斗橱脚，垫床脚，哪里不平垫哪里。
后来晚报来过一个扁头，一个年纪轻的记者，专门来采访这件事。一方面可能标题没有写清楚；另一方面，这块豆腐干大的文章登出来时，是和几条讣告挤在一起的，所以如果看报纸看得比较粗心，会以为这个小孩是当场摔死了。
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只要有人到同和里来走亲戚，那些亲戚必定会在主人的陪同下，到我家来看稀奇，看一个从屋顶上摔下来安然无恙的小孩。那些人都很奇怪，说这小家伙瘦精精的，身上也没多少肉，看上去不像是那种很经得起摔的人呀，怎么会摔不死呢？还是一个戴副黑边眼镜的男人有点学问，他绕着我走了三圈，终于恍然大悟地说：“是耳朵的原因。”于是大家一起盯着我这对奇大无比的招风耳朵看，还是不明白。黑边眼镜解释说，人在遇到意外的时候，自身的应急系统会展开自救。譬如这个小孩，他在摔下来的一刹那，他的耳朵就尽可能地张开了，在很大程度上起了缓冲的作用。大家一起点头，表示认同。
我也觉得他的说法比较正确。
阿娟用降落伞的尼龙布给我做了一顶帽子，里面用硬纸板衬着，像是一艘倒扣的帆船，绝对是全上海独一无二的帽子。
我就戴着这顶蓝白相间的帽子去学校。后面跟着毛头、阿根、阳春面、芋艿头等一帮赤膊兄弟。
在此之前，四年级有个家伙，开盲肠炎，肚皮上划了一刀，见人就撩开衣服，让人看那道刀口。他的肚皮上就像趴了一条粉红色的蚯蚓，肚皮一吸一鼓，那条蚯蚓会蠕动。这条蚯蚓让他出足了风头。直到第二年春节过后，有个家伙去崇明老家过年，不小心被拖拉机撞了，手臂骨折，这家伙手上打着石膏来上学，才抢过了盲肠炎的风头。盲肠炎还想做最后的顽抗，还时不时地要撩衣服，但已经没有人理睬他了。大家都围着石膏转，你摸一下，我摸一下，恨不得把石膏掰开来看看。不过，打石膏的家伙并没有高兴多久，就被别人抢了风头。
上海刮台风。来上海的台风都有编号的，第几号台风第几号台风。就像在菜场里排队买鱼，卖鱼的会用粉笔在每个人的身上写号码，写到某一个人，就说，后面的人不要排队了，就这点鱼。气象台的人也想在台风身上写字，可没法写，就光编了个号码。也不知道是刮第几号台风，反正，我们隔壁班的小矮子被楼上掉下来的花盆砸破了脑袋。还好那只花盆从楼上掉下来时，先掉在二楼的晾衣竿上，弹了一下，再滚到围墙上，然后从围墙滚到小矮子的头上。小矮子脑袋被纱布缠了一道又一道，缠得头上像是顶了一只甏。他来上学，我们还以为有个印度小孩转学到我们学校了。我们都惊呆了，这么小的一个脑袋，居然缠了这么多的纱布。我和毛头打赌，我说纱布的里面一定有个铁箍，就像马桶脚桶外面的那圈铁箍一样，否则脑袋会散开来的。毛头不相信。我们就冲上去，要把纱布一层层解开来，看看究竟有没有铁箍。小矮子不让我们碰，哭着跑开了。这个小矮子，才是真正出足了风头，让所有同学都羡慕不已，盼着有一天，自己也让花盆砸一下。等到有一天，小矮子拆掉纱布，我们都不习惯了。因为以前做早操的时候，第一排总是有个白颜色的甏在晃动，白颜色的甏突然不见了，做早操做得没劲透了。
现在，学校里最出风头的就是我了。这大概就是俗话说的，风水轮流转。
毕竟，不是经常有人从屋顶上摔下来的，从屋顶上摔下来已经很了不起了，而且还没摔死，这就更加不得了了。
一路上，都有人跟我笑着打招呼，问长问短。六年级的那个“留级大王”，还笑着摸了摸我的耳朵。像我们这种低年级的学生，在学校里是不能乱说乱动的，哪怕你读到五年级了，上面也有六年级的压着你。那些敢在操场上指手画脚喉咙很响的，都是六年级的人。你注意看那些六年级的男生，喉咙那边都有块微微鼓起的东西，据说等到那块东西完全鼓出来了，就成为男子汉了。留级大王的那块东西就已经鼓得差不多了。我觉得他是个很重感情的人，舍不得离开学校，所以有几个年级他都读了两次。
留级大王搭着我的肩膀，和我一起走进校门。要是在过去，这会让我受宠若惊的，但这次，我觉得是他在沾我的光。看门的唐叔叔拦住我，我们一起叫了声“唐叔叔好”。背地里我们都喊唐叔叔“糖粥”的，这是我起的绰号。也许是嘴巴馋的缘故，凡是经我的手起的绰号，都和吃有关。唐叔叔按住我的头仔仔细细地检查了一遍。在此之前他听到的版本是，我从屋顶上摔下来，头顶摔出了一个洞，鲜血直喷，被一个家伙抓了一把湿泥糊上去，才止住血。
我在学校里大出风头。很多人围着我，所有人看我的眼神，都像是在看一个英雄。和我同桌的田甜，以前骄傲得以为自己是个童话里的公主，老是板着个脸，都不怎么理我，这次也用一种崇敬的目光看着我，还把一块香橡皮放在我面前，说，借给你用半天。毛头的身边也围了很多人，听他讲我是怎么摔下屋顶的，讲得比我还轰轰烈烈。在毛头的叙述里，他是个亲历者，好像他也在屋顶上，他想拉我的，只是没拉住。
有一双亮晶晶的眼睛一直在盯着我，我看不到她，但我能感觉到她，她躲在人堆里。
班主任顾老师一路小跑着过来，说：“老师刚刚才听说这事。老师都担心死了。”顾老师的脸上都有汗沁出来了，眼睛也有点湿润。顾老师用脸贴着我的额头，轻声说：“周大毛，你答应老师，以后不要再这么调皮了，好吗？不要再让老师担心了，好吗？”我知道自己无法保证，但在这种场合，我必须点头答应，否则顾老师会哭出来的。和女人打交道，就是这一点比较麻烦，你必须哄着她们。
全世界真正关心我，待我好的，只有三个人，三个都是女的。一个是阿娟，一个是顾老师，还有一个是闸北的姨婆。也许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几乎无处不在，我不想看到她的时候她也会出现，弄得我在毛头他们面前很没有面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