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五百年前是个产生“圣人”的时代。释迦之于印度，耶稣之于希伯来，孔子之于春秋鲁国，都是在这个时期诞生的。不过，称其为“圣人”，则是后来的事。就其出生而言，有的非但乏善可陈，容或还有“非礼”之嫌。说来并不体面。释、耶不论，孔子的出生就有“不合礼仪”即“私生子”的嫌疑。
造成这桩疑案，大抵就因了《史记·孔子世家》中的一句话：“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
据载，孔子先世为宋国贵族，因避宋内乱迁于鲁，父叔梁纥因军功封于陬邑。孔子就是叔梁纥与颜氏女（即颜家三女儿颜徴在）所生。这一点，似乎史无异议。所不同的是对于“野合”的阐释及连带而来的对孔子是否私生子的看法。对此，可谓众说纷纭。仅笔者所见，就有如下一些说法：其一，是说一老一少的结合，有违礼仪，故云“野合”。这一说法较为多见。据《孔子家语》（三国魏经学家王肃根据汉魏时期孔氏家学整理注解的记载孔子及其弟子事迹言行的著作）记载：叔梁纥“虽有九女，是无子。其妾生孟皮，孟皮一字伯尼，有足病，于是乃求婚于颜氏。颜氏有三女，其小曰徴在……从父所制……遂以妻之。”叔梁纥唯一的一个儿子还有足疾，所以，他要再讨个小老婆为他生个儿子。颜家三女儿听从父命，嫁给了叔梁纥。《史记·孔子世家》中的“索隐”说：“野合者，盖谓梁纥老而徴在少，非当壮室初笄之礼，故云野合，谓不合礼仪。”其二，之所以称其为“野合”，或许是因为违反《礼记·内则》中“聘则为妻，奔则为妾”的规约。叔梁纥虽然已娶颜徵在为妾，但如果不经媒人，未行聘礼，就有“野合”之嫌。其三，有人认为叔梁纥与颜氏的结合必有难言之隐，孔子必是私生子。《史记·孔子世家》载：“丘生而叔梁纥死。葬于防山。防山在鲁东。由是孔子疑其父墓处，母讳之也。”据此，曹聚仁先生说：“颜氏为什么讳言叔梁纥的葬处？此中必有一段隐痛，‘野合’乃是隐痛的唯一线索。”为此，他说：“仲尼究竟是不是私生子的问题，除非有新的史料出来，否则我们只能接受彼此公认的《孔子世家》《礼记·檀弓》的史文记载。”（《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回到文澜阁去》）。其四，是曹先生在同一篇文章中附带提到的，即认为“殷周婚姻制度不同”“不和异族通婚，保持血统的纯粹，从殷制也是正轨。叔梁纥，宋国的贵族（殷商的后代——笔者注）和邹人之女（颜徴在——笔者注）相结，周人不以为异，宋人也许以为违背祖规。”所以，按照孔子不和异族通婚的“祖规”，孔子父母亲的结合也可以认为是“野合”。其五，张舜徽先生在其《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中指出，之所以酿成这一疑案，是因为前人把“古书句读弄错了”。他说，《史记》中关于孔子不知父墓处的记载，是出自《礼记·檀弓篇》。原文为：“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殡于五父之衢，人之见之者，皆以为葬也。其慎也，盖殡也。问于陬曼父之母，然后得合葬于防。”“这段话原来没有句读。东汉大经学家郑玄在其‘不知其墓’下注云：‘孔子之父陬叔梁纥与颜氏之女徵在，野合而生孔子。徵在耻焉，不告。’郑氏既读‘不知其墓’为句，自然想说明其所以然，便不免傅会以自圆其说。不独郑氏如此，司马迁也是这样句读的。句读既已弄错，事实也就随着歪曲起来了。”接着，他指出：“这种错误的句读，一直到清代雍正年间，孙濩孙（字邃人）著《檀弓论文》时，才把它纠正过来。孙氏读‘不知其墓殡于五父之衢’十字为一句，意味着孔子由于幼时死去了父亲，他所弄不清楚的，只在于：父亲的墓是深葬？还是浅葬？（殡是浅葬）他为审慎起见，从一老年妇女处问得确系浅葬，然后启殡，把父母合葬于防。”他认为“这样一读，便觉怡然理顺”（同上） ，孔子为私生子的疑案也便不复存在了。按，‘殡’，许慎《说文解字》训为：“死在棺，将迁葬柩，宾遇之”。似乎是指一种殓而未葬的礼仪，或有暂时寄埋的意思。张先生解释为“浅葬”，不知是否由此引申而来。最后，笔者翻检旧报，在2000年8月的一张《文汇读书周报》上，看到一篇文章，该文认为《史记》中“野合而生孔子”这一句原非书中所有，乃是后人所加。如果真是这样，这桩疑案自然也就不存在了。
如上种种，作为学术研究，各家尽可自备一说。而对于我们一般读者来说，孰是孰非，无须非得弄个究竟。孔子是否父母“野合”而生，是否“私生子”，于孔子自身人格及其学说都无所损益。人的出身是无法选择的，即便是私生子，他也仍然是中华民族的一位文化巨人。这一点，大约是不会有太多争议的。
2001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