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下这样的一个题目,是想借用宋儒的理学概念阐明一点人生的道理。或许,作为一则读书笔记,不过是一点感想或曰感悟而已。
众所周知,人的一生需要面对许多问题。然而,约略言之,如梁漱溟先生所说:“人生实有三大不同之问题。”即:人对物问题,人对人问题,人对自己的问题。(参见《东方学术概观》)对人、对物的问题固然重要,但我想核心的问题,恐怕还是人对自己的问题。对主体来说,主客之间关系能否处理好,或主体能否立于不败之地,关键要看自身状况。而主体的状况则取决于其理性和意志品质。用宋儒的话来说,就是“道心”“人心”何者为主的问题。
人心、道心之说,出自古文《尚书·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朱熹认定这十六个字是尧舜禹三圣相传道统的真传。此后宋儒也便把这称为圣人传心之法。程颐首先对人心、道心作了解释:人心即私欲,指个体的感性欲念;道心即天理,指群体的道德意识。他还提出:“损人欲以复天理。”(《二程集》)朱熹则在他的《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序》中作了更为详尽的新的阐述:“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矣。而以为有人心、道心之异者,则以其或生于形气之私,或原于性命之正,而所以为知觉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难见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虽上智不能无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虽下愚不能无道心。二者杂于方寸之间,而不知所以治之,则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无以胜夫人欲之私矣。精则察夫二者之间而不杂也;一则守其本心之正而不离也。从事于斯,无少间断,必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则危者安、微者著,而动静云为自无过不及之差矣。”他在肯定人只有一个心的前提下,认为心有人心、道心的区别。而这种区别是由于心之所知所觉不同,觉于物欲(形气之私)者为人心,觉于义理(性命之正)者为道心。道心常受形气之私的物欲所蒙蔽,所以常使人陷于危殆不安之中。然而,人都有形气之私,所以,即使上智的圣人也不能不具有人心,人都有性命之正,所以即使下愚的小人也不能无道心。道心、人心共存于心间,而如果不知道如何调理,则是危险和蒙昧的。这样,合乎理性的天理就不能战胜非理性的欲念。所以,只有思虑精审才能判别道心、人心,而不至于混淆不清。只有坚定不移才能恪守道心而不失理性。这种修养锻炼的功夫不间断,就能使道心主宰人心,也就能使人生活得安泰而理智,一言一动都恰当得体,合乎正道。
这里,所谓道心、人心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人的道德理性与感性欲求的问题。应该说,通常它们都是人所共有的潜在意识。而人生的意义就在于在现实意识的层面上,不时地调整、解决二者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说,人的一生就是人心、道心不断交战,自己说服自己,自己战胜自己的过程。可以断言,许多看似对人、对物的问题,实际上都是自己对自己的问题。自身的问题解决了,对人、对物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因此,能战胜自我者,则会成为生活中的强者、胜者,反之,就会成为弱者、败者。固然,把人的主体意识绝对化是不合适的。但主观战斗精神,个人奋斗,高扬主体精神毕竟是有所作为者所应看重并施行的。道学家的禁欲主义、僧侣主义或许不足为训,但是,道德理性与感性欲求,群体意识与个体意识,即道心与人心何者为主的问题,却也是一个想有所成就的人必须认真对待的。这不是说教,于此,笔者是有切肤之痛的。不能常使“人心”听命于“道心”,易言之,不能以理性控制感性欲求,这是平庸如我的一大恨事。老子说:“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身不由己”,这可以说是我们许多如此性情者的悲哀。
念兹在兹,不佞想到这样一个人生命题:我乃我之敌。人性中有道心,也有人心,有天使,也有魔鬼。为此,一个人要有所建树,要提升生命的意义,就必须以自身为战场,向自我的魔性、人心开战。在面对诱惑或困厄时,要么战胜自己——在正与邪、善与恶之间;要么超越自己——在高与低、强与弱之间。如若失败或不及,就要引发“道心”,就要“克己复礼”。从而锻炼自己的“精”和“一”的功夫,解决自身“知”与“行”的统一问题。对此,与其怨天尤人,何如反求诸己!
2001年4月
附:为作协文学院院刊《晋》写的“创作谈”:
写作为奴,须听命于两个主子:一曰心灵,一曰思想。一仆二主的写作情境是最好的。不然,至少要侍奉好一个。没有这样的主人管束,作品的命运殊可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