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情况下，情与智好像水火不容——情浓则智弱，多智便寡情。魏晋名士却既长于思又深于情，王弼还为情理兼胜进行哲学辩护：“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王情也。神明茂，故能体冲和以通无；五情同，故不能无哀乐以应物。”
因为有了逻辑理性，人才不同于动物；假如只有逻辑理性，人就可能等同于机器——今天大型计算机在逻辑推理上甚至超过了人。过度理性不仅让人成为冷冰冰的动物，而且让人的生命力竭尽干枯；唯有深情才能使我们体验到人生的大喜与大悲，才能使我们走进存在的深度，才能使我们感受到生命卑微与崇高，领略人生的丑恶与壮丽。
当王伯舆登上江苏茅山，悲痛欲绝地哭喊“琅邪王伯舆，终当为情死”，当“桓子野每闻清歌，辄唤‘奈何’”（《世说新语·任诞》），魏晋名士可以自豪地说：我们开心地笑过，我们悲伤地哭过，我们真诚地爱过，我们本真地活过……
1.年在桑榆
谢太傅语王右军曰：“中年伤于哀乐，与亲友别，辄作数日恶。”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正赖丝竹陶写。恒恐儿辈觉损欣乐之趣。”
——《世说新语·言语》
王、谢两家是东晋最显赫的士族，是东晋前中期政治经济的主宰者和垄断者。谢安的胸襟气量一向为人称道，时人认为他“足以镇安朝野”。在淝水之战前后，他那副镇定自若的神情，使人觉得天塌下来有他来顶，人世间任何变故都难以扰乱他内心的宁静。
可是，这则小品中的谢安像完全换了一个人似的，原来他是那样多情，也是那样容易动情。与朋友聚散别离是人生常态，这种事情也使他一连几天闷闷不乐，以至要跑到朋友那儿寻求安慰。文中的谢安酷似多愁善感的书生，完全没有自我调控的能力。
有一天，谢安对书圣王羲之说：“中年伤于哀乐，与亲友别，辄作数日恶。”“哀乐”本来包括悲哀与快乐，但这里它是个偏义复词，侧重于指人悲哀的情绪。“人到中年”是生命的重要关口，刚刚告别青春的激情岁月，已经能够望见人生的夕阳晚景，“人生苦短”的感受特别深切，对亲友的生离死别分外敏感。青年时期可以少不更事，老来以后可以万事由天，而中年是社会的中坚，肩负着家国成败兴衰的重任，所以这个年龄的人精神特别紧张，心情也特别容易烦躁，更要命的是中年人在外面还要装出一副轻松坦然的模样，人们更多地看到他们的成熟老练，很少去触摸和体会他们的脆弱柔情。“男儿有泪不轻弹”，大家平时只看得到男儿的笑脸，“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是中年男人特有的孤独，“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是中年男人特有的渴求。谢安“与亲友别，辄作数日恶”的心情可能还不便于对太太倾诉，幸喜他有王羲之这么个好朋友。他们有相近的家族背景，有相近的文化修养，有相近的社会地位，当然也有相近的负担烦恼，因而他们对彼此的哀乐能莫逆于心。
在谢安的朋友圈子里，王羲之算得上难得的诤友，他多次提醒谢安“虚谈废务，浮文妨要”，但这次对谢安倾吐的苦恼深有同感：“年在桑榆，自然至此，正赖丝竹陶写。恒恐儿辈觉损欣乐之趣。”“桑榆”指日落时余光斜照在桑榆树梢，常用来比喻人的晚年。这里要稍加说明的是，王羲之“桑榆之年”在今天只能算中年，他本人还不到六十岁就病逝，与谢安对话的时候大概五十左右的光景。年近桑榆自然容易感伤，王羲之只好靠音乐来排遣苦闷，宣泄忧愁，而且还老是怕儿辈们少不懂事，破坏了自己陶醉于音乐的“欣乐之趣”。儿辈们大多“少年不识愁滋味”，哪能理解父辈们“伤于哀乐”的苦衷？
在重要的政治场合，谢太傅镇定自持，王右军现实清醒，可他们在私生活中又是如此儿女情长，到底哪一个谢安、王羲之更为真实呢？其实，二者综合起来才是他们的“真面目”。
魏晋士人既达于智也深于情，王、谢二人正是精神贵族情理并茂的人格标杆。
2.木犹如此
桓公北征经金城，见前为琅邪时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泪。
——《世说新语·言语》
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在孔老夫子看来，生命的意义就在于悟道和得道，要是早晨能够悟道得道，晚上死了也毫无遗憾。可到了魏晋，儒家的“道”成了人们怀疑甚至嘲讽的对象，嵇康公开宣称自己“非汤武而薄周孔”，坦言“老子、庄周吾之师也”，并以“六经为芜秽”，以“仁义为臭腐”。儒家的仕、义、道、德通通都不值一文大钱，它们甚至是个人生命的桎梏。思想的权威一旦动摇，精神的锁链一旦解开，人们的思维便日趋活跃，情感也日益细腻丰富，我们不再是作为一种伦理的存在，人成了不可重复的特殊个体。既然孔孟之“道”不值得追求，个人的生活就格外值得珍视，我们的生命更值得留恋，所以人们对自己的生老病死特别牵挂，“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王羲之这句名言喊出了魏晋名士的心声。
这则小品中桓温的感叹，便是对王羲之名言的呼应。
文中的“桓公”就是东晋权臣桓温，他总权戎之权，居形胜之地，很长一段时间专擅朝政，是东晋中期政坛上呼风唤雨的人物，随便举手投足都能叫江左地动山摇。他曾经放出“豪言壮语”说，此生纵不能“流芳百世”，也一定要让它“遗臭万年”。一生志在收复中原，为此前后三次统兵北伐。文中这次“北伐”指太和四年（369）伐前燕，与桓温做琅邪内史时间相距约三十年。金城在今江苏句容县北，当时属丹阳郡江乘县北，地当京口（今江苏镇江）与丹阳（今江苏南京）要冲。琅邪故址在今山东临沂，东晋时其地久已沦陷于异族，成帝在丹阳江乘县侨置南琅邪。桓温咸康七年（341）为琅邪内史时出镇金城。“十围”中的“围”是计量圆周的约略单位，即两手拇指和食指合拢起来的长度，也指两臂合抱的长度。十围柳树直径大约三尺，径长三尺而不朽的柳树极为少见，“皆已十围”是约略或夸张的说法。
桓温原本一赳赳武夫，《晋书》本传称温“眼如紫石棱，须作猬毛磔”。东晋士族一向轻视武人，桓温求王坦之的女儿为媳，还被其父王述骂作“老兵”。真没想到，连这样雄豪的“老兵”对自己生命也如此依恋。当他北征前燕途经金城，看到自己三十年前手种的柳树已大到十围时，不禁感慨万端地叹息道：“木犹如此，人何以堪！”边说边拉柳树枝条，眼泪不由夺眶而出。柳树已由当年细枝柔条变成现在的老枝拳曲，“十围”参天，种柳人更由青春年少变成白发皤然，世上一切生灵都逃不脱老朽的宿命。桓温从昔日手种柳树的变化，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和未来。“木犹如此，人何以堪”八字之中，既有大业未成而英雄迟暮的感伤，更有岁月不居而人生易老的喟叹，它不仅展露了桓温精神世界的丰富，也反映了他对生命的执着与留恋。
“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成了后世的成语名言，庾信《枯树赋》就以此为典：“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桓温这句名言之所以能够打动一代一的代读者，是由于它在对岁月匆匆的无奈与感伤中，表现了对自己一生的珍惜与回味。
只是“木犹如此，人何以堪”稍嫌沉重，陆游老来的喟叹更加迷人：“白发无情侵老境，青灯有味似儿时。”年轻时喜欢展望未来，老来后乐于回想往昔，抚摸满脸的皱纹，翻翻过去的照片，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青春的生命恰似朝霞满天，我们一定要拼尽全力让它光彩夺目，这样，老去的日子就会像陈年老窖，让你的一生回味无穷。
3.一往有深情
桓子野每闻清歌，辄唤“奈何”！谢公闻之曰：“子野可谓一往有深情。”
——《世说新语·任诞》
桓子野（子野是桓伊小字）兼具军事干才和音乐天才，《晋书》本传说“伊有武干”，在决定东晋命运的几次大战中屡建奇勋，并以军功拜将封侯。他在战场上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在清谈时又出言机敏常屈座人，特别是对音乐有极高的天赋，史书称他“善音乐，尽一时之妙，为江左第一”。他是东晋的笛子演奏家，是音乐史上有名的“笛圣”。《续晋阳秋》载，袁山松也有很高的音乐造诣，将北人《行路难曲》歌词进行润色，又对原有的曲调进行加工，每当酒酣耳热便歌此曲，听者莫不痛哭流涕。起初，谢安外甥羊昙善唱乐，桓子野善挽歌，袁山松喜歌《行路难》，时人把它们并称“三绝”。
子野有勇有谋有情有趣，是东晋士人中一位难得的奇男子。
这篇小品说桓子野每次听到清歌，就要喊“奈何”“奈何”！谢安知道后感叹道：“子野可算得一往情深！”
这里还得先掉书袋，解释一下什么是“清歌”。“清歌”通常指清亮的歌声，如晋葛洪《抱朴子·知止》：“轻体柔声，清歌妙舞。”古人在诗文中经常说“清歌绕梁”。有时也指无乐器伴奏的歌唱，古代诗文中经常说“咏诗清歌”。当代个别学者认为该文中的“清歌”即挽歌，这种解释有点牵强附会，在训诂上和文献中都难找到证据，就个人有限的阅读范围看，迄今还没有发现谁说过“清歌”即“挽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解释呢？这可能是对古代文献的误读。东晋学者葛洪说南方人哭丧模仿北方人的哭法，《艺文类聚》收《笑林》这样一则佚文：“有人吊丧……因赍大豆一斛相与。孝子哭唤‘奈何’，以为问豆，答曰：‘可作饭。’孝子哭复唤‘穷已’，曰：‘适得便穷，自当更送一斛。’”唐长孺先生怀疑孝子哭丧唤“奈何”、唤“穷”，是洛阳及其近郊的一种哭法。《世说新语·任诞》篇载，母亲下葬时阮籍也“直言‘穷矣’”。其实，“奈何”是常用的感叹词，不只古代北方哭丧时唤“奈何”，各地人遇上悲喜之事都唤“奈何”，意思是“无可如何”“无可奈何”“怎么办呵”等。另外，《古今乐录》说“奈何，曲调之遗音”，一人唱众人和以“奈何”。
由于桓子野本人是一位杰出的音乐家，他每次听到清歌时便唤“奈何”，是因为歌声深深地打动了他。“清歌”并不限于哪一类的歌，无论是欢歌还是悲歌抑或挽歌，只要它们清亮悠扬都能拨动他的心扉，使他不由自主地喊“奈何”“奈何”！当然，魏晋名士一般都喜欢唱悲歌和听悲歌，嵇康在《琴赋》中说：“称其材干，则以危苦为上；赋其声音，则以悲哀为主；美其感化，则以垂涕为贵。”正如钱锺书先生所说的那样，当时“奏乐以生悲为善音，听乐以能悲为知音”，而最大的悲哀莫过于生死之痛，正如王羲之所说的那样，“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魏晋士人个体的觉醒，使他们对生死特别敏感，名士们往往通过对死的哀伤，来表现对生的执着与依恋。袁山松是与桓子野同时的另一音乐家，他出游“每好左右作挽歌”。
当然，魏晋名士不独对生死敏感，他们对自然景物、人世沧桑同样会触景生情，引发他们对人生意义的探寻，对生命短暂的感伤——
王子敬云：“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世说新语·言语》）
桓公北征经金城，见前为琅邪时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泪。（《世说新语·言语》）
王戎丧儿王万子，山简往省之，王悲不自胜。简曰：“孩抱中物，何至于此！”王曰：“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简服其言，更为之恸。（《世说新语·伤逝》）
“子野可谓一往有深情”正是王戎“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的回响，他听到清歌“辄唤奈何”，正表明他的情感极为丰富，也表明他对音乐的感受敏锐细腻。“魏晋风度”的本质特征就是智慧兼深情，桓子野为人足智而又多情，他堪称“魏晋风度”的理想标本。
“子野可谓一往有深情”逐渐由特指变为泛指，由“一往有深情”凝缩为“一往情深”，而“一往情深”至今仍是使用频率极高的成语，子野参与了我们民族情感本体的建构。
4.子敬首过
王子敬病笃，道家上章，应首过，问子敬：“由来有何异同得失？”子敬云：“不觉有余事，惟忆与郗家离婚。”
——《世说新语·德行》
王子敬即东晋大书法家王献之，书圣王羲之第七子，书法史上被誉为“小圣”，与其父并称“二王”。《晋书》本传称他“高迈不羁，虽闲居终日，容止不怠，风流为一时之冠”。门第、才华、气质、风度、财富，一个男人希望拥有的王献之样样都有——除了他的爱情和婚姻生活以外。
这样近乎完美的男人怎么可能没有美满的婚姻呢？
王献之前妻是比自己略长一岁的表姐郗道茂，他们从小就青梅竹马，婚后这对小夫妻也十分恩爱。后尚简文帝女儿新安公主司马道福，当上了世人艳羡不已的当朝驸马。不过，王献之本人好像没有人们猜想的那样得意，事实上第二次婚姻使他饱受精神的折磨和灵魂的拷问。他与前妻仳离的原因已不可知，只能从正史和野史记载中寻找一点蛛丝马迹。新安公主的第一任丈夫是桓济，他与兄桓熙参与了杀害叔父桓冲的阴谋，事败后被流放长沙，孝武帝废除了他这位驸马。到底是王献之休妻在先，还是公主寡居在前？公主寡居的时间可以确考，子敬休妻的时间史无明文。遗弃恩爱的前妻而改尚独居的公主，到底是他出于世俗的仕途考虑，还是迫于政坛的强大压力？
古代上层社会的婚姻，原本就是一种政治联姻或权力嫁接的附属品，个人的恋情必须服从于权力的争夺。不过，王献之毕竟不是冷酷的政客，一方面他是朝廷的中书令，另一方面他又是感情丰富修养深厚的艺术家，离不开权势的尊荣，同样离不了爱情的温暖。那位娇贵的新安公主可以满足他的前者，而甜蜜的爱情只能从前妻郗道茂那儿得到。不管是出于何种不得已的苦衷，一个男人休掉自己心爱的妻子，他对前妻必定会终身愧悔和隐痛。大家最熟悉的例子可能就是陆游，他的前妻唐婉没有讨得婆婆的欢心，陆游只得忍痛与爱妻分手，那首《钗头凤》打动了一代又一代读者。诗人直到八十多岁入土之前还在写诗表达对唐婉的愧疚和思念，一遍又一遍地说“唤回四十三年梦，灯暗无人说断肠”“林亭感旧空回首，泉路凭谁说断肠”“年来妄念消除尽，回向蒲龛一炷香”。遗弃前妻同样是王献之一生的巨痛，我们来看看他与前妻的短札：
虽奉对积年，可以为尽日之欢。常苦不尽触类之畅。方欲与姊极当年之匹，以之偕老，岂谓乖别至此！诸怀怅塞实深，当复何由日夕见姊耶？俯仰悲咽，实无已已，惟当绝气耳！
这封短札向前妻暗示了自己与新安公主婚后生活不和谐的苦闷，并表达了自己对她的思念与忏悔。本愿与郗氏“偕老”，却又不得不和她“乖别”，违心地将自己的爱妻休弃，这给王献之造成难以平复的精神创伤，每当念及前妻就“俯仰悲咽”，这种痛苦“惟当绝气”才能“已已”。
这则小品便是“绝气”之前，王献之以自己将断的气息来倾诉自己无尽的忏悔。文中的“道家”指信奉五斗米道的人，大概相当于后世所说的“道士”，史载王羲之和王献之父子都笃信五斗米道。“上章”是道家去病消灾之法，依阴阳五行推测人的寿命吉凶，写成表章后烧香陈读上奏天曹，祈求天曹为人除厄去祸。道士上章的时候病人必须首过，也就是忏悔从七岁有意识以后自己所犯过的错误和罪行。此处的“由来”指七岁以来。道士问王献之七岁以来有哪些过失，他回答说只想起和郗家女离婚这件事，此外自己没有发觉有其他过失。可见，“与郗家离婚”是他一生最大的亏心事，临死他还觉得自己有愧前妻。
离婚让王献之十分痛苦，对郗氏更加不幸。郗道茂嫁给王家不到一年，她父亲郗昙便病逝，没过多久女儿夭折，接下来又被丈夫休弃，转眼之间，她从万人羡慕的贵妇变为孤苦伶仃的弃妇。被休后的郗道茂无人可靠，无家可归，据说后来在叔父家中度过余生。
郗道茂这一切是谁造成的呢？
王献之能无愧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