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政治小说还有一个比较显著的特点，就是极力标榜纪实。枟警世阴阳梦枠 的作者甚至还说自己与魏忠贤有个人往来，虽然这不过是书商为了追求利益，编造的噱头，但是通过这一点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对小说纪实性的的推崇。事实上，历史上每当一次重大社会事件结束后，人们急于了解事情的真相，都对文学的纪实性有特殊的重视。十年文革结束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报告文学这种样式在文坛独领风骚，晚明政治小说就是当时的“报告文学”。晚明政治小说的有些作者也的确最大限度地做到了纪实。在这些政治小说中，许多作者都一再强调自己的作品是实录，枟续英烈传枠 的作者认为“胸贯三长，而后可以定一朝之实录；识破千古，而后可以论一代之是非”，称本书“然词取达意，固不敢自附于野史之例；而事必摭实，或亦免于续貂之诮欤？”枟魏忠贤小说斥奸书枠 的作者自述说“是书纪自忠贤生长之时，而终于忠贤结案之日，其间纪各有序，事各有伦，冝详者详，冝略者略，盖将以信一代之耳目，非以炫一时之听闻。”“是书自春狙秋，历三时而始成。阅过邸报，自万历四十八年至崇祯元年，不下丈许，且朝野之史如正续 枟清朝枠 枟圣政枠 两集，枟太平洪业枠、枟三朝要典枠、枟钦颁爰书枠、枟玉镜新谈枠 凡数十种，一本之见闻，非敢妄意点缀，以坠于绮语之戒。”“是书动关政务，半系章疏，故不学 枟水浒枠 之组织世态，不效 枟西游记枠 之布置幻景，不习 枟金瓶梅枠 之闺情，不祖‘三国诸志’之机诈。” 枟辽海丹忠录枠 的写作标准是“至其词之宁雅而不俚，事之宁核而不诞，” 枟樵史通俗演义枠 的作者自诩：：“樵夫野史无曲笔，侃然何逊刘知几。”“所摘疏章，皆字字有关系者，可以补正史而垂千秋。”“此回事事踱实，高闯一段传闻甚确，特为拈出，以备正考。”“字字实录，可为正史作津筏。
在晚明政治小说创作中，出现这种重视纪实现象的内在原因可从以下四个方面来分析：
一、中国小说的史传传统
中国小说虽说起源于神话，但是正如石昌渝先生分析的那样，中国不像欧洲那样从神话通过史诗、传奇发展到小说，中国小说是在史传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因此中国小说与生俱来就带有浓厚的史传特点，中国是一个史学发达的国家，漫长的发展历史和与之相伴的悠久的史传记载过程，使求真尚实的历史观念深入人心，同时也影响了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在中国古代，文学、历史、哲学几乎是三位一体式的共同演进与发展，“六经皆史也”。 中国的古代小说作家们也深受其影响，如果说在文学中还有虚构和想象的话，那也只是在诗文创作中，“事信而不诞” 则是评价史传和小说作品的重要标准。小说应该是“皆有所据”，“言非无根”。 被称之为“史补”、“史之余”的小说，始终以纪实为最高标准。无论是丛残小语的魏晋小说，还是有意为小说的唐代传奇，这种原则一直贯穿在中国小说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特别是以历史为题材的小说更是如此，甚至干宝的 枟搜神记枠 也是为了“发明神道之不诬”，并说“一耳一目之所亲闻睹”，“无失实者”，干宝也因此得名“鬼之董狐”⑦。唐代刘知几认为偏记小说可分十类，写历史事件的最忌“真伪不别，是非相乱”。 另外，在小说批评中也常常以史传的标准来衡量，如“史笔”、“良史”、“列传体”之类的评论口吻，屡见不鲜。小说作家也常以史学家自居，把写小说看成是修史，枟谢小娥传枠 作者李公佐自言“知善不录，非春秋之义也。”他在 枟南柯太守传枠也宣称“事皆摭实”。李肇评价 枟枕中记枠、枟毛颖传枠 为：“二篇真良史才也。” 尽管到了宋元时期，出现了一批虚实相间的讲史作品，但是在创作理论和实践上仍然是纪实派占主导地位，罗烨就明确指出：“得其兴废，谨按史书，夸此功名，总依故事。” 到了明代这种理论更是占了上风，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可观道人“小说不可紊乱正史”的理论主张，他认为历史演义小说的编写，应该遵从正史，“本诸左史，旁及诸书，考核甚详，搜罗极富。虽敷演不无增添，形容不无润色，而大要不敢尽违其实。”
二、明代私人修史的风气
明代中后期，在史学界掀起了一股私人修史的热潮，这也是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私人修史最集中的时期。明代许多价值较高的私家史学著作均诞生在这一阶段。许多文人抱着舍我其谁的使命感，记录了历史的兴亡更替，发出了自己对世事沧桑的慨叹。更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私人史学著作中，有些著作毫不逊色于官史、正史，无论是在反映历史的全面、细致方面，还是考证的精严、深湛方面，立论的严谨、慎重方面，这时的史学是中国古代罕见的繁荣期。
在明代初期，开国皇帝朱元璋和篡位皇帝朱棣因为各自的原因，对文化控制较严。贫民出身的朱元璋深知文化对于人心的蛊惑作用，用严格的统治手段禁锢人们的思想，并大兴文字狱，铲除异己，还把四书五经作为科举的经典，用八股取士，科举制度走向了封闭和腐朽，迫使知识分子皓首穷经，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专制制度不许人们对历史发表任何见解。而通过非正常手段登上皇帝宝座的朱棣更是忌讳史家的秉笔直书，他不仅大肆销毁建文君臣的言论书籍，而且还篡改已经编定的史书，洗刷掩盖自己的罪名。到了宣宗以后，明朝的文化专制政策有了松弛，特别是正德以后，皇帝的怠政和朝廷内部的党争，统治阶级对文化的控制陷入了一种无序的状态，这给私人修史提供了较大的空间。虽说张居正主政之时曾试图重振朝纲，但对业已失控的局面也难以整肃，正德、嘉靖以后，文学上前后七子提倡尊崇汉唐的复古思潮，史学上也出现了回归 枟史记枠、枟汉书枠 的复古倾向。许多史家摒弃了唐宋以来官方修史的弊端，力主独立修史，成一家之言，“追纵班、马，为千载之一快也。” 嘉靖时期郑晓、陆粲、陈建、高岱等著名史家，不仅理论上提倡私人修史，而且在实践中身体力行，撰写了许多史著。王世贞也大力提倡私人修史，以避免官方众人修史，风格杂乱，见解不一，前后龃龉的缺点。一时间私人修史蔚然成风。
明朝中后期私人修史有一个较为显著的特点，就是修撰当代史的繁盛，其原因是元代以前的历史，“前人之述备矣”，后代人如无新的史料，很难翻出新意，而被明代士子视作蛮夷的元代统治者，入主中原九十多年的统治历史，官修的元史就已经足以涵盖了。可以值得私人修史，大作文章的地方也不多。与此相比，明朝开国百年来的世事变迁，由于种种原因，官方的写法和评论，很难令人信服。这给了私人修史以极大的空间。史家关注当代史，写出了大量史著及笔记。如纪传体国史有 枟吾学编枠（郑晓）、枟皇明书枠（邓元锡）、枟昭代明良录枠（童时明）、枟名山藏枠（何乔远）；纪事本末体国史有 枟鸿猷录枠（高岱）；编年体国史有枟皇明启运录枠 与 枟皇明通纪枠（陈建）、枟皇明大政记枠（夏浚）、枟昭代典则枠（黄光升）、枟大政记枠（雷礼）、枟肃皇外史枠（范守己）、枟两朝宪章录枠（吴瑞登）；人物传记体的有：枟嘉靖以来首辅传枠（王世贞）、枟表忠汇录枠（张朝瑞）、枟词林人物考枠（王兆云）、枟国朝献征录枠（焦竑）、枟皇明应谥名臣备考录枠（林之盛）、枟皇明帝后纪略枠（郑汝璧）等等，史家的作风和观点很自然地影响了文学家的作风和观点。事实上，晚明政治小说的许多作家是把自己的小说当作历史来写，如 枟续英烈传枠、枟魏忠贤小说斥奸书枠、枟辽海丹忠录枠 从写作原则上就极力强调其历史色彩，枟樵史通俗演义枠 干脆就以 枟樵史枠 命名。枟魏忠贤小说斥奸书枠、枟皇明中兴圣烈传枠 枟警世阴阳梦枠、枟樵史通俗演义枠 大量收录诏书奏议，也是试图以史料来强化其历史的色彩，这样一来，晚明政治小说就出现了文学和历史合一的特点，这使有些作品的艺术性大为降低，真正把二者结合得比较好的作品有 枟魏忠贤小说斥奸书枠、枟辽海丹忠录枠、枟樵史通俗演义枠 等等。
三、晚明政治小说多是当代题材
晚明政治小说多是当代题材，这也是纪实风格形成的重要原因，因为是当代题材，纪实有了便利的条件，许多事情是作者亲身经历、曾经耳闻目睹过的，作者有纪实的自信心。另一方面，也正因为是当代时事，知情者甚多，许多当事人还在，作者无法虚构。一旦掺入过多的虚构内容，势必引起当事者的反驳和读者的质疑，会大大降低其影响力。此时读者的兴趣是关注事情的真相如何，而并非是作者的想象才能和虚构本领。因此，一般的规律是，政治小说离本事发生的时间越近，其真实的内容所占的比重就越大，如果稍远一些还会掺杂一些虚构在里面，比如 枟承运传枠 当中就不乏编造历史的情节，枟梼杌闲评枠 一书相距魏阉垮台时间较远，虚构成分居多，当然这只是一般的规律。有时也会出现例外，如 枟樵史通俗演义枠 尽管写的南明事情发生不久，但是因为个人感情的因素，反而对阮大铖的描写颇多夸张、不实之词。
四、邸报、奏疏、诏议的大量使用
晚明政治小说大量使用邸报、奏疏，也是导致小说纪实性较强的一个重要原因。政治小说作者对于史料的收集是受到限制的，如有关皇宫内院、朝廷庙堂上的政治斗争，作者大都缺乏第一手资料，主要是依赖社会传闻和大量的政治文件如奏疏、邸报。许多作者是通过阅读邸报，掌握其中资料的。如 枟魏忠贤小说斥奸书枠 作者陆云龙就曾经说过：“偶阅邸报见杨大洪先生劾忠贤疏。”在 枟斥奸书·凡例枠 中，也明确地指出：“阅过邸报，自万历四十八年至崇祯元年，不下丈许，”枟皇明中兴圣烈传枠 的作者西湖野臣毫不隐晦地说此书是从“邸报中与一二旧闻演成”。枟近报丛谭平虏传枠 的作者吟啸主人在序中说“近报者邸报”，而且在小说中，作者不时提到邸报，“余坐南都燕子矶上，阅邸报”；“因记邸报中事之关系者，与海内共欣逢见上之仁明智勇”。甚至在写作过程中亦步亦趋地传播邸报，“未知后事如何，俟事以论定，阅邸报再详”（枟风传奴书缚督师枠）。邸报的特点是纪实，因为作者对邸报的大量采用，邸报的纪实特色也就被带入了小说创作中，同时小说作者对邸报的大量运用，也弱化了作者创作上的虚构意识。除了邸报以外，就是奏疏、诏议政治文件的大量抄录。因为重大事件中，许多有关的奏疏、诏议是最好的材料，晚明政治小说的作者在小说中大量罗列这些材料。进一步增强了小说的纪实色彩。如 枟于少保萃忠全传枠 从第三十七传起一直到第四十传，几乎都是用奏疏、诏议组成的，偶尔有作者几句过渡性的语句穿插其间。第三十七传主要内容是于谦儿子于冕上的为父亲请功的奏疏和成化帝为于谦平反的御旨，还有弘治帝为于谦赠谥赠额，建祠加祭的诰谕；第三十八传又是全文照录忠节坊的碑文，第三十九传是由进士卢玑请求让刘基和于谦的灵位进入功臣庙的奏疏、浙江巡抚傅孟春差人所上的请求改谥于谦为“忠愍”的奏疏、还有礼部的答辞组成。第四十传则包括了傅孟春祭祀于谦的祭文、兵科给事朱凤翔为于谦表功的奏疏。对于这些奏疏的引用，枟警世阴阳梦枠、枟魏忠贤小说斥奸书枠、枟辽海丹忠录枠 还能够化用，显得流畅自然，而 枟皇明中兴圣烈传枠 几乎是连篇累牍的抄录。
尽管晚明政治小说纪实性十分突出，但毕竟是小说，所以还存在大量虚构的细节。在虚实结合上，枟魏忠贤小说斥奸书枠 做得较好，收放自如，主要事件基本遵从史实，细节虚构又能合乎常理，考虑到了历史逻辑性的统一。枟梼杌闲评枠 则违背了历史小说的创作原则，在虚构的路上走得太远了。另外还有些小说尽管标榜纪实，但是因为作者的主观意识和当时的客观环境，并没能做到真正的纪实，如 枟辽海丹忠录枠 对党争的回避，枟镇海春秋枠 对毛文龙的美化，还有些小说为了起到诬蔑党争对象的作用，打着纪实的旗号，蓄意捏造事实，如 枟承运传枠、枟大英雄传枠、枟放郑小史枠 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