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枟近报丛谭平虏传枠 是己巳之变以后写辽东战事的三部小说中，叙事比较简略的一部，而且主要写明末后金兵犯京城之事。作者吟啸主人，真实姓名不详，书成于崇祯三年（1630年）。藏日本内阁文库、日本尊经阁文库，现有古本小说丛刊影印本行世，收入其中第五辑。全书共两卷，每卷下列十回题目，没有序数，合计二十回，卷首有吟啸主人写的序。作者在序中自言：“近报者邸报，丛谭者传闻语也”。作者把邸报和传闻结合起来写成此书，和 枟皇明中兴圣烈传枠 走的是同一条创作道路，但这本书在对原始材料加工方面更加粗糙，基本上或照录邸报，或简述传闻，偶尔也把二者掺杂在一起，作者在每回题目后分别标注“邸报”、“丛谭”、“报合丛谭”字样，以示区分，作者大致按时间和战事发展情况，依次列叙时事，结构松散、主题芜杂，大致上写了后金军队攻城掠地，烧杀奸淫的暴行，还有明朝军民抗击的壮举，还写了百姓流离失所，四散逃命的惨状，其中也写了强盗在国家利益面前深明大义的表现，缺乏中心情节和贯穿全书的人物形象，纪实色彩浓厚，文学意识淡薄。文字风格也比较凌乱，文白掺杂，时而邸报文雅，时而传闻俚俗，其中，既有翔实的战地报告，也有虚无缥缈、荒诞不经的鬼神情节。
二
该书对毛文龙案、袁崇焕案均有涉及，因为大多是转述传闻，照录邸报，所以作者主观意识、政治立场貌似不甚鲜明，曾有评论者根据书中的引用之语，认为作者是同情毛文龙，责备袁崇焕的。我认为这并不符合原书作者的本意。其实如果我们深入分析的话，可以发现作者通过对原始材料的侧重取舍、详略剪裁，已经表明了自己的政治态度，作者还间或作出明确的分析判断，有时也用暗含褒贬的诗词来发表议论，所以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对这两段公案是有自己独到见解的，在当时朝野大都倾向同情毛文龙、埋怨袁崇焕的形势下，作者表现出了与众不同的态度，对毛文龙的所谓功绩不以为然，不屑多谈。而对袁崇焕的抗敌则充满了敬意，时有描述，并且对他的忠而见疑，功而被罚表示了深深的同情，与同是抗金题材小说的 枟辽海丹忠录枠、枟镇海春秋枠 相比，在政治见解上，此书显得别具一格。
比如对 枟镇海春秋枠 极力渲染的袁崇焕通敌一说，本书是不相信的，两次称之为谣言。在“奴酋陷顺义良乡县”一节特意写了袁崇焕的抗敌壮举，“督师袁崇焕，亦帅兵万余，前来征剿，”而且在“袁督师帅兵入卫”一节中，对身先士卒的袁崇焕不乏赞颂之词，“都城中百姓，闻袁督师兵到，民心始定”，“督师亦身临阵前，分拨指挥”，“袁督师把旗一招，鸣鼓数声，众兵会意，扎住阵脚。我军中放起火炮打去，贼闻炮声，无不胆丧，打死三千余人，奴贼抱鼠头逃窜，复奔往南海子扎营。于是兵部遂上一本，飞报大捷事，内云：‘袁崇焕亲冒矢石杀贼，忠勇可嘉’，奉旨‘差官慰劳，赏牛酒犒军’。”虽说是转述邸报，但是从作者的取舍来看，应该是对袁崇焕毫无恶感，而且还颇有崇敬之情。枟辽海丹忠录枠、枟镇海春秋枠 二书对袁崇焕的抗敌功绩或是一笔带过，或是略而不谈的。枟镇海春秋枠 还编造了袁崇焕部下配合敌军袭击明军将领的情节。枟平虏传枠 与 枟辽海丹忠录枠、枟镇海春秋枠 全力歌颂赞美毛文龙功绩的做法不同，，对毛文龙并没有赞美的字样，相反对毛文龙颇有怀疑，从“风传奴书缚督师”一回中所引的周梦尹的奏章中就可以窥见作者的态度。全书对毛文龙没有一处正面介绍性的文字。在“刑部狱囚焚监逃窜”一回中，第一次提到，“先毛文龙曾捉献有奴长可可孤山一起解京，现监禁刑部牢内”，仅是提到毛文龙名字而已，并没有任何议论性的内容。在“奴贼攻郡县蓦陵”一回，作者写到“当时百姓遭此大难，无可怨怼，只怨不合杀了毛文龙，一路失守，弄得鞑子犯境，于是廿九日遂风闻传进奴书与袁督师，一时谣言，几如鼎沸”，对当时盛传的袁崇焕通敌杀毛文龙一说，作者仅仅是转述而已，丝毫没有渲染，而且以谣言视之。到了“风传奴书缚督师”一回，“都城内外百姓，谣言袁崇焕不合杀了毛文龙，致一路失守，不然，奴酋怎能从涿尘驲琉璃河来，攻打我良乡、固安各城。道路之口，悠悠莫止，”作者依然认为是谣言，而且感叹“道路之口，悠悠莫止”。作者对袁崇焕的被缚也是客观转述：“于是廿九日风闻有奴书传进，至渎天听，三年正月初一日，皇上召袁崇焕进城，至西华门，忽听得喝声：‘袁督师伫立，有要紧事务，且候着。’及传旨，则送刑部监禁，遂缚袁崇焕下狱。袁亲昵袁煜亦被拿送拷问，未知其事皂白何如。”从转述的语气看，作者对袁崇焕的被缚也是感到吃惊，而且认为其事皂白尚不能分清。
从作者下文特意引录兵部职方司署郎中事周梦尹的奏疏来看，作者是站在袁崇焕一边的。因为当袁崇焕下狱后，许多人特别是阉党残余，纷纷落井下石，诬蔑弹劾袁崇焕的奏疏如雪片一般，而吟啸主人用整整一回的篇幅，单选这一份奏章，可以说是意味深长的，应该视为是作者的代言之文。周梦尹的奏疏一共说了战事失败的八条原因，前四条历数了袁崇焕的过失，后四条则是陈述把袁崇焕下狱带来的弊端，前四条明显是为了照顾崇祯的面子而对袁崇焕进行批判，但实际上是正话反说，澄清事实、为袁崇焕表功。比如周梦尹认为袁崇焕犯下的四条罪状都是战术上的失误，第一条是袁崇焕对敌人防御不严，“反尽力以图有旧功无显罪之毛文龙”。这里评价毛文龙所用的“有旧功而无显罪”一词尤为重要，言下之意就是“毛文龙无新功而有隐罪”，这一点看似指责袁崇焕杀毛文龙，实际上是认为袁崇焕杀毛文龙并无大错。第二条认为袁崇焕固守蓟州的战术不正确，第三条认为，袁崇焕没能及时遏制敌人的攻势，而被动地尾追敌人是一个失误，“第四条认为“袁、满城下两战，颇有气色，虏亦惊阻”，而袁崇焕没能乘胜追击，是失误之举。这四条好像指责袁崇焕，其实是强调袁崇焕一直在与敌人激战，而且小有胜利。反观后四条，则对袁崇焕的下狱鸣不平，第一条，赏罚不公，没有奖励拼死血战，战功卓著的祖大寿，“祖遂怏怏，袁亦冲冲，廷臣无言及者，复执祖最得之主将，而用祖最不相下之满帅以节制之，又，风闻廿九日传进奴书，初一遂缚督师，遂遍搜督师之亲昵以苦残之。谗讹四起，祖无可容。”祖大寿是袁崇焕的得力爱将，一切唯袁崇焕马首是瞻，周梦尹认为皇帝听信谗言，误捕袁崇焕，而用与祖大寿格格不入的满桂来节制祖大寿是失策。第二条中周梦尹又以王化贞见到敌人望风而逃，还可以缓死，离京城很近的督抚们没能及时来救援，也没有治罪为例，对从辽东远道回师保护京城的袁崇焕被下狱，而表示了强烈的不满。“视崇焕之闻虏急赴间关护阙，十七日到，而惬怯之人心定，廿日战，而疑惧之人心大定者，何如？”作者又说“彼蚩蚩小民，徒以崇焕杀文龙致奴深入恨谣，遂中奴间，夫文龙何未能制奴之不入？”毛文龙在世时根本没能制止后金入侵，而今天却有如此多的人寄希望于他的牵制之功，对这一点周梦尹表示了怀疑。第三条是朝廷调遣部下迟缓的失误，第四条是奉劝皇帝大敌当前，不应令将士对朝廷产生疑惧之心，周梦尹委婉地说“此则廷臣之责也”，其实是在说崇祯之错，最后周梦尹总结道“此前四者，崇焕已伏其辜，以后四者，在廷臣惟有恳皇上转圜而已。恳亟以节制归重臣，择胆雄敢战者，为诸帅所詟服者，以调度之，毋使为九节度使帅之自溃；恳亟以赏罚定诸臣，使袁、祖、侯、张各心服其心，毋竟使怀恩怀光之怨叛……。”众所周知，在当时兵临城下的危急时刻，在众臣中“胆雄敢战者，为诸帅所詟服者”实在是非袁崇焕莫属，周梦尹此番话意在规劝皇帝释放袁崇焕，让他戴罪立功。
作者吟啸主人在援引了周梦尹的奏章之后，意味深长地吟了四句诗“道路有口不能支，事非到此尽危疑，胡儿乘间歌吹起，难拟汾阳学子仪”，在这里，吟啸主人赞美、同情袁崇焕的态度表现得十分鲜明，他把袁崇焕比作了唐朝名将汾阳王郭子仪，在唐朝安史之乱的时候，德高望重的郭子仪率大军收复长安，洛阳，屡立战功。，后来在洛阳保卫战中，负有全面指挥责任的宦官鱼朝恩，不懂兵法，胡乱指挥，唐军与史思明对阵时，损失严重，大败而归，事后鱼朝恩却把责任推给了郭子仪，唐肃宗误信谗言，不分皂白，便剥夺了郭子仪的兵权，以李光弼代替了郭子仪的职务。结果事态更加危急。后来不得已，又重新启用了郭子仪，才平定了安史之乱。吟啸主人慨叹，昔日的郭子仪还仅仅是鱼朝恩一人进谗言，而今天的袁崇焕的处境更加艰难，内有谣言四起，“道路有口不能支”，外有后金的反间之举，“胡儿乘间歌吹起”，袁崇焕百口莫辩，“事非到此尽危疑”，所以袁崇焕很难能象郭子仪那样得到皇帝的重新起用。作者的痛心惋惜之情溢于言表。这也证明尽管当时很多人看不清事实的真相，人云亦云，对袁崇焕深怀不满，但有识之士还是能够明辨是非的，在后金和阉党余孽内外夹击，袁崇焕腹背受敌，皇帝听信传言，把袁崇焕下狱的情况下，作者能有如此透彻的观察力，保持冷静客观的态度，实属难能可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