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事已高且又体弱多病的曾国藩在同治十一年去世了，他没能看到留学计划的实施。在他去世以后，在李鸿章、容闳、丁日昌等人的努力下，第二年的夏天，清朝第一批赴美留学的30名学生在容闳、陈兰彬等人的带领下，远渡重洋，到达了美国，开始了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历程。同治十四年，第四期留学生也到了美国。与此同时，左宗棠创办的福州船政局也选派了30名留学生赴欧洲学习。
这些从西方留学回来的留学生回国后受到了重用，开启了清政府另一种用人方式，也给中国带来了新希望。在这120名留学生中，出现了很多优秀的人才，如詹天佑、邝荣广、蔡绍基、唐绍仪等。这些人源源不断地把西方的先进思想带人中国，为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曾国藩开创的留学之风，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
文化是一个不断碰撞与交融的现象，多种不同的文化进行碰撞、交融，才能产生先进的文化，才能推动社会的发展。清朝闭关锁国，八股之风笼罩全国，阻碍了社会前进的步伐。曾国藩意识到了中国的落后，开创了留学之风，通过这一创举将西方先进的文化引进了中国，和中国传统的文化进行碰撞，推动了社会的发展。曾国藩不仅是一个满腹韬略的政治家，还是一个改革家，他主张学习西学，创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倡导洋务，这都说明他是一个锐意进取的改革家。他的一系列创举推动了中国近代社会的进步。
5．学习要专精
曾国藩被称为“中国近代化之父”，不仅在于他将西方技术带进了中国，还因为他在研究西方技术的时候，深入挖掘、发现西方文化的精髓，并将之引人中国。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上，博览群书、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是中国文人的追求。然而曾国藩在学习西方技术的过程中，发现了西方科技的精髓，那就是专业划分细密，可以进行深入研究。因此，曾国藩提出了“专精”的口号，为国人学习西方文化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曾国藩说，西方人之所以技艺妙绝，是因为他们无论做任何事情都会集中精力、执著专注，喜欢钻研。他抓住了西方科技发展的重要规律。
西方学科划分很早，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时期，就对各种不同的科学划分了门类，他们根据不同的门类分别进行细致深入的研究，并达到了较高的水平。这种分门别类的学习方法，使得人们能够集中精力于一种学科，易于向学科领域的纵深方向研究。而中国的传统文化没有进行过细致的划分，诸子百家也只是流派的不同，后儒家思想一统天下，各门各类就成为儒家思想的附属品。
曾国藩在京为官的时候，就认识到了术业有专攻的道理。他在《绵绵穆穆斋日记》中把治国安邦的方法分为14类：“日官制，日财用，日盐政，日漕务，日钱法，日冠礼，日婚礼，日丧礼，日祭礼，日兵制，日兵法，日刑律，日地舆，日河渠。皆以本朝为主而历溯前代之沿革本末，表之以仁义，归之于易简。前世所袭谈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世所未及者可以自我创之。其苟且者知将来之必敝，其至当者知将来之必因。所谓虽百世可知也。”
虽然这14类技能并不是现代科学技术，但是却涵盖了非常重要的知识，涉及政治、军事、水利、财政、运输、税收、法律、地理等各个方面。他的这种划分方法与众不同，其精神与西方科学如出一辙。
随着接触西方思想越来越多，曾国藩对分类的重要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成丰十一年九月初四，曾国藩在给儿子曾纪泽的信中这样写道：“大抵有一种学问，即有一种分类之法；有一人嗜好，即有一人摘抄之法。”
在中国人传统的思想里，最认可的是通才，而在曾国藩所处的社会中，通才占大多数的，精于一道者很少。儒家思想讲究积极人世，知识分子学而优则仕，一个为官者所要掌管的事情包括行政、军事、司法、财政、社会福利、学校教育等各个方面。因此，中国传统的教育着重培养的就是通才，抑制专才。这也是近代科学在中国难以有所发展的最重要的原因。因为一个人能力有限，学的知识越杂乱，就越难以向纵深方向发展，就难以有较高的造诣。
曾国藩在接触西方科学之后，逐渐地意识到这一点，因此他主张学习要专精。曾国藩在用人上体现了他的这种思想。曾国藩用人从来不求全责备，不要求每一个人都必须是全才，只要是有一技之长的人，他都会将其收为己用，给其安排合适的职位，充分发挥这个人的能力。所以，在曾国藩的幕府中有很多专才，这些人在后来的洋务运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曾国藩在对子女的教育上也坚持这一原则，他认为儿子曾纪鸿没有语言天分，在文学上难以有所建树，于是就引导儿子向其擅长的方向发展。曾纪鸿选择了数学，在数学上潜心钻研，最终成为一位数学家。
曾国藩是一个具有开拓创新精神的人，他洞察了西方科学的精微奥妙之处，给中国人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学习方法。他意识到中国人落后于西方的重要原因。他在给吴大廷的信中说道：“凡事患在不为，不患不能。西洋技艺所以卓绝古今者，由其每治一事，处心积虑，不臻绝诣不止。心愈用则愈灵，技愈推则愈巧。要在专精，非其才力聪明果远过于中国。”因此他提出了学习要专精的方法。专精的学习方法创新了中国传统的教育方式，也给中国在科学研究方面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方法，推动中国走上了近代科学研究的路程。
6．向敌人学习
曾国藩是一个懂得因时因事而变的人，因而他完成了人生的转变，从一个温文尔雅的儒生成为了一个统率三军的大将，又成为一个经世治国的大臣。在学习上，曾国藩也是不拘一格，他有着开明的学习观念和学习的勇气，把眼光放在向敌人学习上。自19世纪中后期开始，西方列强开始屡屡进犯中国。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既没有像一些激进分子一样痛骂西方列强，也没有像那些保守派一样昏昏欲睡，而是把眼光瞄向了西方的先进技术，开始向他们学习，完成自强之路。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曾国藩就意识到“大局已坏”，第二次鸦片战争更是让曾国藩忧心国事艰难。但是他清醒地认识到，列强之所以能够屡次进犯，是因为他们船坚炮利。中国也必须船坚炮利，才能抵抗外侮。所以，他认为兴办洋务势在必行。
咸丰十年（1860年），曾国藩在回应清政府要借俄国兵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旨意时提到，清政府不应该借洋人的兵力来镇压，而应该自强，这才是根本之道。他开始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落实到行动上，向西方学习，兴办近代工业，造炮制船，成为兴办洋务的先驱。
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过程中，恭亲王奕祈提议“购买外洋船炮”，曾国藩立刻附议。相对于奕祈来说，曾国藩的眼光更加长远，他不仅要买炮买船，还要自己创办工厂，生产这些东西。他认为这样不仅可以“剿发逆”，更可以“勤远略”、“富国强兵”。
咸丰十一年（1861年），曾国藩率先开办了中国近代家军事工厂——安庆军械所。这家工厂主要生产子弹、火药、山炮及洋炮洋枪。曾国藩成为学习西方的第一人。同治元年（1862年），曾国藩和李鸿章一起看到一只准备出售的洋船“无一物不工致”，曾国藩感慨万千，由此引发了曾国藩建造中国自己的轮船的决心。
曾国藩在日记里写道：中国要讲求自强，就得革新政治，访求人才，以学西洋制造船炮技术为基本要务，一旦学会了船炮的制造，那洋人的长处我们也有了。这样，无论是与洋人和平相处还是相互敌对，我们都可有所倚恃。否则，“曲固罪也，直亦罪也，怨之罪也，德之亦罪也”，与洋人没道理可讲，只能受人欺侮。
建造轮船的过程非常艰辛，曾国藩没有足够的资金，最关键的是缺乏技术和人才。于是，曾国藩在各地网罗人才。徐寿和华蘅芳这两位技术专家就是曾国藩新事业的顶梁柱，他们被曾国藩委任为安庆军械所的工程师，开始造船的事业。
同治元年（1862年）三月，安庆军械所制造出一台轮船发动机。曾国藩喜出望外，他看到终于将洋人的技术学到手了，从此以后洋人就没有可以倚仗的东西了，清政府也就具有了和洋人对抗的能力。
然而，曾国藩明白，想要真正造出一艘可以在海上行驶，用以作战的战船，还需要很大的工夫，以现在的技术还不行还需要能够“制造机器的机器”。而这种机器需要进口，曾国藩对此非常着急。这时，徐寿、华蘅芳把留学美国的容闳推荐给曾国藩。曾国藩多次召见容闳，并委托他远赴美国采购“制器之器”。1863年12月17日，容闳受命转赴美国购买机器。
同治三年（1864年）一月，中国造船史上的第一艘轮船诞生了。这是中国人自己制造的当时中国最先进的轮船。曾国藩为其取名为“黄鹄”号，他希望可以通过造船使中国强大起来，不再任由洋人宰割。
同治四年（1865年）六月，李鸿章创办“江南制造总局”。这年春，容闳购买的机器运抵上海，这为曾国藩的事业带来了新的希望。曾国藩开始创办兵工学校，自行培养一批造船机械师和工程师，不用再受制于他人。同治七年（1868年）八月，江南制造总局的第一艘轮船完工，这是中国人自己制造的第一艘真正的近代化轮船，曾国藩给这艘轮船命名为“恬吉”号。
自古成就大业的，都不是墨守成规的人，而是敢于开拓创新的人。曾国藩在与外国人打交道的过程中，意识到了西学的重要性，于是主张向西方学习，给清政府带来了富强的希望。在饱受西方列强欺凌的时候，曾国藩能够以能者为师，向西方学习，需要的是一种勇气。曾国藩虽然是一个儒生，但是却有着超凡的胆识和见识，这是他完成大业的重要原因之一。
7．养成虚心求教的习惯
一个人想要有所成就，就必须养成虚心求教的习惯。虚心是一种修养，是做大事者必备的一种素质。自古以来，成大事者都是能够虚心向别人请教的人；很多人因为怕丢面子而不愿意向别人请教。事实上，一个人虚心求教并不是一件丢面子的事情，当他向别人请教的时候，他会有很大的收获。曾国藩是一个知识渊博的人，他渊博的知识不仅来源于他的努力读书，还来自他虚心地向别人请教。曾国藩从不认为向别人请教是一件耻辱的事情，他能够做到向任何有所长的人请教，因而他有了渊博的知识。
曾国藩年轻时年少气盛，不肯向任何人低头，好与人辩论，因此屡屡吃亏。曾国藩痛下决心，要改正自己的错误，他拜当时的理学大师唐鉴和倭仁为师，向他们讨教理学，并从他们的身上学习修身养性的办法。在京为官10年，曾国藩在程朱理学上的造诣越来越高，在个人修养上也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这对于他日后在官场上打拼有很大的好处。
曾国藩刚开始创办团练的时候自以为是，整日对手下的人大声呵斥。事实上，曾国藩只是一个文人，对于行军打仗、操练演习根本就一窍不通。后来，曾国藩反思己过，变得虚心，主动地向那些有将才的人请教带兵的方法，广泛招揽人才。有了众多人才的支持，曾国藩才能将湘军不断地扩展壮大。曾国藩手下有军事才能的人很多，像罗泽南、左宗棠和李鸿章等都是有名的将领。这些人虽然都是曾国藩的下属，但是曾国藩从来都不以向他们请教为耻，每次有什么难以抉择的事情，曾国藩总是找他们商量。尤其是左宗棠，虽然他桀骜不驯，经常对曾国藩出言不逊，但是曾国藩并没有因此而疏远他，还是向他请教问题。
曾国藩是洋务运动的领袖，但是他只是一个儒生，从小学习的都是儒家经典和八股文，对西方的先进技术并不了解。曾国藩深知，想要办好洋务，首先要了解西方的先进技术。曾国藩因此在他的幕府中招揽了大量的技术人员，这些人对于西方的数学、物理、化学、生物、机械制造和天文等自然科学都各有所长。曾国藩将他们招揽过来，不仅仅是要他们帮助自己办洋务，而是自己还要向他们请教这些知识。曾国藩学习西方技术的热情非常高，经常自己看书学习，不懂的地方就向这些人请教，曾国藩虽然最终没能成为精通西方先进技术的人，但是却从一个对这方面知识丝毫不懂的人，变成了一个有所了解的人，这对他兴办洋务有很大作用。
曾国藩成为封疆大吏后，依然向自己的部属请教，这就是一种修养。曾国藩认为虚心请教是自己进步的重要推动力。在京为官的时候，他曾经写信给他的弟弟们，他在信里提到了自己在京的师友都是他请教的对象：“讲躬行心得者则有唐镜海先生、倭仁前辈，以及吴竹如、窦兰泉、冯树堂数人；穷经学理者，则有吴子序、邵惠西；讲习文字而艺通于道者，则有何子贞；才气奔放，则有汤海秋；英气逼人，志大神静，则有黄子寿。又有王少鹤、朱廉甫、吴莘畲、庞作人，此四君者，皆闻余名而先来拜；虽所造有深浅，皆有志之士不甘居于庸碌者也！京师为人文渊薮，不求则无之，愈求则愈出。近来闻好友甚多，予不欲先去拜人，恐徒标榜虚声。盖求反以匡己之不逮，睇大益标榜以盗虚名是大损也！”
虚心并不是低人一等，而是追求进步的一种方式。曾国藩一生都是虚心地求教，他求教的对象并没有因此而瞧不起他，反而愈加敬重他。在那些被求教的人看来，曾国藩居高位，还能放下架子向他们求教，足见曾国藩是一个礼贤下士的人，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曾国藩通过虚心求教不断地提高自己的能力，使得自己的修养越来越高、能力越来越强。这也是他成就大事业的一个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