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时候。不是人们不具备取得成功的能力，而是缺乏取得成功的勇气。成功就像是长在悬崖峭壁上的花，很多时候，人们只是在远方观赏，赞叹它的美丽，却不敢攀岩而去撷取成功之花。曾国藩的成功也是勇气铸造的。在时局艰难的时刻，曾国藩以一个文臣挺身而出，奔赴战场，在战争中几次三番地死里逃生，才有了后来的辉煌。
1．敢于直言进谏
在封建社会，直言进谏需要极大的勇气，因为皇帝掌管着生杀大权，作为臣子，说话稍不留神就会招来杀身之祸。历史上因忠言进谏而惨遭横祸的人数不胜数。曾国藩虽然处在那个皇帝昏庸、吏治腐败的年代，但是他依然抱定济世救民的理想，不避刀剑，直言进谏，力图清除晚清朝廷的时弊，以振兴朝纲，他是晚清官场上少有的有识之士。
曾国藩在京为官时期，清政府已然是弊病百出。曾国藩在与朋友的书信来往中经常讨论这些问题。第一次鸦片战争，清政府失败，再加上太平天国运动在全国兴起，社会更加动荡不安，曾国藩对此焦虑不安。他经过深入的了解，十分清醒地认识到吏治的腐败和朝野上下的昏聩无能。在其他士大夫昏昏欲睡的时候，曾国藩对此大胆地提出批评，他认真地分析政府腐败和社会动荡不安的主要原因，一是官吏的横征暴敛和贪污腐败。曾国藩在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之初就指出：“今事以来，粤盗益复猖獗，西尽泗镇，东及平梧，几千里中，几无一尺净土。推寻本原，何尝不以有司虐用其民，鱼肉日久，激而不复反顾？盖大吏之泄泄于上，而一切废置不问者非一朝夕之故矣。”其最终结果就是酿成农民运动不断发生，从而危及整个统治的安危。二是是非混淆，法度紊乱。曾国藩指出：“今日天下之变，只为混淆是非，麻木不仁，遂使志士贤人抚膺短气，奸猾机巧逍遥自得。”他对这种状况痛心不已：“国藩人世已深，厌阅一种宽厚论说，模棱气象，养成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世界，误人家园，已非一日。偶有所触，则轮困肝胆，又与掀振一番。”
为此，曾国藩在咸丰皇帝上台之初就连上奏折，希望皇帝能够采取措施革除弊政，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以维持社会的稳定。然而，他递上去的折子如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应。弊病百出的清政府依然在风雨中飘摇。
咸丰元年（1851年）一月，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爆发。太平军节节胜利，势力迅速地膨胀，东南数省落入他们的掌握之中。清政府忙调集军队镇压，结果连连失利。曾国藩对此忧心忡忡，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内度身世，郎署浮沉，既茫乎未有畔岸；外观乡里，饥溺满眼，又汲汲乎有生涯日蹙之势。进不能以自效，退不能以自存，则吾子之迫切而思以吁于九阁者，实仁人君子之至不得已也。”
咸丰元年四月，曾国藩再次上疏咸丰皇帝，提出了裁减军队和加强军队训练的建议。曾国藩认为，政府军队虽然不少，但是多而不精，必须进行精简；再者，多年没有战事，八旗军队已然腐化堕落，作战能力下降，难以与太平军对抗，因此必须加强训练。对于军队存在的问题，曾国藩这样描述：“吸食鸦片，聚开赌场，各省皆然。大抵无事则游手恣睢，有事则雇无赖之人代充，见贼则望风奔溃，贼去则杀民以邀功。”这样一支已经失去作战能力的军队，如何能抵抗势力滔天的太平天国。曾国藩希望通过对军队的改革，开创新的政治局面。
曾国藩提出了改革的方案，他说：“医者之治疮疤，甚者必剜其腐肉而生其新肉。今日之劣弁赢兵，盖亦当量为简汰以剜其腐者，痛加训练以生其新者。”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扭转战局。紧接着，曾国藩列举了大量的事实说明“兵贵精而不贵多”的道理，提出裁减军队节省开支、提高士兵战斗力的建议，“但使七十一镇之中有十余镇可为腹心，五十余万之中有十余万可为长城，则缓急之际隐然可恃”。
可是昏庸无能的咸丰皇帝仍然没有采纳他的意见。清政府军节节失利的消息不断地传来。曾国藩对此愤愤不已，他怀着赤胆忠心，决定再一次上疏直谏。这一次曾国藩言辞犀利，惹怒了咸丰皇帝，差点遭到不幸。但是曾国藩敢于直谏的行为，已经使他声名鹊起。
曾国藩常怀报国之心，以天下为己任，希望能够为国为民出力，因此，他敢于一次次地上疏直谏。从他写给弟弟的书信中，可以看出曾国藩的心意。他说：“余之意，盖以受恩深重……若于此时再不尽忠直言，更待何时乃可建言……满廷臣工，遂不敢以片言逆耳；将来恐一念骄矜，遂至恶直而好谀，则此日臣工不得辞其咎。是以趁此元年新政，即将此骄矜之机关说破，使圣心日就兢业，而绝自是之萌，此余区区之本意也。现在人才不振，皆谨于小而忽于大，人人皆习脂韦唯阿之风，欲以此疏稍挽风气，冀在廷皆趋于骨鲠，而遇事不敢退缩，此余区区之本意也……自是以后，余益当尽忠报国，不得复顾身家之私矣。”
曾国藩是一个希望做大事的人，他具有做大事的胆识和勇气。从他的上疏中，我们不仅能够感受得到他的大勇，还可以看出他的大才。这样一个有才能的人，同时还具有非凡的勇气，注定是要成功的。果不其然，当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如火如荼时，朝野上下找不到一个堪当大任者，而曾经犯颜直谏的曾国藩成为最适合的人选，他奉命组建军队，久经征战，镇压了太平天国，他的理想和抱负也得以实现。
2．挺身赴国难
曾国藩作为一位封建知识分子，其理想就是精忠报国，就是忠于朝廷，就是忠君。在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冲击下，清政府的统治已经摇摇欲坠、朝不保夕。面对严峻的形势，清政府再也顾不得满汉之大防，决定起用汉族官吏，希望借助他们的力量镇压太平天国。曾国藩成为其中重要的一员。当时，曾国藩面对复杂的局面挺身而出，置个人的生死、荣辱于不顾，殚精竭虑、任劳任怨，毅然踏上了忠君报国的道路。
同为晚清名臣的林则徐说：“知难而退，此虽保家保身之善谋，然非人臣事君致身之道也！”当清朝廷遭遇危难的时候，作为臣子的曾国藩没有退缩，而是主动担负起了保卫清朝廷的重任。他作为一个文臣，由此走上了领军打仗的道路。在战争中，曾国藩率领的湘军作战勇敢，成为对抗太平天国的主力军队，最终成功地镇压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
清政府腐败无能，整个大清朝竟然成了洋人的天下。曾国藩面对这种情况也是无可奈何。1870年，天津民众攻击法国教会，造成了数十人伤亡。以法国为首的七国公使向清政府总理衙门抗议，同时各国军舰环伺大沽口。清政府又一次面对战争的威胁。
曾国藩奉命处理这件事情。当接到办理津案旨令时，曾国藩正在生病，“重发眩昏”，“腹泻不止”。面对复杂的形势，他的幕僚们纷纷劝阻他不要赴天津。曾国藩自然也知道这件事情的难处：七国公使不肯善罢甘休，以战争相胁；中国民众义愤填膺，很多官吏也觉得忍无可忍，不惜与洋人一战。既避免战争，又安抚百姓，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他知道此番去天津是凶多吉少，更重要的是他18年来历尽艰难困苦得来的声望很可能毁于一旦，落个身败名裂、万人唾骂的下场。但是，国难当头又不容他迟疑。曾国藩明知必败，却不避刀斧，毅然前往。他说：大将不辞刀头死，岂能因祸福而避趋，还是决定要“力疾受命”。这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
临行前，曾国藩留下了遗嘱。他在遗嘱中强调此事绝难措手，或一去无以再返，但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违效命之初誓。
当年七月，曾国藩带领赵烈文、薛福成、吴汝纶几个幕僚和少许兵弁来到天津。曾国藩的到来给老百姓带来一线希望。他们把曾国藩看做是敢于反对“洋教”的官员，他们都还记得曾国藩在《讨粤匪檄》中有反对洋教、护卫儒道之论，因此夹道欢迎曾国藩的到来。
曾国藩对洋教素无好感，但是他来之前，朝廷明令他“将为首滋事之人查拿惩办”，让他“持平办理，以顺舆情而维大局”。这就是说，曾国藩绝对不能得罪洋人引发战争。曾国藩心里也清楚，以清政府的军事实力，是不能与洋人开战的。
然而，如果顺从洋人，则难以向天津的官绅民众交代。曾国藩从《邸报》上看到，恭亲王奕祈、内阁学士宋晋、翰林院侍读学士袁保恒、内阁中书李如松等人向朝廷上奏折，说天津反洋教是义举，对洋人应采取强硬态度，要求皇帝下旨讨伐洋人洋教，惩罚媚外的崇厚等官员。这些已经对天津民众起到了舆论导向的作用。如果曾国藩在这个时候处置失当，就会造成局势的进一步恶化。
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自知无论自己怎么做都不可能有好结果，只能委曲求全，尽量将事情的危害降至最低程度。当他决定把天津地方官交刑部严办及捕拿“凶手”，以抵洋人之命的奏折传出之后，京津及各埠士人一片哗然，“卖国贼”的骂声随之而起，就连他的亲戚朋友都指责他。曾国藩自知难以逃脱舆论的指责，对此事不置一词，只求速死。
曾国藩早已料到结局会是这样，他还是这样做了，他愿意为了清朝廷而牺牲自己的名誉。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后来在慈禧太后的面前说出了曾国藩的心声，曾国藩决意牺牲他一个人的名声来保全大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