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的曾国藩在“静”字上也没有任何修养。他考中进士后，本可以大展宏图，一展抱负，但是却因为缺乏为官的经验，屡屡受挫，治国平天下的理想难以实现，因此变得异常暴躁。他难以忍受翰林院的清静与孤寂，因此动辄申斥他人。他的弟弟曾国荃被他接到京城读书，因为受不了他的坏脾气而愤愤离开。曾国藩也感觉自己莫名其妙，因此，他拜著名的理学家唐鉴、倭仁为师，学习修身养性的方法。唐鉴针对曾国藩的情况，告诉他“主静”为修身的要诀。曾国藩表示赞同，那个时候，他缺乏的就是“静”字。倭仁指教他说：“心静则体察精，克治亦省力。若一向东驰西骛，有溺焉而不知，知而无如何者矣。”也是让他从“静”字下手。
经过两个人的指点，曾国藩给自己订立了12日条课，其中的第二条就是“静坐”：“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半时，体验来复之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镇。”
曾国藩以“静坐”来提高自己的修养，初学“静坐”的他自然是饱受煎熬。为了能够长期坚守“静坐”，他专门找人印刻了一些簿子，详细地列出他每天“静坐”的过程。从这些记录中，就可以看出曾国藩初学“静坐”时的不容易。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十月二日：“辰初起，静坐片刻……饭后昏昧，默坐片刻，即已成寐。神浊不振，一至于此！”
三日：“一早，心嚣然不静……默坐，思此心须常有满腔生意；杂念憧憧，将何以极力扫却？勉之！”
十四日：“因心浮，故静坐，即已昏睡，何不自振制也！”
十九日：“饭后，会客一次，静坐不得力。”
二十五日：“昨日今日，俱无事出门，如此大风，不能安坐，何浮躁至是！静坐功夫，须是习熟，若不勉强苦思，更说甚？”
二十八日：“起，杂思，静坐半时，不得力。”
十一月十三日：“树堂来，与言养心养体之法。渠言舍静坐更无下手处，能静坐而天下之能事毕矣。因教我焚香静坐之法。所言皆阅历语。静中真味，煞能领取，心微浮则气浮矣，气散则心亦散矣。”
十四日：“起亦不早，焚香静坐半时。饭后……仍静坐，不得力，枕肘睡去，醒来心甚清……饭后，静坐半小时，颓然欲睡，可恨之至。细思神明如日之升，身体如鼎之镇，此二语可守者也。惟心到静极时，所谓未发之中，寂然不动之体，毕竟未体验出真境来。”
宋代著名理学家周敦颐认为，人本来是“静”的，只因为沾染了“欲”，所以破坏了“静”的功夫。因此，静以修身就是要克制欲望。曾国藩一生“主静”，在“静”字上下了大量的工夫，他一生都极力地克制奢欲、权欲、色欲。
诸葛亮说：“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欲静也，才欲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静无以成学。”修身养性非“静”难以达到，做到“慎独”更是非“静”不可。一个人在独处的时候最容易受到外界的干扰，最容易产生一些错误的念头，一个人的胡思乱想最容易毁去一个人修养的心性，如果没有“静”的本事，就难以将这种纷乱的想法清除出去，而这种乱想一旦根深蒂固，就会导致错误的行为，就永远不能达到“慎独”。曾国藩于是在“静”上用足了工夫，用了很大的毅力完成了“静”的功夫，并由此做到了“慎独”，这使得他的修养日臻完善。
5．常常存“敬”之心
在儒家思想中，“敬”是重要的一项修养，是一种对人对事的道德要求。要做到敬，首先要自敬，即用严肃的态度对待自己，在外表上要严肃、整洁，在内心要有恭敬的态度；其次要敬人，无论对方地位高低、富贵或者是贫贱、年长还是年幼，都应该礼敬有加。曾国藩作为一代大儒，他一生都在修“敬”字。
曾国藩进入翰林院后，开始精研理学，研读《朱子全书》，并且拜当时的理学大家为师，向他们请教治学之道。曾国藩一方面研究经典著作中关于“敬”的深刻含义，一方面加以发展和扩充，对“敬”进行新的阐释。道光二十二年，曾国藩在一篇日记中这样写道：从本年十月立志自新，专门立下课程，从“敬”字开始做起。他为“敬”字作出自己的解释：“敬，整齐严肃，无时不惧。无事时心在肚子里，应事时专一不杂，如日之升。”“内而专修纯一，外而整齐严肃，‘敬’之工夫也；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敬’之气象也；修己以安百姓，笃恭而平天下，‘敬’之效验也。程子谓上下一于恭敬，则天地自位，万物自育，气无不和，四灵毕至，聪明睿智，皆由此出。”
在这里曾国藩提出“敬”要内外兼修：对内，要存“敬之心”，表现在外就是要庄严，不轻率；对外，则要对人恭恭敬敬，待人以宾客之礼，让人如同被奉为上宾一样。一个人做到这些，就可以以修身达到安百姓，以恭敬做到天下太平。
儒家一直强调修身养性，他们认为这是人们应该每天都做的事情。宋代的时候，修身发展成为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从人的外表，待人接物的方式，到人的内心活动，都有一个明确的标准。曾国藩在此基础上又提出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敬”对个人来说有两方面的要求，对内则求专静统一，以养大体；对外则要整齐严肃，以养小体，如此下去，才会日渐强健。
曾国藩官居要职，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时候，他一直在战争中度过，后来又节制四省军务政务，因此，他一生都不得清闲，经常感到疲惫。他在给朋友的书信中和自己的日记里经常流露出这种无奈，他通常把这种状况归于自己在“居敬”上面修养不够。曾国藩认为自己耽于名利，忙于俗务，根本没有时间修身养性。道光二十三年正月，曾国藩在日记中说：“是日请客，至亥正方散。倦甚，勉强支持，仅乃了事。向使以重大之任见属，何以胜任？《记》云：‘君子庄敬日强。’我日日安肆，日日衰尔，欲其强，得乎？譬诸树木，志之不立，本则拔矣。是知千方万语，莫先于立志也。”
曾国藩注重修身养性，因此在“敬”上也是坚持修养，并且经常对自己在“敬”上的修养不满意。他曾经对自己的朋友说：“国藩平生‘不敬’、‘无恒’二事，行年五十，百无一成，深自愧恨……仆待人处事，向多失之慢；今老矣，始改前失，望足下及早勉之。”在这种不知足的驱动下，曾国藩在“敬”上的修养越来越高。
曾国藩认为，“敬”是一种修养，不只是做官的时候要常存“敬”之心，在家的时候也要时时注意“敬”，因此他把“敬”列入家教中。他认为，子侄们对长辈要存“敬”之心，要注意自己的仪态，要举止端庄，不能整日嬉戏，对人要恭敬，不能妄言。
“敬人者，人恒敬之。”“敬”是一种修养，一种气度。想要赢得别人的尊敬，首先就必须尊敬别人。因此，一个人养心决不能忽略在“敬”字上下工夫。曾国藩一生修炼“居敬”，以“敬”律己，以“敬”待人，最终赢得他人的尊敬。
6．培养浩然之气
一个人有多大成就与这个人的品性有很大的关系。欲成大事的人必须先锻炼自己的品性。曾国藩说：“自古圣贤豪杰，文人才士，其治事不同，而其豁达光明之胸大略相同。吾辈既办军务，系处功利场中，宜刻刻勤劳。如农之力穑，如贾之趋利，如篙工之上滩，早作夜思，以求有济。而治事之外，却须有冲融气象，二者并进，则勤劳而以恬淡出之，最有意味。写字时心稍定，便觉安恬些。可知平日不能耐，不能静，所以致病也。写字可以验精力之注否，以后即以此养心。万事付之空寂，此心转觉安定，可知往时只在得失场中过日子，何尝能稍自立志哉。”曾国藩认为做大事必须要有豁达光明的胸怀，而要拥有豁达的心胸，就必须善于培养“浩然之气”。
养气之说是孟子提出来的。孟子说：“善养吾浩然之气”。在孟子看来，养气是修身养性的重要方法。曾国藩对此推崇备至，他在给胡林翼的信中极力称赞孟子的养气说和庄子的逍遥说，并且对此下过一番工夫。
孟子所提的“养气”是一种锻炼人格意志和身体素质的方法。在孟子看来，这种“气”就是一种高度集中的信念，让其灌注全身，祛除各种杂念，从而形成一种力量，以此来指引人的行为。曾国藩在这一点上做得相当到位。曾国藩从小受祖父和父亲的教诲，素怀“济世救民之心”，立志要作出成绩，光耀门楣，并以平天下为己任。这种坚强的信念就成为曾国藩的“气”。他将这种“气”无限地放大，充盈全身，成为他一生奋斗的动力。从他后来的行动就可以看出：他不屈不挠，通过科举步入仕途，上疏皇帝以求大治；于世道纷乱中毅然练兵；于国势衰弱中兴办洋务，以求中兴。他一生一系列的行为都是围绕着济世救民展开的。这种浩然之气成为他奋斗不止的最大力量。
“浩然之气”是一种综合性的力量，它贯穿着“仁、义、礼、智、信”，使其不至于成为一种“匹夫之勇”。曾国藩在他济世救民的浩然之气里也贯穿了更多的东西，并且以这种力量推动自己的人生顺利地前行。曾国藩的这股浩然之气成为一种智慧的象征。
曾国藩修养的浩然之气极其广大，无所不包，有一个宽广的胸怀。一个人拥有宽广的胸怀，就能无所不包，就能处变不惊，即使是泰山崩于前也面不改色。这是成就大事者必备的一种修养与气度。曾国藩就善于培养这方面的能力，他的宽容是人所共知的。他在写给胡林翼的信中说：“因思古来圣哲，胸怀极广，而可达到德者约有数端，如笃恭修己而生睿智，程子之说也；至诚感神而致前知，子思之训也；安贫乐道而润身睥面，孔、颜、曾、孟之旨也；观物闲吟而意适神恬，陶、白、苏、陆之趣也。自恨少壮不努力，老年常多悔惧，于古人心境不能领取一二，反复寻思，叹喟无已。”
“浩然之气”是一种无所不包的气度，是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是一种顽强的意志，它涵盖了人生的重要内容，是大志与大德融为一体的体现。培养浩然之气是一个人修身养性的重要内容，修身养性者必须善于培养浩然之气。一个人有了浩然之气，就达到了“不动心”的境界，就能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7．从“平”、“淡”两个字用功
任何一个追求完美人生的人，都不可名利之心太重。其实，功名利禄都是身外之物，应该本着“得之我幸，失之我命”的原则去做。一个人只有平淡地看待名利得失，才能真正拥有成功。曾国藩崇尚平淡，他一直信守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信条。在他看来，修身与其他各项息息相关，因此他主张“修身”要结合实际，要立足于精神的修养，而精神修养则必须按照静坐、平淡、改过这三个步骤进行。
“平淡”是曾国藩对老庄之学的继承与阐述。曾国藩认为，一个人如果不能常怀平淡之心，不能以平淡之心看待事物，那么他的心境就会受到外物的影响，精神就会被牵累，就会常常郁结于心，从而影响他待人接物、处世治事的好坏成败。因此，曾国藩主张做人必须要有平淡的心境。他说：“思胸襟广大，宜从‘平、淡’二字用功。凡人我之际，须看得平；功名之际，须看得淡，庶几胸怀日阔。以庄子之道自怡，以荀子之道自克，世俗之功名须看得平淡些。”
曾国藩认为，在“平”、“淡”二字上用功，则能淡化物欲，从而保持一颗平常心，加强精神上的修养。他说：“弟读邵子诗，领得恬淡冲融之趣，此自是襟怀长进处。自古圣贤豪杰、文人才士，其志事不同，而其豁达光明之胸大略相同。以诗言之，必先有豁达光明之识，而后有恬淡冲融之趣，如李白、韩愈、杜牧之则豁达处多，陶渊明、孟浩然、白居易则冲淡处多。杜、苏二公无荚不备，而杜之五律最冲淡，苏之七古最豁达。邵尧夫虽非诗之正宗，而豁达、冲淡二者兼全。吾好读《庄子》，以其豁达足益人胸襟也……推之即舜禹之有天下而不与，亦同此襟怀也。”
曾国藩注重修身养性，因而在“平”、“淡”两个字上也下足工夫。他深知贪欲的害处，故而作《知足歌》一首，劝勉自己、家人、朋友。
“知足天地宽，贪得宇宙隘。岂无过人资，多欲为患害。在约每思丰，困君常求泰。富求千乘车，贵求万钉带。未得求速赏，既得勿求坏。芳馨比椒兰，盘固方泰岱。求荣不知厌，志亢神愈昂，岁懊有时寒，日明有时晦，时来多善依，运去生灾怪。诸福不可期，百殃纷来会。片言动抬尤，举足便有碍……矫首生八荒，乾坤一何大，安荣无遽欣，患难无遽憝。君看十人中，八九无依赖。人穷多过我，我穷犹可耐；而况处夷涂，奚事生嗟气？于世少所求，俯仰有余快，俟命堪终古，曾不愿乎外。语云：名根未拔者，纵轻千乘甘一飘，总堕尘情；客气未融者，虽泽四海利万世，终为剩伎。”
太贪婪的人会把世上所有的事情都看得很重，什么都想得到，因而就会变得斤斤计较，身心为物欲所充斥，就难以在修身养性方面有什么进展。曾国藩虽然一生在官场上沉浮，但是他并没有把修身养性放在脑后。在名利充斥的环境中，曾国藩以“戒贪”、“知足”为诫，警示自己不可放松对自己的修养。
曾国藩晚年的时候总结出12条“治心经”：“无贪无竞，省事清心，十介不苟，鬼伏神钦。战战兢兢，死而后矣，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手眼俱到，心力交瘁，困知勉行，夜以继日。此十二语者，吾当守之终身，遇大忧患、大拂逆之时，庶几免于尤悔耳。”
曾国藩一生在名利场上往来，他在晚年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反思，自觉自己一生在名利场上耽搁太久，以致影响了自己的修养。曾国藩在去世的前一年在日记里写道：“近年焦虑过多，无二日游于坦荡之天，总由于名心太切、俗见太重二端。名心切，故无学问无成，德行未玄，不胜其愧馁。俗见重，故于家人之疾病、子孙及兄弟子孙之有无强弱贤否，不胜其萦绕，甚是忧惭，局促如蚕自缚。”这是曾国藩对自己一生修身养性的总结，由此可见曾国藩对修养的重视。
俗话说：“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此话有一定的道理。以平淡之心看破得失，才能心如止水，宠辱不惊。修身养性与治国平天下是一脉相承的事情，既要有济世报国之心，又要能不为名利所累。曾国藩的“平”、“淡”，不但不妨碍其成大业、办大事，还能给他自己留下一片闲适的空间，何乐而不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