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名利的过分热衷。往往会使人耽于名利追逐，而忽略自身修养。这样的人即使功成名就也难以成为人们的楷模。在名利场里打滚的人不应该忘记提高自身修养。曾国藩之所以被称为“完人”，就是因为他没有迷失在名利所编织的梦幻花园里，他在追逐名利的同时，克己修身，以高严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在修养方面渐臻高严的境界。
1．身心须兼治
曾国藩认为养心须先养身，主张身心兼养。想要有健全的精神，首先就必须有健康的身体，就需要了解养身之道。曾国藩说：“养身之道，以‘君逸臣劳’四字为要。”减少思虑，排除烦恼，二者用来清心，就是说“君逸”。常常行步走动，筋骨常动弹，“臣劳”说的就是这个。他认为，养身不但要多多从事活动，以达到身体的健康，还应该减少烦闷的情绪，保持精神的健康。他在给李希庵的信中说：“我认为治身应当以‘不药’二字为药，治心应当以‘广大’二字为药。”曾国藩对于服药很是反感，他认为服药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人参、鹿茸等大补的药不是调养身体的最好办法。
曾国藩认为身心的舒畅对于身体是有好处的，他提倡养身与养心同步进行，以养心达到养身的目的，以好的身体作为养心的基础。曾国藩这样论述养心：“首先要心安定，然后气才安定；气要安定，然后精神才安定；精神安定以后，身体才会安定。治理身心的最好办法，是以自己的力量来战胜它。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以顽强的意志指挥气，一种是以静制动。凡人疲惫不堪、精神不振的时候，都是由于气弱，气弱则精神颓废。然而，意志坚强的人，气也会随意志而改变。比如贪早睡，如果立志早起，就必然能够早起。如百无聊赖之时，是气疲乏四散；如果端坐而固气，气也必会振作，这就是以志帅气。久病则气虚胆怯，时时怕死，困扰于心，就是做梦也难以安静。必须将生前的名誉、死后的一切事情，以及各种杂念都全部忘掉。这样，自然心中生出一种恬淡的意味来，寂静之极，真阳自生，这就是以静制动的方法。”
曾国藩在日记里说：“养生的方法，没有比‘惩忿窒欲，少食多动’八个字更重要的了。”这八字箴言明确地表达出曾国藩在修身养性上的观点。
“惩忿窒欲”在于求得精神的健康。也就是说，要通过抑制愤怒和欲望来求得精神上的健康。曾国藩对于这一点论述得很清楚。曾国藩在写给儿子曾纪泽的信中说：“我在《八本》篇中说过‘养生以少恼怒为根本’，又曾教你胸中不应当太苦，需要活泼快乐地修养一段生机，放弃掉所有的恼怒。既戒恼怒，又知节俭，养生之道就已‘都在我的掌握中’了。此外，寿命盼长短、有没有病，一概‘听其自然’，不必产生很多幻想去计较它。凡是多吃药、祈求神仙，都是妄想。”
“少食多动”指的就是养身，这是在饮食方面进行合理的安排，以保证身体的健康。曾国藩的养身之道，主要是从吃饭和睡觉两个方面来谈的，他在日记里写道：“养生的道理，应当从睡觉吃饭两个方面细心体会。平日吃饭菜，只要吃得香，就胜过珍贵药物。睡觉不在于多睡，只要实际上睡得香，即使片刻也是养生了。”
曾国藩在写给弟弟曾国荃的信中曾经提到“养生五事”：“一是睡觉吃饭有定规；二是制止忿怒；三是节制欲望；四是每夜临睡洗脚；五是每日两顿饭后，各走三千步。”从这五件事也可以看出曾国藩在养生方面提倡身心兼治。在曾国藩看来，养生就是身体与精神两者的结合，这两者都不可偏废，因此在他的养生之道里，处处都会提到精神方面的修养。他在日记里也经常提到关于精神方面的修养，主要是讲抑制愤懑的情绪。
修身养性不只是精神层面的东西，它是养身和养心的结合。拥有健康的身体是养心的基础，因此我们不能不重视身体健康；而仅仅拥有健康的身体，精神层面上却是一片空白的人，也是一个不健全的人。只有两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才是一个真正修身养性的人，这样的人才能够担当大任，做出一番大事业。
2．学会忙里偷闲
成大事者莫不都是把时间看做比生命还要重要，生怕浪费时间，总是忙忙碌碌。曾国藩说：古今能胜大任者，都是身心疲劳之人。殚精竭虑很容易导致精神高度紧张、心理压力过大，时间一久，就会身心俱损，这对事业的长远发展没有好处。因此，成大事者不仅要善于利用时间，还要学会忙里偷闲，做到张弛有度。
担当大任者所承受的压力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他们经常是超负荷地运转。曾国藩一生忙碌，使他本来就不好的身体越来越差。从三十几岁起就不能多说话，神情困顿。在与太平天国的战争中，他更是殚精竭虑；他的每一个决策都关系到数万军士的性命，他不得不谨慎；战争一胜一负使他处在悲喜之中；连续的失败让他痛不欲生，不堪重负的他曾经企图自杀。他在给李续宜的信中说：“鄙人心已用烂，胆已惊碎，实不堪再更大患。”但是曾国藩坚持了下来，在那种高压的环境下，他成功地肩挑重担，这与他的忙里偷闲有一定的关系。
曾国藩是一个儒生，自然保持着儒家的思想。儒家讲究“积极人世”，但是他们往往会在自己的心灵深处留下一块属于自己的净土，那块净土就是精神家园，他们在现实中遭受打击和挫折之后，会在那块土地上享受着闲暇、悠然自得的生活。这种闲暇正好舒缓紧张的节奏，使人得以休整。曾国藩说：“试观古往今来能胜大任者，虽身极劳、心极忙，此心必常有休暇之致。故万汇杂役，应之绰有余裕。”
曾国藩说：“盖暇则静，静则明自生；休则通，通则灵机常活。明与灵，吾心所恃以酬万事者也。”在曾国藩看来，“暇”不仅是一种休息，还是一种排除干扰、保持心静的方法，在张皇失措时，“暇”可以使人灵台清明。闲暇是成功必要的前提。
曾国藩虽然军务政务繁忙，但是他从来不是一头扎进其中，不知休息，而是给自己留出一定的时间来舒缓疲劳。曾国藩闲情偶寄于读诗作文，尤其是在他心情郁闷的时候，特别喜欢诵读并写作一些闲适的诗。曾国藩认为诗文的趣味主要就有两种，一种是诙谐之趣，另一种是闲适之趣。他特别喜欢陶渊明、陆游、白居易和苏轼的诗，因为他们的诗中包含着对人生朴实无华的理解，具有很闲适恬淡的风格。在繁忙和郁闷的时候，诵读这些诗，能很好地舒缓紧张的心情，而且对于个人修养也有帮助。
曾国藩的另一大爱好就是写文章，对文学抱有极大的兴趣。在军务政务繁忙之余，他总是会写点东西。曾国藩的诗文在当时也是独树一帜，具有很深的造诣。他在日记中说道：“古文一事，平日自觉颇有心得。而握笔之时，不经冥思苦想，作成总不称意。哪比得上除去万事，香睡数日，神清气爽，然后写作文章来抒发心中情怀的奇趣。”曾国藩的三大成就之一就是“立言”，这是他在繁忙的军务政务中“偷得浮生半日闲”取得的成果。
曾国藩还喜欢书法，他认为书法可以养心。他说：“写字时心情稍定，便觉安适些，可知平日不能耐、不能静所以致病也。”书法是一种需要全神贯注的事情，写字的时候一心不能二用，而要心如止水，进入物我两忘的境界，这对于修身养性很有好处。
曾国藩所倡导的“暇”，包含着儒家的思想，就是闲暇不能太过放纵自己，必须要有节制。曾国藩认为，过分地追求闲暇也是导致失败的根源。他的这种思想与儒家的思想是一脉相通的。曾国藩说：暇心游离于事业之外，又关系到事业兴衰，所以暇心之寄要厚植根本、积功践行。
儒家虽然讲究积极人世，但是也强调修身养性的重要性。一个人若是一生耽于名利，忙于事务，则会阻碍个人的修养。忙里偷闲不仅是一个人缓解疲惫、纾解压力的重要方法，更是给自己提供修身养性的时间。追求名利的人想要在自身修养上有所成就，就必须学会忙里偷闲。
3．“慎独”是“养心”的最高境界
所谓“慎独”，就是指人在独处的时候，同样要谨慎地思考、做事，不能因为没有旁人在场而放纵自己的行为。曾国藩说：“尝谓独也者，君子与小人共焉者也。小人以其为独而生一念之妄，积妄生肆，而欺人之事成。君子懔其为独而生一念之诚，积诚为慎，而自慊之功密，其间离合几微之端，可得而论。”每个人在旁人在场的时候表现出来的都是最好的一面，当独处的时候，个人的表现就千差万别了。有些人就失去自控能力，出现一些虚妄的想法和做法；另外一些人则仍然能够像有人在场一样约束自己的行为和思想。能够做到“慎独”的人在个人修养方面也就达到了很高的境界。
曾国藩是一代大儒，是晚清时期著名的理学家，在个人修养方面做得非常好。他一生没有在道德修养上出现过什么大的差池，虽然身为朝廷重臣，依然保持着学者的气度与修养。这与他善于做慎独的功夫有很大关系。
曾国藩早年的时候在“慎独”方面做得也不是很出色，他只是在零零碎碎地做慎独功夫。因此早年的他狂傲，喜好与人辩论，作出成绩就沾沾自喜，结果得罪了很多人。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七月十四日，曾国藩拜访唐鉴，向他请教修身的要领。唐鉴让他以《朱子全集》为课程，身体力行，同时向他介绍了当时著名理学家倭仁修身的办法。曾国藩听了唐鉴的话之后，大有裨益。他在当天的日记里道：“昭然若发蒙也。”然而曾国藩当时并没有身体力行，也没有在慎独方面下工夫。一直到第二年，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曾国藩的日记里只出现过两次自我批评的内容：一次是发誓要戒烟，另一次是责备自己“聪明日减，学业无成，可胜慨哉！……自今以始，吾其不得自逸矣”。后来，曾国藩身体不好，吴竹如教他静坐之法，曾国藩坚持了5天，大感有用。他在日记里这样说：“竹如教以静坐法，谓可不药有喜。”这个时候，曾国藩的静坐也不是为了“慎独”，而是为了治病。
直到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十月一日，曾国藩拜访了倭仁之后，他才开始真正地在慎独方面用工夫。他在日记里这样记载拜见倭仁的收获：“拜倭艮峰前辈，先生言‘研几’工夫最要紧。颜子之有不善，未尝不知，是知己也……失此不察，则心放而难收矣……又教予写日课，当即写，不宜再因循。”倭仁在这里讲的“知己”与“慎独”的意思大体相同。知己就是自己要知道自己的每一个念头，包括那些一闪而过、不为人知的。曾国藩非常认同倭仁的观点。在倭仁的督导下，曾国藩开始用倭仁的办法来“养心”。从那以后，曾国藩经常在日记里写关于检视自己行为和心理的事情。
同年十月二十六日，曾国藩在给弟弟的书信中介绍了他那一段时间在“慎独”方面做的工夫：“倭艮峰先生则诚意功夫极严，每日有日课册，一日之中，一念之差，一事之失，一言一默，皆笔之于书。书皆楷字，三月则订一本，自乙未起，今三十本矣。盖其慎独之严，虽妄念偶动，必即时克治，而着之于书；故所读之书，句句皆切要之药……余自十月初一日起，亦照艮峰样，每日一念一事，皆写之于册，以便触目克治，亦写楷书……余向来有无恒之弊，自此次写日课本子起，可保终身有恒矣……余自十月一日起记日课，念念欲改过自新。思从前与小珊有隙，实是一朝之忿，不近人情，即欲登门谢罪。恰好初九日小珊来拜寿，是夜余即至小珊家久谈。十三日与岱云合伙请小珊吃饭，从此欢笑如故，前嫌尽释矣！”
自此以后，曾国藩在“慎独”方面下足了工夫，在他后来的日记里有很多关于这方面的记述。曾国藩在“慎独”上的修养越来越高，使得他的道德趋于完善，为人处世越来越有原则，在官场上也顺风顺水。尤其重要的是，“慎独”的功夫让曾国藩杜绝了很多虚妄的想法，没有行差踏错。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被镇压下去之后，曾国藩势力滔天，拥有半壁江山，其部下很多人都劝他拥兵自立。但是曾国藩没有这样做，这使得他保全了忠君爱国的美名，没有在道德上留下瑕疵。
一个人修养的最高境界就是能够心如止水，不论在何时何地都能依照道德的标准来做人处事，不因环境的改变而心猿意马。人最容易产生虚妄念头的时候，就是在没有人的时候。说一个人道貌岸然，就是说这个人在人前一本正经，在人后却男盗女娼。“慎独”就是在这一方面下工夫，使人们能够保持人前人后一个样，都能谨守道德。曾国藩之所以能够达到道德修养的高境界，就是因为他在“慎独”方面下足了工夫。
4．“主静”为慎独的前提
一个欲火炽烈、心粗气浮的人，是难以在“慎独”上有所作为的，唯有主“静”才能达到“慎独”的境界。“静”字在修身养性上奥妙无穷，在我国许多学术经典著作中，“静”成为了立论的基础。事实上，“静”不只是表象上的安静，而是一种为人处世哲学的智慧。曾国藩说：“‘静’字功夫要紧。大程夫子是三代后圣人，亦是‘静’字功夫足。王文成亦是‘静’字有功夫，所以他能不动心。若不静，省心也不密，见理也不明，都是浮的……素有忿狠不顾习气，偏于刚恶，既而自究所病，只是好动不好静……务当力主求静，使神明如日之升……知此而不行，真暴弃矣！真小人矣！”由此可见，曾国藩对于“静”字在修身养性上的重要作用是非常看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