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两人琴瑟和谐。可没过两年,秦伟就调到了另一个城市工作。20世纪80年代末的人事机制比如今刻板许多,贺兰独自连滚带爬地熬过怀孕、分娩、哺乳,直到小洁快要念学前班,才终于能和秦伟在一个城市工作。结束了聚少离多的日子,贺兰方逐渐了解自己的丈夫。他相貌堂堂,又擅长待人接物,应是一个比较理想的丈夫,但他越来越给贺兰一种不舒服的感觉。她形容不出这种不舒服是怎么回事,倒是小洁长大后一语道破她的父亲:
“爸爸在做一切言行举止的时候,都仿佛有一个分身,站在离他一米的地方,欣赏着自己的一言一行。”
贺兰与父亲性格并不相似,秦伟当然更不同,两人生出的小洁性格却很像她未曾谋面的外公。这说不好是因为她与父亲抵触,所以渐渐养成了与外公相似的性格,还是她生就了她外公的脾气,故而反感自己的父亲。无论如何,贺兰都不希望这样,但是她觉得自己改变不了女儿。
有时,贺兰会想,如果父亲还在世,应当会很喜欢这个外孙女,应当会在小洁说出种种天真又倔强的话语时,发出他那独有的、响亮的笑声:“哈哈哈哈哈!”这些只能是想象了,而在现实里,秦伟的事业始终囿在他人格的上限,这使他进入自己并不承认的恶性循环中。为这恶性循环埋单的,只有他的家人。
更惊心的现实是,她已经四十多岁了。并且,这当中,漫长的婚姻生活似乎没有给她增加任何经验。她还是那个二十二岁的姑娘,怯懦犹豫,不知所措。看看时间快到了,她不得已攥起了油腻腻的菜刀。
下定决心以后,贺兰隔墙听见母亲走进堂屋的声音。她迅速从床上坐起来,打开门,踏进蒙蒙亮的院子。灰扑扑的鸡笼里,鸡群正扑扑簌簌地发出声响,公鸡的鸣叫此时如直喷的岩浆。贺兰在鸡笼前蹲下,抽掉木板,向里面张看。
“妈,你去忙别的事,今天我来把鸡放出来。早上,我要把公鸡杀掉。”她对半个身子探出门,正在固定门板的母亲说。
母亲含含糊糊地答应了一声,大约没有听清她的话。
鸡都醒了,半蹲在悬空的竹竿上咕哝。公鸡蹲在正中央,高高的脖子都快要触到鸡笼的顶。看到贺兰,它暂停了啼鸣,轻轻颤着硕大的鸡头,与她对视着。哪怕是一只鸡,雄性的眼睛也和雌性不一样,永远颜色更深、更坚硬、更锐利。贺兰感到心里有一点害怕的萌芽,她鼓了鼓勇气,把它按了下去。
放出了咯咯嗒嗒叫的鸡群,贺兰没有回到屋里,而跟着它们走出院子,站在山坡边出神。初夏清晨的空气清晰、轻盈,西面山坳处还阴影沉沉,东边山顶已经有点儿发红。在正中间的山谷,有一片纱帐一般的白汽,隐约挂在两处浓绿的山壁间,帐脚轻轻踮在谷底的树梢。她聚起所有目力凝视这片白汽,幻想自己如何慢慢飞了过去,悬停在白汽中央。
回到屋中,母亲已经坐在厨房的灶台后煮早饭了。贺兰洗漱完毕,对母亲说:“待会儿,我来把那只公鸡杀了。”
“要得,是该杀了。”母亲说。
“我来帮你,它的劲儿大。”母亲又说。
贺兰掀开沉重的锅盖。今天的早饭是汤饭,噗噜噜地冒出菜叶被熬煮的气息,扑在贺兰的脸上。她仔细嗅了几下,用汤勺慢慢搅动米粒,然后对母亲说:“我打算跟秦伟离婚。”
母亲没有听见,因为灶内突然发出一阵噼啪声。母亲俯下肩膀,盯着灶内的火,右手秉着火钳,夹一束细松枝送进去,持钳的手明显地颤抖着,像是故意扭动手腕一样。那是母亲生了最小的儿子后落下的毛病。
贺兰把话重复了一遍,又加上一句:“小洁已经上大学了,我现在没有什么要操心的了。”
“妈妈,跟爸爸离婚!”贺兰耳边突然响起小洁的声音。同样一句话,从八九岁时稚嫩的愤恨,到十八九岁偎在床头耐心的分析,小洁的世界终于超过了妈妈。贺兰感到一阵又湿又紧的气息从胸口直逼到眼眶。
这次,母亲听见了,她说:“小洁是四月间生日,有十九岁了吧。”
贺兰感到一阵内疚,低下了头。她不是对自己,也不是对母亲或小洁,更不是对秦伟感到内疚,但她确确实实对什么东西产生了内疚感。
不过,两个女人都没有惊讶。
汤饭煮好,两人一起坐在门口吃的时候,母亲说:“等下我来找两根结实的绳子,把它的腿绑着,它劲儿大。”
“好。”
“菜地里有小土豆,你回头去挖一点来烧鸡。”
“好。”
“今年的土豆瘦得很,还没有去年一半大。”
“哦。”
“我再来烧壶开水。”
“嗯。”
在正式告诉母亲自己有离婚的念头之后,贺兰感到一点羞怯,仿佛当年承认和秦伟恋爱后的羞怯一般,让她不愿多说话。她迅速把汤饭吃完,放下碗筷,拿起菜篮与小铲就上菜地里去。土豆个个只有半个拇指大,她熟练地将这些小果实剜出来,在地上摔打掉根须上的泥土。然后,又摘了一些豇豆、几根黄瓜和几个番茄。
“我真的能杀鸡吗?”下山前,她看了一眼空空的小屋。
顺着山中小路走下来,她在屋旁一眼小井边洗刚采撷的菜。水是从岩缝渗出的,非常凉,洗久了,手指骨节都有点酸疼。洗毕,她挎着湿漉漉滴着水的篮子回屋,拿出磨刀石坐在门口磨刀。磨完刀,又准备绳子和盆,烧上了一壶开水。这些叮叮当当的声音引了几只鸡到院子里来,其中就有那只公鸡。它胸脯昂得高高的,远远地用绿琥珀般的眼睛瞄着她。它和其他鸡一样,不时俯身啄取小草,但它啄食的姿态,依旧带着一股狠意。
它完全不知道自己马上就要死了,她想。所以,是她而不是它感到心跳得快了起来。
一切准备好以后,母亲捧出一把稻子,撒在门前。几只鸡立刻奔过来啄食。贺兰站在一旁,手持一柄旧捞网,看准了,突然扣在公鸡身上。
其他的鸡有点莫名其妙,犹犹豫豫地往院外跑去。公鸡则立刻扑动着巨大的翅膀,剧烈地挣扎起来,但它很快就被死死按住了。母亲逮住它的两条腿,贺兰捉住它的翅膀,两人各腾出一只手,合力用绳子把它的翅膀与腿捆住,扔在院当中的地上。然后,母亲回身拿出一只粗瓷大碗,放在公鸡旁边。贺兰回身拿起菜刀,走下台阶,按住了鸡的身体。
这是多么残忍的事啊!贺兰看着勾着头、徒劳地乱啄、丧失了大半威严的公鸡,心里陡然觉得不可思议。同时,她的耳边响起那句熟悉的、响亮的话语:
“都是已经工作的大人了,连个鸡也不敢杀,难道以后结了婚、养了小孩,还要次次找别人杀鸡吗?”
但她感到此刻内心是平静的。这些年来,她没有再杀过一次鸡,但她切过无数的鸡肉,她还用刀背敲死过鱼,拧断虾子的身体,蒸熟一只又一只螃蟹,用滚油煎炒还在蠕动的花蛤。这些都是她为人妻母之后做过许多次的事情,它们——和眼下的事也没有什么不同吧!她半跪下去,用膝盖压住鸡的身体,把刀放在一边,先攥住鸡脖子,一撮一撮地拔颈部的羽毛。这一切和以前也没有不同,所有的鸡脖子都是一样的,温暖,柔软,同时强烈地绷着劲儿,这反而有助于杀它的人捋出它的气管与动脉,掐在皮肤底下。
轻轻一划……她想。
这个过程比贺兰设想的要容易一些。脖子被攥住后,这只肌肉发达的动物竟没有再挣扎。它昂着头,像等待一个小手术似的,配合地让她剥出一小块裸露的皮肉。她把锋利的刀刃按在胀鼓鼓的鸡皮上,两下一动,刀刃就消失了一小片。刀刃再次出现的时候,鸡脖子上就出现一个豁口,里头吐出滚热的血液,浸着她的指尖流了下来。她赶紧把鸡头拉到瓷碗上方。
接下来是等待的时刻。贺兰稍稍偏头,躲开上升的血气。公鸡的血很多很多,成股地注入瓷碗内,从这血的浓稠颜色来看,也能看出它的生命力多么顽强。它依旧昂着头,脖子挺得直直的,眼睛瞪着正前方。它宽大的翅膀在她膝盖下铺开,它那翅膀有着浓得发亮的深红、深绿色,衬出她皮肤上暗淡的色素沉积。
这就完了。她想,心里渐渐地松快起来。
不再有血流出来后,贺兰将鸡头放在地上,慢慢抬起了膝盖。大腿跪得有点抽筋,她哼了一声,撑着腿慢慢站起来,走到廊下,返身再看这只鸡。公鸡一动不动地瘫在地上,粗瓷碗里正在灭去最后一圈血沫。母亲站在她身边,两人都没有作声。
但是,公鸡还没有死。贺兰刚要移开目光,它突然拍打起翅膀,踉跄着站了起来。这一下想必努出了全部的力量,系在翅膀上的绳子直接被它挣脱了。它腿上的绳子并未挣断,在即将摔倒的瞬间,它狂放地扑起翅膀,随便选了一个方向飞起来。它先是扑在廊下的水泥柱上,奋起了一大把鸡毛,打个弯,它又扑在指甲花的花盆上,再向上飞了一飞,给院墙头留下一抹血迹,然后朝水沟飞去。院子里到处滚着它身上落下的羽毛,以及鸡血被打翻后浓郁的血气。与此同时,从它喉咙里蹿出最后一串骇人的、漏气的咯咯声。
贺兰紧紧捂住了嘴,忘记了手上还有公鸡的血液。哪怕只在母亲和一只公鸡面前,她也不愿叫出来,因为她知道中年女人的尖叫有多么吓人,但她在心里叫了。她盯着狂奔的公鸡,她在心里喊道:“快死呀!”
随后,公鸡撞上了院角的芭蕉树,直接飞起一两米高,蹿进了树叶里。然后,它扑簌簌地掉下来,滚在一团泥灰里,死去了。
贺兰盯着公鸡不成形状的尸体看着,大脑里一片空白。想到还要再碰这只公鸡,她心里立刻升起极其强烈的厌倦,强烈得简直没有任何办法,只能站在原地不动。这时,从她身边走过她的母亲。母亲一步一步踏下台阶,慢慢走到公鸡跟前,攥住它的一只脚爪,像拎一棵大白菜那样吃力地把它拎了起来,一口气拎上台阶,丢进门前的脸盆里。公鸡太大了,她俯下身把它归置归置,像对待一盆衣服那样,把它周身团好,全部塞进盆内。然后,她提起水壶,往鸡身浇开水。她提壶的手夸张地抖着,水流左右摇摆,但竟然没有浇到盆外,也没有烫到自己。
鸡毛的腥气开始在满院里蒸腾,贺兰在这混浊的气息里回过神来,感到有点儿犯恶心。母亲放下水壶,看见她的脸,吃惊道:“怎么脸上弄这么多鸡血?”
贺兰随便应了一声,取了一只小桶,去院外水井打水。她花了很长时间,仔细地洗去脸上与手上的血迹。然后,提着满桶水回来,冲洗地上的鸡血。冲完了,又去打了一桶。就这样反复数次,直到鸡血或者冲进阴沟,或者已经渗进了泥地。
至此,才真正天光大亮。七点,是贺兰在山外刚刚起床的时刻。
接下来的午餐与晚餐,母女两人都吃到了新鲜的土豆烧鸡。母亲的牙不好,只能吃一些柔软的鸡肉,像鸡翅、鸡腿这些美味的部分,都进了贺兰的碗里。她们放开了使劲吃,因为家里没有冰箱,这只鸡又特别大,在菜盆里高高地堆了起来。
翌日清晨,贺兰坐上第一班出山的客车回去了。出门的时候,母亲把她送到下山小路的路口。这是她多年的习惯,无论是谁,从来不送人到山脚的。小路曲曲折折,在某一个转弯处,贺兰转头回望,清晰地看见母亲还站在山崖边看着她。母亲矮矮的个子,纯白的头发,腰前系着旧蓝布围裙,发胖的肚子将围裙向前顶着。
“妈,回去吧!”贺兰喊了一声。
母亲没有回应,也许没有听清楚,站在原处没有动。贺兰加快脚步,匆匆向前走。她害怕这样的回望,从山脚到山腰,隔着五六十米的空气,隔着一如既往的草木与泥土,像是隔了整整一个世代、一段永远也跨不过的空间。这简直令人心如刀绞。
“今年到过年以前,都不要再回来了。”进入小镇的时候,她自言自语,“以后,也还是要少来,因为我的生活不在这里。我唯一的生活在那里,我不喜欢它,可别的地方并没有我的生活。”
如果这个决心能够实现,当班车驶上邻山时,她将是今年最后一次看到自己出生的地方。她对这山路上每一米的景观都熟稔于心,到了那合适的角度,便从窗户远远地俯视山腰上的小院子。从这个较高的角度看去,屋宇小得像积木。门前没有母亲,菜园里也没有。不过,她看见了一些新的东西:在院子的前方,与对面的山腰之间,挂着一片洁白的帐幔。现在不是很早了,太阳已经出来,帐幔在慢悠悠地上浮,呈菱形,像是有一只隐形的大手,在山巅向上挑着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