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色微明，贺兰被公鸡的叫声惊醒。她躺在床上，睡意如山中的雾，一点点散去。窗外飘着朦胧的清光，鸟声渐起，虫声渐息。公鸡的叫声在几米外的院角，“咯咯咯，咯咯咯……”像从嗓子里喷出一串异物。是少年鸡的啼声，不清亮，也不熟练。
“今天一定要杀了它。”贺兰想，在床上翻了个身，“明天必须要走了。”
十天前，贺兰回来，在院门外一群散步的鸡中一眼就看见了它。才五个月大的小公鸡，已长得脚大腿高，丰胸长尾，羽毛浓密又新鲜，目光镇定又凶狠。见贺兰风尘仆仆地站在门口，它立刻乜斜着眼，趋到她身边，做出要啄她的样子。见贺兰坦然自若地走进院内，并没有畏畏缩缩，它才振一振翅，领着一群鸡走开。
母亲捧着一杯茶，站在门口等她。现在是七月初，但已是贺兰今年第四次回娘家了。她把所有调休假都用在山里，以便再次和母亲相见，两人唯一的客气，是偷偷在对方脸上寻找自己做不出来的客气感。贺兰走上台阶，把行李放在墙角，直起身问：“妈，上次你在电话里讲牙疼，这几天还疼不疼？”
“疼过一次。前天早上三点钟，给牙疼疼醒了，我就想着起来算了，但是月亮还没下来，我就坐在门口，捧着脸，看着月亮。坐到四点，牙不很疼了，又打起瞌睡来了。回去躺在床上眯了一会儿，到五点，公鸡叫了，天也亮了，又起来了。”母亲倚门而立，边想边说，说到最后，呵呵地笑出了声。她是个很矮小的老太太，头发纯白，在后脑勺扎一个小髻。贺兰比母亲高一些，然而身形相似。她的头发也白得早，但她剪短并经常染发，不太能看得出来。
重逢后，最初的聊天总是从身边的事物中寻找话题，这次就聚焦在那只公鸡身上。此刻，它就在院内，敛紧翅膀，高高立在墙角一块方石上。一轮顶冠鲜红，两片垂冠更为丰满，贴着下颌有近两寸长，是稍暗的红色。雄性的特征，贺兰想。随即，她心中冒出一小股烦恼，并一疼。
“这个公鸡个子不小，我看还没有长到最大。”她说。
“是的，你看它腿多长。”母亲说。
“它会不会啄别的鸡？”
“会，而且它叫声大，要是早上吵了你，我们就把它杀掉吃了，我也没有别的好东西给你吃。”
“行。”贺兰说。
“我会杀。”过了几秒，她又说。
贺兰在母亲这里住了十天，一直没有杀它。其实，她每天都会考虑一下要不要杀鸡，到后来，越来越频繁地想着这件事。但为一种更频繁的犹豫延宕着，她让它多活了一天又一天。
清晨四点五十到五点钟之间，公鸡会在院角的鸡笼里鸣叫。只一声，她便醒了。第一声并不是鸡啼，听上去那只公鸡像是被什么噎住了喉咙，勾着头哐哐地咳嗽，咳了许久，越咳声音越高，终于咳出正式的一声，然后才不断啼下去。啼声虽然粗噶，终因年轻而有力，像一根粗糙的木棍，不断入侵耳膜，直捣心脏，令人不适。
然后，她会听见母亲打开堂屋门的声音，听见她一脚一脚走下台阶，走到鸡笼前，抽开笼门，嘴里发出古老的唤鸡声，把它们引出鸡笼，赶到院外。公鸡便和其他鸡一起，一面小跑，一面喷着咯咯声远去。
贺兰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朦胧地辨认着那只公鸡的脚步。她有一种感觉，公鸡每叫一声，天就亮一点。待这啼声完全听不见时，天就完全亮了，她也再不能睡着了。但她不急于起来，五点到六点这一个钟头，她总是躺在床上，沉思默想。
默想的结果总是一样的。她在天色朦胧时下定了决心，但当日光正式翻过山头时，她发现生活一如既往地千头万绪、不可解释、滴水不漏。
自从山上山下的亲戚或者死去、或者搬到县城，山中的白天便比夜晚安静。晚上，虫声如雷，一座座相连的小山像一只只小鼓，似乎有许多野人在穿山越岭地狂奔。白天，则只有她和母亲简单交谈的声音。从晨至昏，贺兰不停地侍弄菜园、整理房间、洗衣服、晒衣服、打扫院落、拣松毛枝。她希望能为年过八十的老母亲多做一点事，不过母亲的生活中事并不多。贺兰的父亲很早就去世了，母亲不愿意跟着儿子去县城，一个人住已经数年。
每天的早饭是母亲做，贺兰帮忙做午饭与晚饭。这十天里，两人做了许多旧年爱吃的面食。如黄瓜汤泡薄饼、葫芦丝煎饺，还有锅贴馒头、红糖枸杞馒头、咸菜肉丝馒头。她们没有吃什么肉，偶尔去山下小镇买一斤肉回来小炒，就觉得足够了。两人都没有再提杀鸡的事。
每次揉好面饼，准备下锅前，母亲会去院里摘一张芭蕉叶。这是她多年的习惯，用芭蕉叶垫在笼屉上代替蒸布，能令馒头有更新鲜的香味。芭蕉是贺兰父亲在世时种的，种在厨房与院墙相连的角落，如今长得非常高，宽绰的树叶掩去半边墙壁。满头白发的母亲在芭蕉树下踮起脚，费力地选着芭蕉叶。这个情景总会让贺兰觉得心里发酸。
好在，母亲真的是不高，她慢慢摘下叶子再走回屋里的这段时间，已经足够贺兰恢复平静了。
母亲没有表示过对贺兰频繁回来的任何意见。她年纪很大了，虽然还能独立生活，衰老终究表现得很明显，例如，老人特有的规律性：她永远在烧饭时提到大儿子，因为当年是大儿子砌的新灶台；在打开衣橱时总会提到贺兰的父亲，因为这是他们结婚时唯一的新家具；每日午前，她去小解的次数会增加；如果有两天不吃清热片，就会牙疼。生活中的新事物对她来说就像一阵风拂过门口那块老磨盘，磨盘上的小草会随风摇动，但磨盘本身的印痕不会有任何改变。
贺兰觉得母亲是一个幸运的老人，通过混沌保持着内心的清明。例如，父亲去世后，母亲非常思念他，经常哭泣，哪怕到第十个年头，去山上给他烧纸的时候，她还会一边哼着，一边掉眼泪。
“妈，你不要老想着爸爸的好，你就多想想他的不好，就没那么想他了。想想他以前还打你呢！”贺兰和其他兄弟姊妹不止一次这样对她说。
“他打我是因为我确实做错了事情啊！”
母亲说的“做错了事”指的是她的智商跟不上父亲的时刻：打碎了一样可以不打碎的东西；在屋里抖筛子，把灰尘扬在了家具上；父亲做事非常利落，母亲要温吞许多；父亲在山里属于读书人，母亲一个字也不认识。无论从哪个方面说，他们两人都是不匹配的。贺兰在这种时刻总会感到格外难过。
贺兰的父亲死于急性脑出血，在他六十岁那年的春末夏初。按当地的规矩，刚去世的老人，棺材不会立即下葬，家人要盖一间小小的青瓦白墙小屋，将棺材放在里面供奉，若干年后再正式安葬。这间小屋离家很近，就在半山的菜地旁边。五年后，棺木被移出，送去真正的坟地，在后山的深处。下葬那天，来的亲友很多，贺兰和大家一起围着深深的墓坑哭泣。落葬前，棺盖最后一次被打开，让亲友看他如今的面目。贺兰转过身去，不愿意看。然后，有人喊：“盖上吧。”她慌了，难以自禁地转动了一下目光，重重人影下，她恍惚看到了父亲的头发。那头发之灰白，像一束躺在地上燃尽了的麦草，只余一束曲曲折折的白灰，风一吹，就要碎了。
因为这个惊心的细节，贺兰更愿意回想父亲在小屋里的时候。那时，父亲静静地躺在家人的蔬菜旁边，就像和他们还生活在一起。她也正专心地接受着父亲去世的事实，没有想别的，痛苦是完整的，也没有感到孤独。
贺兰是六个兄弟姐妹中的老三，她和父亲真正细腻的交流其实不多。她对他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他要求她杀鸡。那发生在父亲五十八岁的时候，她二十二岁，刚参加工作，和秦伟开始恋爱半年。腊月二十八，她回到山里，和家人一起准备过年的饭食。那只鸡，父亲可以杀、哥哥可以杀、弟弟也可以杀，但是父亲点名要她来杀。
“都是已经工作的大人了，连个鸡也不敢杀，难道以后结了婚、养了小孩，还要次次找别人杀鸡吗？”
贺兰从小就尊重父亲，但这种传统的尊重有时就是畏惧。她没有抗议，模仿别人杀鸡的样子，捋掉一片鸡脖子上的毛，拿起菜刀就一顿一挫地割起来。父亲在旁边喊：“捏它的喉管！不要用蛮力！把气管和血管捋出来，轻轻一划就行了……”她好像完全没有听见。她那不干脆的刀法让鸡遭受了很大的痛苦，她能感到这个生命在把全部力量集中在刀锋处，和她的力量抗衡。她全身的肌肉和鸡一样绷得紧紧的，她差一点就要扔掉刀子，跑到一边——即使被父亲骂也没有关系！但是紧接着，她感到这只鸡妥协了，一切都结束了。
那种电光火石的“差一点”，她后来又体验过两次，一大一小。小的那次是初夜，她在紧张和锐痛中，两条腿都抽起了筋，但是秦伟不肯放弃，就在她快要流出眼泪时，秦伟完成了。大的是生小洁，小洁的颅骨硬，好久也生不出来，她认定自己要死了，但最终还是扛到了那一瞬间，让小洁号哭着离开了她的身体。
父亲去世后的二十年里，老房子断断续续翻修过几遍，样貌比当年有了大改动，菜地的位置倒始终没变，依旧在屋旁的半山腰。小屋在父亲正式下葬之后就废弃了，但也没有人提出把它拆掉，任由它慢慢淹没在草木中。每天早晨，贺兰去摘菜，都能看到它。简单的墓碑还在，周围覆满了尘土和枯叶。屋顶塌了一半，露出长方形的水泥洞，洞里长起草来，伸出细长的叶子。有时侍弄菜地弄到一半，她会拂开碑前的灰，坐在那里歇一会儿。这一片没有大树遮挡，能看见对面山上的公路。那是班车驶抵山下小镇前的最后一段路，看上去像一条细细的灰线，从山那边绕过来，缠过山腰，顺着下山的方向消失于竹林中。大约每隔一两分钟，会有一辆车驶过，传来一阵微弱的马达声。
贺兰觉得，每次回山的过程，仿佛就是回溯自己这半生。从省城到小城，到县城，到山区，再到真正的深山之内，沿途的风景由繁杂变为简单，直至幽静闭塞，她感到自己正渐渐恢复成当年那个年轻的自己。但是，她不可能变成她，只会短暂地成为她的影子。而在回忆中，过去的她又是现在的她的影子。因这种种的错综，中年的她在娘家，比做姑娘时还要沉默。
现在，她知道了，生活比父亲要严厉得多。生活如今催促她和秦伟分手，父亲并没有这样做过，尽管他一直不同意她和秦伟的婚事。在摆结婚酒席的那一天，她很怕父亲会说出什么来，然而他只是喝得大醉，被人抬到了床上。
贺兰出嫁是在二十三岁那年冬天。翌年五月，父亲在外地做生意时去世。他的后事匆促、拥挤、嘈杂，她虽然哭了许多次，却始终没有找到像样的机会表达哀思。两个月后，在和眼下差不多的一个夏日里，她才第一次好好面对死后的父亲。
那天，秦伟跟她一起回娘家，帮她整理了祭拜物品，帮她拎到菜地边上。她将一碗碗饭食摆在墓碑前，在湿漉漉的草叶上点起了黄纸，悄悄地哭泣着。秦伟跪在旁边，一直不作声，最后，就着地上的余火点起一根烟，仔细地放在墓碑前。
“老丈人一直不让我敬烟，今天好歹敬到了。”他说。
随后，他给自己也点起一根，深深地吸了一口，把烟吐了出来。
“老丈人脾气太急躁，是急躁害了他啊。做人最要紧的是不能急，老年人更是，血压禁不起。”他说道。
她非常伤心，但她觉得丈夫说的是对的。丈夫——这是一个意味着多少新事物的词啊！至少，当她身边有了这个词以后，父亲多年来给她的那种压抑感终于消失了。她不拒绝承认，她和秦伟结婚，一个不能忽略的原因就是想逃离这种压抑感。她设想过很多方式，但没有哪一种比建立一个自己的家庭更彻底、更直接，因为她是一个女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