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为撰写此书进行调查时，我采访了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家长，以及来自美国许多地方的家长，最常听说的是一些家长在观看孩子的体育赛事中表现得像个白痴。例如有位父亲带上秒表观看儿子比赛，为的是精确记录儿子的上场时间，以便与其他球员相比较，如果觉得孩子受到轻视，就以此数据纠缠教练；还有儿子互为对手的两位母亲在看台上抡起提包大打出手；在曲棍球赛场边上，家长朝对方球员吐口水。国家青年运动联盟（naTiOnalAlliancefOrYOuThSPOrTs）的一份报告中就提到这些“暖人心房”的事件：犹他州一场青年棒球赛结束后，两名妇女将一位母亲殴打至昏迷；威斯康星州的一位青年棒球教练因为将裁判摔倒在地而被捕；在洛杉矶一场14岁以下青少年参加的足球联赛结束后，30多名成人打斗起来。
超过4000万的美国儿童在家庭和学校以外的场所参与有组织的体育活动，而在这些活动中成人与儿童的接触交流最多。如今人们广泛宣传儿童参加体育运动有助于防止吸毒、犯罪行为、拉帮结派，并培养诸如勇气、公平、责任心等诸多优点。
现在只要提及儿童体育运动就势必会提到道德培养。
毫无疑问，儿童参加体育活动对道德方面的有益影响不仅限于培养美德或是防止孩子受到有害的影响。运动可以帮助孩子应对羞愧愤怒等情绪，培养道德思考能力。体育运动中的一些决定与生活的其他方面存在无数相似之处，比如说，是要突出自己还是帮助队友，以及何为公平竞争等。运动可以帮助孩子学习如何为集体贡献自己特有的才能，而且，正如政治学者迈克尔·吉莱斯皮（MichaelGillesPie）所说，能够为孩子提供“真正的公平体验”。与其他社会环境不同的是，体育是真正的英才教育。孩子在公平的赛场竞争——输赢与社会关系社会地位无关，而只涉及技能、智慧及毅力。吉莱斯皮指出，临时组织的体育比赛还有助于孩子培养民主的“政治”技巧，因为他们必须在一个临时集体中进行利益协调。
不容忽视的是，现在对于一些孩子而言，体育运动是他们与父亲接触，或是得到男性导师认真专一关注的仅有机会。由于学校往往实行分轨制教育（在学校里孩子通常处于不同班级不同级别），有时体育亦是孩子有机会发展友谊，理解不同出身、不同种族、不同班级孩子的唯一场合。正是在美国无数的足球、棒球与篮球场上，白人儿童第一次开始理解其他种族儿童的思维方式与情感，反之亦然。
但还有一点同样不容置疑：上述机会常常没有得到利用；儿童体育有可能成为一种浑噩自得的道德把戏，一个充斥各种虚夸不实之词的场合，以掩饰对儿童道德成长的彻底破坏。体育能够满足暴徒心态（mObmenTaliTy），引发儿童自以为是的心理，夸大他们自我中心的意识，强化他们树立假想敌的倾向。我历经教练、家长以及参赛队员等角色，我看到孩子们从体育比赛中汲取的唯一教训为：裁判是白痴，而对方所有球员都是低级的生命形式。我们颂扬体育种种好处的同时，必须强调体育本身并不能塑造孩子的性格。
体育对孩子道德成长的影响取决于许多因素，但其中两点尤为重要。首先，不同社区的成人利用体育运动来推动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念和发展目标。例如，一些社区的家长及教练重视勇气与坚韧的精神，而其他社区的家长可能更注重社交技巧与自尊。而这些不同的价值观念将给孩子带来不同的道德利益与风险。
其次，体育运动带来的道德利益和成本取决于家长与教练之间的关系，以及家长与孩子之间的关系。相当多的家长与教练行事轻率，这当然不是无关紧要的担忧。但如果以为这种现象只发生在这相对一小部分成人身上也是错误的。正如涉及学业成绩的情况一样，问题不只是“他们”这群不够成熟的家长，问题也不仅限于狂热的教练。尽管意图良好，但坦白说，许多家长与教练在观看孩子的比赛时表现并非最佳。许多人将自己一些悬而未决、微妙的冲突与希望带到赛场上，导致我们无法从孩子的利益出发看待问题，无法为孩子树立表达对他人基本尊重与责任感的榜样。
与体育相关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在不同社区存在着何种区别？将给孩子带来什么后果？为什么如此多的成人在赛场上会发生行为退化？身为父母与教练，我们怎样才能更有效地发挥指导作用，更积极地相互配合？最后，我们怎样才能将能为成人与孩子的道德学习提供重要机会的创新型体育活动的智慧传播到全国所有社区？
体育运动在美国社区中的意义
杰夫和我靠在栅栏上，享受着春末的乐事之一——在晴朗的傍晚观看孩子们打棒球，夕阳的余晖正缓缓地在草地上褪去。杰夫原先是一名电脑销售人员，目前已经失业了好几个月。他有一个8岁的儿子山姆。这是山姆头一回参加少年棒球联赛（LiTTleLeague）。我与杰夫不很熟，但他看起来友善开朗。
可以确定的是，山姆参加少年棒球联赛对于杰夫非常重要。杰夫曾向我强调对他来说山姆“开心”是最重要的，但他自己却非常紧张。他和山姆最先进入场地，而且因为杰夫总是寻找机会与教练交谈，他们也总是最后离开。比赛期间，杰夫总在击球区后走来走去。当轮到山姆击球时，杰夫有时会不停地发出指示：“抬高肘部！”“看球！”有时山姆显然感到恼火。有一回比赛时，杰夫还冲山姆大喊让他系紧鞋带。
在大多数比赛中山姆显得乖戾，常常对其他孩子粗暴无礼。击球时，他似乎非常紧张。他的挥杆显得犹豫拘谨，要不就是对球猛击。他的动作协调，却不够优美自然，紧张使他无法有效地击球。看他击球时，我的心往下沉，我预感结果不会好到哪儿去。
这一天，裁判再次宣布了他的最终命运——三击未中！而后山姆被判回到了替补席上。杰夫跟在他身后说：“别在意，伙计。没什么大不了。下回你会来一个安打的。”
教练多德森执教少年棒球联赛已超过25年。他聪明严肃、工作认真，对球员寄予厚望，但称赞别人时非常勉强，好似要托起卡车般费劲。今天季后赛失利之后，他召集整支球队。投手艾萨克打满整场比赛，撑住了好几个激烈的回合，显然已经精疲力尽。
多德森教练表扬了全队的努力，但随后将目光转向艾萨克。他说艾萨克在紧急情况下挺身而出，坚持到底。他没有一次被吓倒，没有一次泄气，即便已经接近失败。“这就是比赛精神。”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他走到艾萨克身旁，将比赛用球递给他。他慢慢倾过身子，双手托住艾萨克的头，轻轻地吻了他的额头。艾萨克的眼中溢出了泪水。
著名的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兹（CliffOrdGeerTz）将体育称作是表达社会最隐秘价值观念的一种“深奥的活动”。例如，对古希腊人而言，体育主要涉及的是个人荣誉与胜利，是成人重现神灵斗争的一个场合。在英国历史上，体育主要意味着忠于团队、严守规则以及荣誉。
在今天的美国，体育反映的并非一套，而是大致两套的核心价值观。在许多社区，包括多德森教练生活的社区，体育注重的是毅力、卓越、勇气、坚韧和牺牲。人们高度重视的不是保护孩子免受逆境的挫折，而是帮助他们战胜逆境。一位住在宾夕法尼亚州乡村的朋友告诉我，在他们的社区中，男性气概和毅力与狩猎所需的勇气和坚韧密不可分。他不喜欢打猎，但可以通过踢足球挽回面子，这是一种勉强可以接受的替代行为。通常在这些社区，人们不仅认为体育可以培养勇气和毅力，还用来测试孩子是否拥有这些品质。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于孩子来说，体育是对生活的一种试演。作家兼记者海伍德·海尔·布龙（HeywOOdHaleBrOun）说：“体育并不会塑造性格，而是揭示性格。”我曾一再听到教练（包括多德森教练）根据孩子在体育运动中的表现评价他们是否能够保持镇静、是否具有勇气或韧性。在许多这样的社区——但当然不是全部，胜利也是非常重要的；中学运动员往往都被视作英雄，他们不仅吸引了学生，也吸引了成人的极大关注。有时参加非正式联赛的运动员年仅8岁，这吸引了无数成人的目光。
在其他社区，包括杰夫生活的社区，成人往往认为体育运动可以通过培养自尊、同理心与社会理解来塑造性格。人们极为重视的不是如何应对逆境或是获取胜利，而是培养合作精神。在波士顿的一个郊区，孩子们将拔河比赛称作“和平的较量”，而非“战争的较量”。父母常常有意询问他们“玩得开心吗？”而不是“你赢了吗？”我常常听到家长议论某些父母，讽刺他们是竞争怪物，以示竞争对自己来说几乎毫无意义。有时候幼儿比赛并不记分，在赛季结束时往往每个孩子都能获得奖杯。
虽然我将这些社区归于不同类别，但它们之间的界线往往并不清晰。追求友谊和乐趣的社区通常是处于郊区的富裕开明的社区，而重视顽强精神的社区通常居住的是劳动阶层及穷人。不过如今珍视自尊在不同类型的社区中都很普遍，培养顽强的精神也为各个阶层所共同关注。在许多类型的社区中，有天赋的年轻运动员总能吸引成人的注意。此外，在许多社区可以看到这些价值观念的新的结合体，而且价值观念也可能产生公开冲突。例如，我生活的城镇中各种收入层次的居民都有，我记得在观看一场比赛时看到一对夫妇称赞少年棒球联赛的一名投手，因为他向被自己无意中击到的击球员表示歉意；而其他家长认为这违反了惯例，而且是对懦弱无能的公然鼓励。赛后一位家长对我说：“他们下一步想怎么办？难道要建议每一回击球员被击中时孩子们都要围成一圈点蜡烛祈福吗？”我听说在类似事件中有位家长说：“这些家长希望孩子们做些什么？手拉手唱儿歌《孔巴亚》（KumarBaYah）吗？”我居住的那个社区中，有些父母提议使用软一些的球以防止孩子受伤，这亦遭到另一些父母同样的蔑视。
然而，大多数儿童接触到的只是其中一种思维方式，他们的道德成长亦受到了不同影响。社区重视毅力与勇气，则孩子的道德成长显然受益。正如我在上文中提到的，这个时代许多父母过于注重保护孩子使他们免遭逆境，如果成人能像多德森教练一样对孩子严格要求，不是时时留意他们的瞬间感受或不断称赞，而是珍视他们的努力、相信他们有能力战胜困难，那么孩子就能够在道德上受益并茁壮成长。在道德方面，这有助于孩子为一个共同目标做出牺牲或忍受痛苦。我的几个儿子都是在这种情况下茁壮成长的，而且我认为孩子和这样的成人相处会觉得更轻松，因为他们不像我一样时时在意他们的感受。（他们也曾遇到过不公正或愚钝的教练，但他们也学会了应对这类成人的重要能力。）此外，我当然也接触过一些成人，他们相信中学体育运动培养了孩子的顽强与勇气，增强了他们的信心，并减少他们在今后成人生活中其他方面的恐惧。
但相信体育能够培养这些品质是一回事，认为它可以测试孩子是否具备这些品质则是另一回事，就像作家布龙认为体育运动可以“揭示性格”一样——而且这种想法相当危险。因为从重要方面上看，体育并非是生活的缩影，而且研究表明，体育运动中的表现并不能预测生活中的表现。只要曾与孩子相处就能发现，许多孩子在体育运动中表现勇敢，而在生活的其他方面却显得胆怯；而许多在比赛关键时刻显得胆怯或很难坚持下去的孩子却能够在其他领域表现勇敢或顽强。同样，有许多孩子不愿意在体育运动中做出牺牲，却能够为其他目标做出牺牲。如果父母或教练认为体育运动可以测试这些品质或者是生活的试演，他们就可能错误地认定孩子性格软弱——而孩子也会为自己感到羞耻。在顽强精神显然得到推崇并得到关键成人认可的情况下，例如教练郑重地亲吻一名投手的前额以鼓励其坚韧精神，孩子们就会认为如果自己不够顽强，他们就不配得到欣赏、不配得到这样的爱，这会产生各种明显的不利后果。
另外，称赞学生运动员或者未能打消他们认为自己优于同龄人的看法显然也是很危险的——尤其是因为这些受人推崇的年轻人往往是同龄人或无数年幼孩子的榜样，并为他们树立道德准则。这种关注不仅可能滋生傲慢情绪、将完全错误的信息传递给其他学生，还可能削弱成人的指导作用。在调查中，一位田纳西州的学生写道：“我是个了不起的人，还有许多孩子和我一样，可我们并没有像运动员那样受人认可。他们只不过有幸拥有比赛所需的技巧。一场比赛而已。”
另一方面，在社区中父母如果淡化输赢、强调合作及共情，孩子往往对体育的重要性就有更多的思考，而不会只将其视为生活的缩影。当竞争与输赢被人们淡化，并不强壮的那些孩子也就更可能获得乐趣以及完整的体验，并通过体育运动习得社交能力。
然而这些社区中的孩子也面临着其他各种风险——尤其是，他们可能认为父母的表现很虚伪。我们一方面向孩子表示体育主要是带来友谊和乐趣的途径，假装不在乎比赛时他们是否能够发挥出较高水平，而另一方面又像杰夫一样，在赛场边上走来走去对孩子发出指令、与教练交谈时神情焦急，或者逼迫孩子训练；孩子们不可能不注意到我们所宣称的信念及行为之间的错位。有时正如父母在学业成绩方面所传递的信息一样，孩子并没有从那些复杂信息中感知参与的重要性。他们感到焦虑、羞耻，却不知道原因何在，而且还会因为这种羞耻感而感到羞愧。
家长厌恶竞争也可能带来不利影响。当然我理解这种厌恶——竞争会使一些孩子及成人感到焦虑，我们许多人也不会忘记在儿时某场情绪激动竞争激烈的体育比赛中，当我们未能实现自己或他人期望时，我们也曾感到过羞耻。
然而，体育在道德方面带来的最大好处并非是来自竞争的缺乏，恰恰相反，正是源于竞争的存在。当成人不断设法消除竞争时，他们也使孩子失去了应对他人与自己强烈情感的重要机会，失去如何应对失望、羞愧与愤怒的机会。在健康的竞技性体育中，孩子将完全善意的陌生人或朋友视为敌人，而赛后又闪电般地恢复了他们同伴的身份。而正是在这样一种在身份不明的敌人与同伴的角色转换中，孩子学会了减少自己的敌对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孩子或许甚至会认识到敌意本身的荒谬，毕竟它是源自一场比赛而已。很难想象还会存在一种比这更强大的制止侵犯他人的力量，即认识到我们的敌对情绪只是一种源于比赛的虚构想象，与具体的个人毫无关系——我们是在非理性地虚构敌人。与此同时，孩子也能学会对他人的敌对行为做出适当反应——既不会退缩，也不会让自己的敌对行为失去控制。
此外，竞争还为孩子提供了培养赞赏他人的深层次能力的机会。竞争激励孩子去欣赏对手的技巧，即便是他们看似不共戴天的敌人；激励他们发现较弱队员所具备的优点，即便他们危及球队跻身季后赛的机会；激励他们至少赛后能够从裁判的角度看问题，即便他在关键时刻曾做出错误的判定。正是这种道德要求逐渐帮助孩子培养其超越自身强烈情绪、宽容他人缺点、将他人与自己的观点和需求等同起来等诸方面的能力。
那么，增加体育运动带来的益处并尽量减少其威胁，在不同社区具有不同意义。对于追求社交技能与自尊的社区，要实现这个目标，重要的是成人要鼓励竞争，对孩子提出高标准，并要求孩子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为球队做出牺牲。而在重视勇气与顽强精神的社区，成人应当将运动视为一个相对不太重要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孩子可以测试自己的素质；成人还应当坚持让孩子顾及其他孩子的感受，并设法让天生在此方面缺乏勇气或韧性的队员也能从中获得乐趣。
同样重要的是，作为父母，我们可以密切关注何种运动在何种强度上能够让孩子受益。社区体育项目与学校比赛之间往往在竞争激烈程度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即便社区或学校之内的比赛也是如此。我们的目标不应该是让每个孩子都体验到同样的温和竞争。显然，有些孩子能够得益于竞争激烈、鼓励顽强精神的比赛，而其他孩子显然得益于那些旨在传授社会理解（sO_cialundersTanding）的比赛，而这些益处在孩子的不同发展阶段可能发生改变。如果我们能够认真倾听孩子的心声，理解他们在运动中的体验，我们就可以更为有效地指导这些决策。
赛场上的自我节制
我坐在一所中学的自助餐馆里，与其他30多名家长一起倾听一位体育顾问讲述过于热衷体育的父母给孩子带来的危险。一位家长举手主动承认：“我记得儿子最后一次参加青年足球锦标赛的情形。比赛结束后，我站在球场上，心想：‘以后我的生活该怎么办？’”观众中响起会意的笑声。
无论社区价值观念如何，如果家长或教练在情感上对儿童体育运动期望过高，如依赖其解决自己的冲突、将其作为生活意义的主要来源，或是改善情绪的方式，那么这将隐藏巨大风险。这并不是说在我们对孩子的比赛充满激情时，我们就应该感到不安或自责。看到自己的孩子在一个公共舞台上表现出色确实令人激动；而当孩子失败时感到痛心也情有可原。我们中的许多人对孩子的体育运动非常关注，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我们常常大清早醒来催促孩子进行训练，或者定期驱车跨越整个州送他们去参加比赛。
但体育也会在我们心中激起各种各样的感受，如沮丧、愤怒、焦虑、失望、羞愧等，这些情绪都要小心应对。而有些家长跨越了一条重要界线——上文提到的那些家长至少隐约感觉到了这条界线。这些父母情感上快乐与否，在根本上取决于孩子的体育成绩。“如果我不打曲棍球了，”一位16岁的少年坦率地告诉我，“我父亲会伤心的。”研究表明，出于取悦家长的原因，有些孩子即便已经不再喜欢某项运动，但还是会继续留在运动场上，这种情况并不少见。《胜利之光》（Fridaynight Lights，已被改编成电视剧与电影）一书描述的是德克萨斯州一个热衷于中学橄榄球运动的小镇，运动员支撑的不仅是家长们的生活——许多社区成员的快乐也随着球队的表现而起起落落。“如果没有中学橄榄球队，生活真的也没什么意义。”一位当地的地产商随口说道。
此外，正如家长大肆宣扬学业成绩会妨碍孩子一样，家长大肆宣扬运动成绩也可能使孩子的自我意识变得脆弱并受到削弱，这可能妨碍他们培养出关爱他人的能力以及其他一些健康关系的建立——他们或许会把恐惧悲伤等可能被视为妨碍赛场发挥的情绪隐藏起来，而且无法确定除了运动成绩之外的自身价值。这些孩子在觉得自己表现不尽如人意时极易感到羞愧，他们更可能将其他孩子视为竞争对手或是威胁，并且能够感觉到肩负使父母快乐的责任，从而削弱父母的指导作用。作为父母与教练，我们要如何处理自己的情绪，以免对孩子的道德与情感幸福产生负面影响呢？
如果家长和教练能够先反思一下为什么我们对这些体育活动如此投入，为什么如此轻易被激怒，那将大有裨益。许多人之所以过分热衷于体育运动，与追求学业成绩是出于相同的原因：他们希望孩子能够弥补自己的缺点，认为孩子的表现标志着自己为人父母的成败，他们关注地位，与其他家长进行竞争，他们认为表现出色是获得爱的唯一途径——这是童年时代已铭刻在心却大多并未意识到的一种观点。还有的家长热衷体育活动是因为他们知道体育成绩可以让孩子在申请大学时获得优势，而一些家长觉得体育重要仅仅是因为别的家长持有此观点——家长是会相互较劲的。
但也有一些特殊原因使得体育对于我们成人特别具有吸引力，甚至可能成为我们生活的中心。对于一些生活平淡单调的成人来说，儿童体育运动较之大学或职业体育运动来说吸引力要大得多，它情节丰富、人们从不同视角对其进行叙述，因为他们的孩子是其中一个重要角色。对于其他成人来说，运动中胜负的节奏，即失望与成功的循环，比起自己生活中的冲突与无常的节奏显得更为简单且更能带来满足感。例如，长期对就业怀有忧虑的成人，就会寄希望于不确定但更可预见的中学橄榄球赛的胜负上，他们可以利用这些体育赛事调节情绪——这正是《胜利之光》一书不言而喻的主题。
我们中还有一些人对孩子的体育运动非常投入，因为我们将其看做是与孩子建立深层联系的一种方式，以及对孩子在本质上是否与我们相似或相反的一种测试。正如汤姆·佩罗塔（TOm PerrOTTa）备受好评的短篇小说《快乐昌脸上的微笑》（The SmileonHappyChang'sFace）中的主人公所说：“像大多数男人一样，我真希望儿子能唤起自己童年的回忆，希望他是一个为体育而活着的男孩，收集棒球卡、卧室墙上挂着比赛获胜的锦旗。”在此方面儿子与自己的巨大反差使他非常伤心，这也是他殴打儿子的部分原因，而这一暴力行为使得这个家庭失去了这位父亲。
最后，儿童体育可能揭开我们童年的陈旧创伤，将我们拉回到旧时的挣扎中去——包括同胆怯与自主的抗争，与同伴及兄弟姐妹的竞争，与权威人物相处的困难，以及受到不公对待或虐待时的痛苦经历。有的父母在认为自己的孩子受到不公正对待时感到很愤怒——那种愤怒程度与事件本身似乎远不相称。正如一位有自知的父亲说：“我的孩子没有得到足够多的上场时间，我发现自己对他的教练大发雷霆。我无法控制。我有理由生气，但不必气成那样。我不知道为何如此怒火中烧。”
作为父母，我们对这些基本心理动态有所了解是很有帮助的。但即使我们并未以这些方式进行反思，许多人也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自己的过度投入——那也是为什么观众在听到那位父亲的坦白时发出了会意的笑声。在孩子的体育赛事中，有时我们流露出过分投入的迹象，有时我们发现自己受到一种无法摆脱、令人不安的情绪的侵扰，例如那位父亲意识到自己对于孩子的上场时间不足显得过于愤怒。我发觉，孩子的击球在游击手位置滑落或被接住可能一连几天影响我的情绪，我还曾对一个完全无辜的8岁孩子大为光火，因为他连续使我儿子及其他队员三击不中而出局。在佩罗塔的短篇小说中，叙述者是青年棒球赛的裁判，他希望某个球队“羞辱”并无情地“嘲讽”另一支球队，因为那支球队的教练是他的邻居，一个势不两立的对手：“这是你无法躲避的情感，你宁愿砍掉自己的手也不愿向他人坦承。”我们也可能看到自己陷入性别歧视和种族主义的成见之中，或者中伤另一支球队，因为他们来自这个或那个社区，例如，富裕社区的球队很容易被认为是蛮横无礼的，而贫穷社区的球队则可能被贴上犯罪率高的标签。体育顾问格雷格·戴尔（GregDale）指导家长警惕过分热衷体育赛事的其他典型征兆：提到“我们”赢得或输掉了比赛，晚餐上讨论的总是孩子的比赛，并围绕赛事安排家庭的假期。
当然，身为父母，我们也可以从他人的角度得到对自己紧张程度与行为的重要反馈。戴尔建议，家长可以询问其配偶或子女自己的行为是否使他们感到尴尬。他认为有个问题是立见分晓的检验办法：“你是否不太愿意和我一起坐在看台上？”幸运的是，一些青少年或许是身心最为健康的那些青少年，有勇气直截了当地叫父母“走开”，一位颇有经验的教练如是说。然而，我们也可以询问孩子是否愿意让我们观看比赛，在比赛中我们如何才能提供帮助，以及何时他们需要建议并且需要何种建议。（大部分孩子并不需要不断的建议，尤其是在比赛即将开始或刚刚结束之时。）
戴尔建议，当我们发现自己过于投入时，可以考虑暂停一下，跳过几场比赛。我们也可以扪心自问，除了体育之外，我们的生活是否令人满意。
与应对孩子学业成绩的情形一样，有益的做法是和孩子谈谈自己在体育方面的经历，并向孩子坦承自己的情感。我们当然不必告诉孩子自己关于体育的所有不切实际的希望与苦恼。但如果我们在孩子表现不佳或比赛失利时表情明显严峻，或是对着教练裁判大声尖叫，我们就应该安慰孩子这种行为反映的并非是我们最成熟时刻的价值观。因为我们可能不经意地对孩子流露出紧张情绪，而且孩子可能误解我们的意图，所以我们应该明确表达最本能的感觉，并鼓励孩子在觉得我们背叛自己原则的时候告诉我们。正如一位母亲担心自己可能不经意流露出一些情绪，因此对孩子们说，“这一点对我非常重要——永远永远不要因为我，或是因为你们的爸爸参加体育比赛。如果你们现在就是这样的话，请马上停止。”
然而从广义上说，或许最重要的是作为父母的我们应帮助孩子培养对体育的正确观念。有时候这意味着培养一种自嘲的能力。我记得有一回和朋友保罗一起开车回家，车上还坐着我们13岁的儿子。篮球比赛刚刚结束，他们的球队输掉了比赛，而我们为了观看比赛驱车整整45分钟。保罗的儿子亚伦整场比赛都坐在替补席上。我揣测着亚伦此时的心情，以及保罗会作如何反应。我担心亚伦与保罗都是满腔怒火，而且保罗为亚伦感到遗憾的方式只会在亚伦的伤口上撒盐。我还担心亚伦可能就此退出球队。
保罗问亚伦感觉如何，而亚伦还很镇静地开了个玩笑：“嗨，爸爸，这周我是否可以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好为下周比赛时坐在替补席上做做准备？”保罗心领神会：“也许我们可以给你弄张板凳，学校才艺表演时你可以上台表演坐功。”亚伦又想到一点：“还有，我不参加训练了。本周不要再让我参加任何训练，我不想失去当替补的资格。”
如果孩子正处于失望之中，父母或教练显然不应该和他开玩笑。关键是保罗接的是亚伦的话头。但是保罗能够和亚伦这样开玩笑，是因为他并不将比赛中的表现作为对亚伦价值观念的衡量。后来保罗告诉我，他感到非常自豪的是亚伦能够拿自己当替补一事开玩笑——对于保罗而言，这是对亚伦自信与成熟的衡量，表明亚伦不仅没有陷入到体育运动通常会带来的膨胀了的焦虑和愤怒之中，他甚至还巧妙地批判了这种现象。
但我也知道保罗和亚伦对待运动是很认真的。在这个例子中自嘲发挥了作用并缓解了气氛，因为它涉及的是保罗和亚伦都认真对待的东西。尽管许多家长和教练总是表示体育只是“游戏而已”，我们从中获得的乐趣却源自一个事实，即实际上它并非只是游戏那么简单——如克利福德·格尔兹所说，它是一个舞台，在这个舞台上我们上演的是具有深刻心理意义的仪式，并在应对各种各样的内心冲突。我们找不到一个可以形容这个地方的词汇（或许最接近的词语是剧院），这是个介于现实生活与“游戏”之间的地方。它存在于一个以嘲讽为中心的特定区域：它之所以能发挥作用是因为它既可以意义重大，也可以毫无意义。在《永不言弃》（TheHeartoftheGame）这部关于女篮的纪录片中，教练在赛前动员会上激励队员们的口号是：“全力拼搏！享受乐趣！”这就具有嘲讽意味。当保罗和儿子就坐在替补席上一事开玩笑时，他表示的也是这种嘲讽。如果父母仅将体育看作比赛，他们就剥夺了孩子从中获得道德力量的机会。相反，如果父母将体育视为对孩子的价值或能力、对自身价值或对所在城市价值的衡量方式，他们就未能为孩子创造掌控冲突或培养理解能力的机会。他们带来的是真正的冲突——不仅破坏了孩子尊重他人的能力，还阻碍了孩子道德学习的能力。他们将体育变成了一个错误的验证场所，让孩子陷入权力的伪意识中，并削弱自身的道德指导作用。
教练与家长
在纪录片《永不言弃》一开始时，我们看到队员们紧张地聚集在球场中间。她们似乎存在于另一个世界。画外音是教练在叙述自己的核心理念：“我梦想这支球队是个内圈。而这个内圈的目标就是将家长拒之圈外。”
与教师和家长间的积极关系一样，教练和家长间的积极关系对孩子的道德发展大有帮助。如果他们提升品格的方法相似，并恰好相辅相成，教练和家长当然可以有效地向孩子灌输重要的价值观念。然而，如果家长与教练相互尊重，孩子同样可以受益于不同的做法，例如我孩子的教练就与我们不同，他重视的是培养孩子的顽强精神。
但现在家长与教练间的关系往往在许多方面令人不安。同教师一样，教练常常觉得家长对他们过于审视或居高临下，而他们认为这些家长怀有严重偏见，且并不具备评判他们的能力。许多教练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列出一大串例子——家长如何竭力为自己的孩子争取利益的例子，根本不会判断什么对其他孩子或球队有益。教练同样憎恶家长将他们当成保姆。“有些家长直接把孩子推给我们。他们只希望孩子从自己视线中消失，”少年棒球队的一位教练如是说。另一方面，在我认识的热衷于体育的家长中，几乎人人都会因为教练未能欣赏或公然虐待自己的孩子而满腔怒火。
如今这种关系中还有一点让人感到担忧。几十年来许多学校一直积极鼓励某种形式的家长教师间的沟通，但家长与教练之间的分界线始终非常清晰。尽管定期举行家长教师见面会已成惯例，我却从未听说任何级别的任何体育活动鼓励定期举行家长教练见面会。几十年来人们总是期望大多数教师向对他们的做法与决定有所疑问的家长作出反馈，但过去从未有人期望教练在上场时间及其他重要决定方面对家长坦诚相见。教练就像一位大祭司：球场、溜冰场或赛场就是他们的圣地。
这一巨大差异还存在另一原因：教练，尤其是严肃的中学教练，往往试图在团队中快速创建家庭气氛。很多教练与《永不言弃》中的教练一样，担心家长会破坏球队的团结性，或是明确将体育视为孩子躲避外界包括父母压力的一块绿洲。体育心理学家及顾问杰夫·比迪（JeffBeedy）说，绝大多数教练想对家长说的是：“回家割草坪去吧。”
然而，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越来越多的家长极为关注孩子发展的方方面面，对他们的生活事无巨细都要插手，这样就极易产生冲突。中产阶级及富裕社区的一些家长期望左右孩子生活中的其他成人（包括教师、保姆、钢琴教师等），因此体育运动的封闭文化让他们无法容忍，某些家长甚至公开抗争。此外，尽管有些家长在感觉受到教练阻碍时一再坚持甚至威胁恐吓，但作为父母，我们许多人在沟通限制的约束下，可能以更隐蔽的方式逾越这些界线，并试图操纵教练，而自己或许并不完全知觉。例如，我们可能提出帮助教练，而内心深知这可能会为自己的孩子创造机会。或者像杰夫一样，我们试图在赛后或甚至是赛前向教练提出建议（与教师一样，教练在进行最后一刻赛前准备时特别不欢迎家长的问题或建议）。家长与教练间的问题还可能因为阶层差异而变得更为复杂。例如，研究表明，劳动阶层出生的教练不太可能将这些家长的权利视作规范。在一些教练所成长的社区中，尊重教练是理所当然的，并不需要教练付出努力就能获得。因此这种关系极易引发冲突。我知道有的社区矛盾全面爆发，家长与教练各自形成联合战线，相互对抗。
我们可以从许多方面预防并帮助弥补这些裂痕。教练必须牢记体育运动中虐待儿童的情况并不罕见，因此父母大有理由担心将照顾孩子的责任转交给一个实际上非常陌生的人，何况在大多数非正规联赛中，教练并未经过任何有意义的筛选。教练还应当认识到，虽然创造一个临时空间让孩子免受家庭压力确有一定好处，但从根本上说，他们的工作并不是将孩子从他们的家庭中营救出来，而是要加强家长与子女之间的关系，这才是道德发展的根本基础。这就意味着教练不仅要在孩子遇到困难时让家长一起参与进来，而且还要小心避免损害家长的威望，并以孩子可见的方式积极称赞家长。在某些更轻松的比赛中，有时让家长参与到球队的活动中也很有帮助，例如可以请他们在赛后帮忙订比萨。
但或许更重要的是，父母对体育运动这一传统文化的挑战可能引发一场延误已久的对话，对话主题为：这一文化的哪些方面应该得到改变？显然，教练—家长关系中界限的本质以及教练和父母交流的程度应取决于孩子的年龄及某一具体项目的竞争程度。然而确有教练已经与家长建立了联盟，成功地改变了不同程度的界限。例如，我见到有的教练在比赛后召集家长，让他们与队员一起听取对胜利或失败的评论，球队长处及弱点的总结，惩罚队员的原因，以及如何设法激励团队的方法。有些教练也明确表达其价值观念，并向家长说明打算如何在孩子身上培养这些价值观。体育顾问杰夫·比迪与汤姆·齐尔克（TOmZierk）建议非正式联赛的教练赛季前写信给球员的父母，陈述自己的价值观念以及计划如何促进这些价值观念的形成。
此外，教练一方面可以鼓励家长参与，一方面还可以清楚界定何种参与是恰当的。因为教练的信念与决定通常不太透明，许多家长有许多合乎情理的问题需要解答，大量从未沉浸于体育文化的母亲更是如此：孩子感到焦虑不安时我是否应该告诉教练？孩子感觉受到其他队员的排斥或羞辱时我是否应该介入？孩子认为自己不该打某个位置或认为自己上场时间少于另一个球技较差的队员时，我是否该和教练谈谈？教练可以说明一下：尽管家长介入孩子上场时间或球队策略并不恰当，但如果孩子认为有所帮助，或孩子觉得焦虑或受到球队排斥时，家长完全可以找教练交流。戴尔建议教练每周指定一个具体时间段，以让家长表明他们的担忧。
作为父母，我们也可以从许多方面加强这一重要关系。比如说，在我们对教练大发脾气之前，我们可以寻找一种方式暂停并反思一下。戴尔向父母推荐“24小时法则”。在痛斥教练之前，“先给自己24小时仔细考虑考虑”。保持头脑清晰、看清教练的优缺点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我们还可以尽量从教练的角度看问题，并且帮助孩子从同样的角度看问题，包括了解教练面对的要求，以及在何种情况下对他们有此要求——特别是教练往往并无经验，而担任教练与担任教师一样，需要各种各样复杂的技能，很少有人能够拥有全部技能，而且教练通常为志愿者，还承担其他重要义务。在选择是否与教练交流时，我们也应该扪心自问自己正在为其他家长树立何种先例。
训练中的道德因素
几乎每个选择担任儿童教练的人对于理想的训练模式都有自己的观点。在美国，这些观点可能来自成人有关自己教练的童年记忆，或是近几十年来关于体育题材的电影——《火爆教头草地兵》（Hoosiers）、《光辉岁月》（RemembertheTitans）、《光荣之路》（GloryRoad）、《永不言弃》、《野鸭变凤凰》（The MightyDucRs）、《卡特教练》（CoachCarter）与《步步登天》（AlltheRightMoues）等，共有几十部。当然这些电影中的形象更可能在重视顽强精神的社区中产生共鸣，我认为它们也影响了各种类型的教练。在我担任儿童教练时，脑海中势必会出现这些影片。在电影中教练催逼孩子出人头地，并要求孩子绝对服从教练：“我就是法律，”在《火爆教头草地兵》中扮演教练的吉恩·哈克曼（GeneHackman）声称，“绝对如此，毋庸置疑！”“这不是民主，”丹泽尔·华盛顿（DenzelWashing_TOn）在《光辉岁月》中扮演的角色说，“这就是独裁。（再次出现）我就是法律。”他们认为孩子受人误导或将其视作空白写字板——孩子被解除了思考的责任。教练往往对队员知之甚少：他们不提问题，只下命令——除非队员生活中的危机在某种程度上干扰了团队。
与此同时，这些教练对训练投入了全部身心——训练耗尽他们的精力，他们也愿意为队员作出巨大牺牲，因为他们往往至少在心底认为这些男孩需要的是父亲的形象。《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大卫·布鲁克斯（DavidBrOOks）指出，他们致力的是种族平等和社会公正。他们帮助贫困儿童在绝望的边缘振作起来。电影《卡特教练》中，塞缪尔·L·杰克逊（SamuelL。JacksOn）扮演的角色告诉他的队员，他们拥有“不可限量的力量”。丹泽尔·华盛顿扮演的角色则坚持白人队员应该理解尊重黑人队员，反之亦然。
就儿童道德发展而言，这些形象很有必要得到推崇。显然，孩子不仅需要成人的激励与关注，还需要成人主张种族平等和社会公正。
然而从关键方面看，此类训练对儿童而言完全错误，还可能损害他们的道德成长，尤其是大多数参与有组织比赛的儿童年纪尚小，并且参加的是非正式联赛。绝大多数孩子5岁左右开始参加训练；70%的孩子到了13岁时不再参加有组织的体育比赛。教练往往是孩子的第一导师，对某些孩子而言还是他们唯一的导师，因此教练可以对儿童的发展轨迹产生深远影响。然而，与其他成人一样，教练是否能够有效承担道德导师的职责取决于他们的能力，包括理解各个孩子，认同自己处于与孩子的相互关系之中，尊重儿童的思考能力——而这与电影中的角色不尽相同。也许最重要的是教练可以抓住机会培养孩子道德推理及欣赏他人的能力。
我记得几年前曾领略过教练是如何提高孩子欣赏他人的能力：当时我在一个联赛中担任助理篮球教练，球员都是8至11岁的男孩。赛季中正当我们努力向季后赛进军时，联赛组织将一名刚从埃塞俄比亚来的孩子安排到我们队，他从未打过篮球。第一次参加比赛时他满场抛球，忘记运球，并且违反了所有规则。一些球员的反应犹如一枚手榴弹扔进了他们中间。对队员们想将该球员沦为替罪羊的冲动，总教练既没有视而不见，也没有推波助澜，而是将几名最为抵触新来者的男孩拉到一旁，让他们设身处地为他考虑一下。“你们想想刚到一个陌生的国家会有什么感受？并且参加一场你从未参加过的比赛？而且周围的人还在用你听不懂的语言对你大声尖叫？”
在队员年龄较小的球队，如果教练不仅能够坚持让所有孩子上场时间相同，并且向孩子们解释这样做的重要性，如果他们能够以平等的态度指出能力较弱的球员的长处，或是称赞对方球员或教练，他们同样是在提高孩子欣赏他人的能力。体育顾问比迪和齐尔客认为赛场是另一种课堂。例如，他们鼓励孩子们思考一些已然意义全无的仪式，如赛后向对方球队齐声喊道：“二、四、六、八，我们欣赏谁？”齐尔客指出，“孩子往往不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或是为什么要那样说，所以我就问孩子对此的看法，并一起对其进行分析。为什么我们要欣赏对方球队？是因为他们确实打得不错？是因为比赛中他们遵守规则？还是因为我们希望得到欣赏？”（有个13岁的孩子告诉我：“我一直以为我们说的是‘二、四、六、八，我们消灭了谁？’”）
教练可以通过帮助孩子摆脱体育运动中的道德困境来提高其道德推理能力。这些困境几乎总会不断出现。如果队友违规，我是否该告诉教练？如果对方球员态度挑衅，我是否该针锋相对？对于一个频频得分却不顾及其他队员的队友，我是否该鼓励他？
在儿童体育赛事中也常常会出现过失或错误，这些机会大可用于培养孩子们欣赏他人的能力及道德推理能力，但成人往往将它们视为带电的电线一样可怕。正如比迪指出：“一位家长做出带有种族歧视的评论，或对方教练流露出对一名参赛女球员的性别歧视，这些孩子们显然是看在眼里，听在心里，却从未有人对其进行探讨。”
我记得曾观看过儿子的一场篮球赛，比赛场面完全失控——球员彼此严重犯规，裁判似乎也在胡乱吹哨。我方一名队员的家长对着裁判吼叫：“他们在伤害我们的孩子！”比赛结束后我们的教练拒绝和对方一名球员握手，结果他们球队的三位家长从看台冲到赛场上，其中一位对这位教练怒吼：“你这混蛋，和他握手！不要那样对待孩子！”球员们都愣住了，他们大为震惊，既感到恐惧迷惑，又夹杂着兴奋，成人一切有关品格教育的言辞突然在他们身边爆炸了。
然而球员甚至从未再提起过这一插曲，我们的教练或联赛的官员更没有对此进行仔细分析。但此事既令人深感不安，又是一块强有力的跳板，通过它，我们可以思考那些常见的复杂的道德问题与责任：比赛结束后拒绝握手是否恰当？这位教练的观点如何，他本可以做出怎样积极的反应？父母遇到这种情况又该如何积极处理？
比迪指出，教练经常无意中听到比赛之外的各种谈话，包括在公车上或驱车送孩子参赛或返回路上的对话，对话中透露出的信息包括“某队员怎样对待自己的女友，谁在吸毒，谁的行为反常”等。然而教练很少将这些谈话内容视为引导队员进行道德学习的机会或采取任何形式干预的依据。
此外，教练在与学生及家长接触时，对于自己的想法与决策可以更为开诚布公。许多教练在这些方面非常坦率，但有的教练却在儿童体育的任何阶段都不愿与球员交流，这种行为毫无必要，往往剥夺了孩子道德学习的机会，并破坏他们的信任与尊重。当然在此方面也该明确了解球员提出哪些问题和担忧是恰当的，以及应该在何时提出。在孩子觉得受到不公平对待时——比如突然被换下场，人们通常可以容忍教练不对他们做任何解释，而在其他情况下我们是不会接受来自成人的如此行为。
比迪与齐尔客进一步指出，年幼孩子参加的非正式联赛应该更为民主——孩子应该有机会共同制定规则，并确定对违规行为的惩罚，而教练在和球员沟通时应该更倾向采取苏格拉底式问答法，以引出孩子的想法。学校与其他环境一样，如果孩子参与制定并负责执行道德标准的话，他们就更容易将其内化。在临时拼凑的比赛中，孩子常常可以协商、建立并执行相应的规则，但因为更多的孩子参加的是有组织的比赛，因而丧失了这类机会。齐尔客回想起曾经担任一支足球队教练的经历。球员都是6岁孩子，他们创建的队规包括“友好”，“禁止贬低奚落队友”，“禁止给别人下圈套”等，这些规则被印在比赛用球上，孩子们还规定了对违反规则的惩罚（甚至比齐尔客提出的惩罚要严厉得多）。
然而与教师一样，教练称职与否终究取决于他们是否能够了解每个队员，是否能够审视自己与队员的关系，并反思自己作为道德导师的成败。显然许多教练确实了解并关心他们的队员，但我知道还有许多教练虽能很快发现球员的天赋及弱点，但却对他们的性格毫不关心。我知道非正式联赛中有些教练从不询问孩子的姓名，更不会鼓励他们互相介绍。绝大多数情况下，教练根本不会关注某个孩子遇到的特殊情况（就像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那个男孩）。若想成为称职的道德导师，教练至少应该知道以下信息，例如孩子何时是在寻求乐趣或是社会经验，何时则希望得到积极推动。孩子与家长可以填写一份简短调查，阐明自己的期望及担忧。与此同时，品格教育项目组及顾问们应该为教练提供一种专门语言，供其思考和谈论与孩子的关系；这种语言不带任何治疗教育色彩，并非措辞含糊或充斥心理学术语，而是用清晰明了的措辞描述倾听孩子以及与他们交谈的重要性，并提供具体策略让不同的孩子相互沟通。当然，如果未经任何指导或培训就承担起教练的角色，如果他们除了比赛之外很少与孩子接触，那么这些关系就很难实现。但无论如何，这些关系都是值得努力争取的。
最重要的是，比迪与齐尔客建议教练认真探究自己担任教练的动机，并确认自己的动机是出于促进与孩子间的健康关系。正如齐尔客所说：“我究竟是为了走出家门？还是为了赢得比赛？你是希望通过孩子来实现自己的生活价值呢？还是为了寻找乐趣？我担任教练是否有些不情愿？教练必须认识到自己的动机，并妥当应对。”这种反思尤为重要，因为许多孩子会不断质疑并试探教练的动机是否是出于自身目的。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家长和教练努力改变自身的态度和行为固然重要，但许多体育项目的规则和政策同样也必须得以改进。一方面，体育运动的管理方可以采取更多措施以确立积极的期望和协定。例如马萨诸塞州的许多体育组织起草了一份协议要求家长签字：“我将牢记在心，孩子参与比赛是为了获得乐趣，比赛是孩子而非成人的比赛。”“在比赛及训练中，我将克制自己，不对孩子或其他球员指手划脚，除非我是球队的正式教练。”“我将要求孩子尊重其他队员、教练、官员及观众，无论其种族、信仰、肤色、性别或能力。”许多联赛正在建立具体规则以防止能力较弱的孩子受到忽视，例如在12岁或12岁以下孩子参加的联赛中，要求球队中的每一个孩子至少打满半场比赛。而一些体育项目则旨在有效地监督那些无法控制自身破坏性行为的家长，包括禁止屡次违规的家长观看体育比赛。重要的是要普及这些监督。
作为父母，在为自己的孩子进行游说时，我们往往非常主动，但面对某一体育文化是否有益于所有孩子这些难以回答的问题时，我们就显得极为被动。例如，我们不应只为自己的孩子争取最好的教练，我们可以支持管理方招聘高素质的教练，并坚持对所有教练进行筛选，并让他们接受包括安全措施、倾听孩子并主持民主等基本的培训。我们不应容忍某些父母谩骂其子女或教练，而是应该敦促管理方建立对家长的期望与监督。我们不应因为获胜几率大，就想方设法让孩子挤进某支实力强大的球队，相反，我们应该要求联赛管理方确保球队实力大致均衡，以及筛选过程的公平公正。我们不应只是在自己孩子落选时抱怨选拔赛的不公平，而是即便孩子入选但过程不公时我们仍能坚持抗争。提倡这样的行为是一种道德立场，是我们将最佳道德直觉传授给孩子的最有效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