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本书侧重的是父母和其他成人在培养儿童与青少年关键道德素质方面所扮演的角色。然而正如我所提到的，道德发展可能出现在一生的任何阶段，而认为道德发展仅限于儿童时代的观点已经导致我们忽视了一个道德成长时期，即孩子的青春期后期与成年初期——这在塑造成人道德素质方面或许与儿童时代及青春期早期同等重要。通常，年轻人是在十八九岁、二十几及三十出头时才能确定自己在爱与工作关系中的职责，明白身为公民的含义。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许多年轻人将对他人的欣赏转化成努力让世界更美好更公正的信念和承诺，并确定自己在改善他人生活中将扮演或不会扮演何种角色。
大学角色的缺失
然而，高等院校——许许多多年轻人度过其十八九到二十出头的地方，在帮助他们培养这种理想主义或确定自身角色方面的努力却少得惊人。大学（尤其是名牌院校）的办学目的，正渐渐转移到将学生送进收入丰厚、最受关注的职业。当然也有许多例外：约翰·邓普顿基金（JOhnTemPleTOnFOundaTiOn）的光荣榜就包括了100所重视培养学生公民意识与社会责任感的大学。正如哈佛大学前院长哈里·刘易斯（HarryLewis）所说的那样，尽管大学憎恶学生将其视为获得经济上成功的一种手段，但它们既没有给学生提供另一种与大学教育精神相一致的目标，也未指导学生如何发现更广阔的教育目的。社会评论家兼专栏作家大卫·布鲁克斯认为大学注重的是安全、规则、成就，而非理想主义。“各位，你们得自己弄明白什么对你们是真实正确的。”大学对培养年轻人理想主义的兴趣程度，通常表现为给极少一部分学生提供机会在社区服务中担任领导角色——一位大学校长称之为“大学道德小组”。尽管年轻人这几年中的想法可能影响他们一生的工作，并通过他们对他们所在的团体产生影响，但在我们的文化及校园中，青春的理想有时也被淡化了——它被认为是一个幼稚短暂的阶段。
此外，年轻人健康的理想主义往往在与导师认真持续的交流中得以发展。一些大学，特别是较小的院校，非常重视导师制，但是许多大学生所接触的导师无法帮助他们在面对现实的同时仍能充满理想，无法帮助他们实事求是地看待变革的困难，同时又能支持他们的希望和信念。更糟糕的是，太多学生的理想主义在与教职员工的交流中反而被削弱了。
大学是否应在塑造年轻人基本道德品质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个复杂的问题。学生虽然年轻，但已属成人，理应拥有成人的许多自由——大学对学生生活的影响规范应当有个限度。而且大学试图改变学生的基本道德素质需要付出巨大努力。此外，未必所有年轻人都必须将其一生或生命的某个阶段，投入到追求理想主义的努力中去。
但大学至少应该支持年轻人的道德成长，使他们意识到自己可能在哪些方面对他人有所贡献。
失败的指导
大学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塑造年轻人的理想主义：课程论文、社区服务、社区范围的道德期望及标准、大学鼓励学生建立的关系类型——尤其是作为理想主义核心的辅导关系。即便年轻人与教职员工之间并未存在广泛接触，他们的理想主义往往仍会受到某位令人振奋的教授的激励。如果该教授对他们所关注的某些问题有所反应，则其影响力可能成倍增长。在更加深入的指导关系中，年轻人可以明白自己对他人的义务，明白何为正义、何为不公，知道应当坚持什么，以及如何对他人产生影响。有时指导关系中的情感因为以下事实而更为强烈，即许多年轻人步入成年时对自己的父母会更为挑剔——有时挑剔的则是父母所代表的理想，他们视父母为弱者，并渴望依附于他们认为较为强大的成人。埃里克·埃里克森将这一阶段的导师称为“最终个性的守护者”。
然而，经过多年与来自不同大学的学生接触，我开始意识到许多促进理想主义的机会通常没有得到利用，并且大多数学生被剥夺了获得有效指导的权利。事实上，大学生往往还不得不努力坚持自己的希望和理想。
看看玛雅的例子吧。她是个活泼可爱、说话温柔的大学新生，对致力于减少发展中国家贫穷现象这一职业很感兴趣。但她也担心如果从事这一职业可能在经济上必须有所牺牲。她还担心这一选择将会使地位意识十分强烈的父母感到失望——她父亲希望她能成为一名工程师。
她与一位自己敬重的教授谈起心中的矛盾，而他的话牢牢地印在她的脑海中：“他的主要意思是提醒我，大多数希望帮助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的人，他们的行为最终弊大于利。而后他飞快地举出一长串例子。我开始思忖：也许改变这个世界的尝试并无意义。如果我那样做是否在浪费生命？”
许多学生和玛雅一样，进入大学或研究院时胸怀远大的理想主义抱负，无论是治愈重大疾病、消除贫穷，还是改革教育。然而他们很快在课堂上受到冰冷事实的打击，即大力吹捧的理想主义的行动在现实面前不堪一击。我的研究生最常抱怨的是，他们所上的课程大大磨练了其审慎看待甚至打消似乎具有价值的进取心的能力，而对培养责任感却少有帮助。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哈佛大学的两门课程极受欢迎——一门是罗伯特·科尔斯（ROberTCOles）的社会反思与实践主义，一门是布赖恩·帕默（BrianPalmer）的如何成为一名有影响的世界公民——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直接涉及的是社会领袖在面对艰难挑战时是如何坚持不懈的。许多大学不再将灌输希望作为自己使命的核心部分，这是非常危险的。
大学导师未能培养年轻人的理想主义可能出于几个特定的原因。像玛雅这样的年轻人往往是在“尝试”理想主义，试探着将脚趾伸进某种生活的河流之中，而他们需要实际的帮助，不仅要帮助他们确定选择某一事业将意味着何种经济上的牺牲，还要帮助他们平衡工作与家庭义务，以及他们是否能够得到自己所敬重之人的尊重。一些年轻人需要有人帮助他们摆脱对潮流的追逐，弄清最终什么对他们最具意义。“理想主义已经商业化了，”一位学生说道，“人们跳上最新潮流的花车，不管这是去非洲防治艾滋病，还是去援助达尔富地区。”
还有些年轻人必须接受自己追求理想是出于许多不同的动机这一事实。有时年轻人偏离理想主义是因为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动机并非纯粹的利他主义，而是自己希望获得高尚的感觉或需要获得认可。“理想主义所承受的可怕负担是，许多人要么认为它是纯粹的，要么认为它毫无价值。”心理学家兼作家伊力·纽伯格（ElizabeThnewberger）指出。一些年轻人完全清楚，大学与研究生院的录取压力使得社区服务变得像奥林匹克竞赛，产生了各种虚假不实或花里胡哨的理想主义：“在我们学校，光是送花给病人或老年人可不够，”一名高中学生说，“你必须消灭非洲的艾滋病。”然而很少有导师能够帮助年轻人从这些复杂动机中解脱出来。
也许最令人担忧的是，许多年轻人在追求理想主义的过程中经历了巨大的失望和幻灭感，却没有导师可以帮助他们摆脱这些情绪。教授与家长通常认为在某个发展中国家一年的工作经历，或在市区学校一定量的社区服务将使年轻人更加致力于改善世界。但我曾与完成这些工作的许多年轻人交谈过，他们有的面临过棘手的问题，对负责处理这些问题的权威人物产生了怀疑，有的则曾遭遇看似无法消除的不公待遇。最近我接触了一位刚从研究院毕业的教师，她所工作的学校乱成一团，她觉得自己人身安全受到一名学生的威胁，却得不到校长的支持，与同事之间亦无交往。她找我以征求我对其他职业的看法。
最后，指导关系本身也往往令人不安、最终破裂：学生感到痛苦并质疑教职员工的正直诚实。几年前，在与几名我非常尊重的研究生随意交谈中，这一危害的普遍性让我猝不及防。我问他们是否认为受到了良好的指导，而来自乔治亚州的热情聪明的莫尼卡答道：“这里几乎没有一位教授对指导工作感兴趣。”另一名学生盖尔补充说：“我刚来时，以为教授会为我和我今后的发展考虑，以为我与教授之间的关系不会与父母的种种期望混杂在一起。但随后你会意识到这种关系并非整齐有序。大多数时候你并非这种关系真正的重心，或者至少这种关系对他们来说也一样重要。”“一些教授让你觉得这是为了你好，”较为年长的威廉澄清道，“但通常这也是以某种方式促进他们的职业生涯。这是一种互惠关系。”
可以肯定的是，学生与教职工之间的关系相当复杂，而一些学生也对教职工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将导师视为父母失败的补偿——他们对教职工期望太高，一旦受到即便是轻微的怠慢、操纵或欺骗都会挫败这些年轻人的信任，有时还会使其情绪如自由落体般骤转直下。本科生与研究生的生活也显然存在差异。尽管同那些曾与我交谈过的学生一样，许多研究生与导师的相处不尽如人意，但担任研究生课程的教师（尤其在专业研究院）一般来说比本科教师更可能为学生提供指导。许多教师至少和学生谈论过他们的职业，讨论内容就可能涉及可以如何为他人做出贡献等。
但尤其是在一流大学中，教师的职业生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研究成果，因此许多学生受到了冷落。教师很少得到如何指导学生的培训或鼓励；指导能力往往也不是受雇或提拔的重要因素，因此他们少有动力认真对待指导工作。我曾接触过的一位教师是一位备受尊重的导师，他觉得指导工作使他在不经意中受到了打击：“我得到的回报有悖常情。担任指导的回报是不得不为学生写更多的推荐信。”此外，校方通常不会对教授的指导工作提供阶段性反馈，而对指导的失败也不存在惩罚措施。因此，许多教师确实未能倾听学生，未能将学生视为改进自己工作的主要资源。
当然，教师未能做到这些并不意味着处于他们指导下的年轻人就会变得愤世嫉俗。但是，当成人的迟钝或玩世不恭与其他因素相结合时——特别是父母与导师都在施加压力追求成绩时，年轻人立志努力改变他人命运的几率就将减少许多。
大学如何才能培养年轻人健康的理想主义呢？最低限度是校方应将指导纪录作为雇用及晋升教师的一个条件，并奖励支持那些全心投入到指导工作中去的教师（例如，支持形式可以是让他们免于承担其他学术义务）。此外，大学应将更多的注意力转向设置不同学科的各种课程以提供榜样与职业形象来解决一些迫在眉睫的问题，并将此课程设置与经过认真计划及监督的社区服务机会密切结合起来。一些大学校长也已明确表明要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例如美国杜兰大学（TulaneUniversi_Ty）在校长的带领下，围绕着新奥尔良在卡特里娜飓风之后的重建工作开展活动，并为学生的参与创造了不少机会。
培育希望
为了培养年轻人成熟的理想主义并帮助他们摆脱幻灭情绪，家长及其他导师还可以在许多方面有所作为。作为父母，我们可以自问是否在家里创造了让理想主义生根的条件：是否经常向较大孩子提起这个世界上的问题，与孩子一同探讨他们能够以何种方式对这些问题作出反应，并定期向孩子们讲述一些故事，以帮助他们想象一种建立在他们信念之上的生活——在不具有宗教信仰的社区中家长很少这么做。我们也可以自问是否付出相当时间在较大程度上改善他人生活，或至少以模范公民为榜样。研究表明，儿童往往会模仿家长表现公民品行和义务的具体行为。年轻人记忆中父母的投票活动、与父母对选举所进行的讨论，以及陪同他们前往投票站等等，都是预测选举结果的最有力的根据之一。
作为父母与导师，我们也可以证实一点：通常促进理想主义与其他道德行动的一系列动机是复杂的，包括对认可的需求、嫉妒及内疚。我们应该考虑同孩子分享自己是如何将欲望自私与利他主义及同情结合起来。例如，有时我会询问正向我咨询的学生，工作获得认可与拥有强大影响力对他们来说究竟有多重要，而后坦诚地告诉他们，这些正是我在面临职业选择时所考虑的因素。
在年轻人逐渐意识到这个世界的复杂性是难以消除时，也许最重要的是父母和导师必须帮助他们走出幻灭的阴影，这样他们就不至于从单纯的理想主义陡然坠入黑暗的悲观主义。在一定程度上，这一挑战显得更加困难，因为人们对于如何消除理想破灭所造成的负面影响的知识少之又少。尽管我们在谈论悲伤抑郁之类问题时有着各种各样的用语——并且这些恶劣情绪的种类已被精心记录下来，但对于幻灭感的种种形式，我们却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术语，例如，如何形容这个世界有失公正或某些问题看似无法解决时人们所感受到的痛苦？
但还是有一些实用的准则可以帮助我们完成这项任务。我们必须逐步引导年轻人面对冷酷的现实，以成功的例子减轻失败经历所带来的沮丧，并引用某些年轻人的成功事例——面对顽固的问题，他们采用了独特有效的方式。我们必须花时间明确了解年轻人何时感到受挫失望、何时感到遭人背叛；我们必须帮助他们分清这些失望和背叛感在何种程度上出于他们自己不合情理的期望，在何种程度上反映的是他们应努力去改变并且可以被改变的现实。例如年轻人会对做出妥协的政治领袖或社区领导人感到失望，此时他们必须明白，妥协往往并非理想主义的敌人：它通常是吸引不同利益相关者的一种方式，而我们需要他们来逐渐推动变革。我们还必须对与年轻人之间的微妙关系保持敏感，尤其要知道究竟是什么使他们感到遭人背叛或是让他们感到失望，无论他们的感觉是否符合情理。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极其墨守陈规，如布鲁克斯所说，这一代的年轻人“不会尝试抵制现有体制：他们只是努力适应这一体制”，因此我们也可以帮助他们重建理想，鼓励他们质疑或是抛开主流观点。
同时，作为家长和导师，关键的是我们要确定不能让自己的幻灭感削弱年轻人的理想主义，而与年轻人进行交谈，也是重新审视自己理想状态的极好机会。过去几年中，我接触过许多家长，他们对于任何大范围的改良运动即便不是完全厌倦，也已感到灰心。这些父母并没有就此承认失败，但他们开始质疑自己是否有能力对世界产生影响——同时往往也对子女的能力产生怀疑，他们担心自己混乱困惑的情绪无助于激励孩子。有位母亲是这么说的：“有时我认为自己为孩子树立了健康的理想主义。但大多时候我认为这世界难以驾驭。多年来我致力于改变全球变暖的状况，却不知道究竟有无成绩。一天，孩子问我是否认为人类能够生存到本世纪末，我无法诚实地回答‘是的’。我常常认为自己对孩子的影响糟透了。”
最后，我们能否成功扮演家长与导师的角色，或许取决于我们能否克服幻灭感。这不仅是为了孩子——成熟的理想主义可以是我们自身活力的重要来源，也是世界上一种强大的力量。对一些人来说，这意味着必须面对自己所经历或想象的某种堕落，必须挑战认为理想主义属于青春期的这一观念。对于其他人来说，这意味着对我们理想主义真正本质的艰难质疑。虽然许多婴儿潮一代的父母渐渐开始怀旧，庆幸自己60年代的崇高理想，痛惜子女缺乏理想主义，但他们中许多人本就从未拥有过坚定且充满活力的理想——60年代真正的理想主义掩盖了当时各种虚假时尚的理想主义。
但是，我们能否成功扮演家长和导师的角色，主要取决于我们对以下问题的反省和讨论：我们在何处陷入困难以及如何摆脱困难。而在反省与讨论中，我们可以让孩子明白，任何程度的理想主义都不是令人感觉良好的事情，也不是道德主题乐园中乘骑的游乐设施，而是我们生活中既苛求缜密又令人极为满足的一种方式。
要做到这一点不是不可能的，但许多父母与导师必须做出巨大改变。这意味着在孩子步入成年时我们不能推卸掌控他们道德命运的责任，同时也不能试图过分操纵他们的决定。相反，此时我们还是需要通过引导和追踪这一复杂的动态过程，帮助他们发掘自己的激情，倾听影响他们决定的因素，同时融入我们的智慧。这还意味着，作为父母，我们应该认真反省在指导孩子选择大学时优先考虑的条件，并将大学是否真正在意年轻人的品格，是否努力激发理想主义等列入考虑因素。如果有一天招生人员要回答的问题不是SAT在录取中占有多大比重，而是大学如何界定品格与理想主义，并将如何培养学生具备这些素质，那将是一件美好的事。
道德发展将持续终身。父母对孩子的道德培养也是毕生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