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毛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介绍，邓小平谦虚地认为，抗战时自己“没干什么事，只是干了一件事，就是吃苦”。1984年，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访华，问邓小平一生中最痛苦的是什么事。面对给中国造成严重苦难的国家的领导人，邓小平干脆地说：“当然是文化大革命。”可见，他在抗战中的苦再大也不如文革中的苦大，外国侵略者让邓小平吃的苦再大也不如中国人让他吃的苦大。问题固然尴尬，但谁也不能否认。文革中，被批判为“走资派”的邓小平遭受了批判、迫害、凌辱、流放、毒打，儿子致残，家人四散。
家庭悲剧放大到民族，更加具有普遍性意义和警示作用。十分不解的是，为祸中华民族的日本战犯最后却被释放，过着幸福生活，岂非咄咄怪事？
也正是在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宽容待敌、以德抱怨的心态之下，战后国共两党不约而同地宽大日本战犯，释放处理。
1948年12月，东京审判处决东条英机等七名甲级战犯。国民党搜集罪证不充分，使法庭难以对入侵中国的战犯进行有力惩处，认定日军对苏联犯罪比中国还全面。美国对日本战犯解除整肃。朝香宫亲王亲手策动南京大屠杀，拒绝出庭作证，每天打高尔夫球。在中国东北殖民的官僚岸信介官至首相。
对于日本战犯的惩处，菲律宾处决13人，香港处决21人，法国处决63人，美国处决143人，英国处决223人，澳大利亚处决153人。中国国民党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883人，处决149人，其它人释放。处决日本战犯最多的竟然是远在西欧海岸的小国荷兰，在印尼处决226人。同宽大日本战犯相比，国民党对汉奸则是大开杀戒，担任伪南京政府要职的殷汝耕、周佛海、陈公博等共300多人被处死。
川岛芳子是汉奸，本名金壁辉，窃取许多中国情报交给日军。义父川岛浪速是日本间谍，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时，他爬过故宫城墙，用流利的汉语劝降守卫皇宫的清军。抗战时期，川岛芳子窃取许多中国情报，交给日军。日本投降时，她试图证明自己是日本人以免死罪，未能如愿。影星李香兰被当作汉奸判死刑，后查清是日本人“山口淑子”，才宽大释放。
新中国成立后，关押在抚顺的日本战犯982名。经调查，他们杀死95万人，毁房4万间，抢粮3691万吨。
中国政府从发展中日关系、改造人类思想的角度出发，希望把日本战犯改造为和平战士。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值得日本效仿，希望用阶级斗争理论影响战犯，推动共产主义革命。战犯经过教育，从喊“天皇万岁”到喊“毛主席万岁”。“《奇缘——一个战犯管理所长的回忆》，金源，解放军出版社”
日本战犯吃大米白面，而中国管理人员吃高粱、玉米面。有的管理人员家有日军欠下的血债，却看自己工作是善待日本战犯，气得趴在床上大哭。炊事员不洗净菜就下锅，刀不干净就切菜，饭送到门口用脚踢盆。而经过教育，大家能够以大局为重，宽大日本战犯。
1956年7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免予起诉决定书》指出，按照日本战犯所犯罪行，本应提起公诉，交付审判，予以应得的惩罚。“但是，鉴于日本投降后十年来情况的变化和现在的处境，鉴于近年来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关系的发展，同时，姑念该犯在关押期间悔罪表现较好，或者是次要的战争犯罪分子”，按照宽大政策，免予起诉，宽大释放。
师团长铃木启久在河北屠杀3000人，强奸妇女，放毒气，制造无人区，最后被判20年徒刑，后又与其它日本战犯共1017名重罪轻判，一律宽大释放。而抚顺收容所的84名汉奸被处死。杜聿明、宋希濂、黄维等354名国民党战犯，许多人是抗日战争中猛将，改造远比日本战犯漫长，最早的在1959年特赦，最晚至1975年才出狱。中国政府至1964年将全部日本战争犯释放回日本国。
释放的战犯把中国当作“第二故乡”、“再生之地”，但并没有去推翻天皇和政府。古海忠之曾任伪满总务厅长官，释放后参与筹建“满洲建国之碑”。有些战犯还参拜靖国神社，没彻底转变思想。日本人认为，没有罪当然就应该释放，中国也是别有用心。好人没好报，恶人却欢笑。侵华罪行被冲淡，苦难无法昭雪。不过，绝大多数日本战犯认识到自己的罪行，深刻忏悔反省，甚至主动要求加刑，而受美国和国民党关押的日本战犯则没有这样的思想巨变，大都顽固不化。这无疑证明中国共产党改造的成功。
日本战犯回国成立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右翼分子称他们被“洗过脑”，处处排挤。他们工作、生活处于困境，但是始终遵循“反对战争，维护和平，发展中日友好”的誓言。
美国认定二战三元凶之一是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因其在1941年发动了与美国的太平洋战争，执政时间不过三年。若从1931年算起，最大侵略元凶被认为是裕仁天皇。
天皇年号均出典于中国古籍，裕仁天皇年号“昭和”来自《书经》：“百姓昭明，协和万邦”。1921年，裕仁亲自调查香港黄泥塘情报。20年后，情报发挥作用，日军摧毁黄泥塘，迫使断水的英军投降。1942年，美国空军轰炸东京，裕仁逃避时跌了一跤，龙颜大怒，命日军铲除美军在中国的机场。日军发起浙赣作战，破坏衢州、丽水、玉山等机场，并疯狂报复，杀害我官兵和民众25万人，是东京伤亡700倍。
裕仁天皇作为最高统治者和最高统帅，身着军装，骑着白马，检阅军队，事必躬亲，号召“膺惩暴支”，对战绩突出者论功行赏。投降后的1945年9月27日，裕仁对美军司令麦克阿瑟表示：“我承担我们人民在战争之中所有政治与军事决策的全部责任，愿受将军所代表之权力的处分。”
由于裕仁是日本国民精神支柱，为便于占领日本，他被免予审判，成为象征性国家元首。裕仁在战后推进了日本进步，备受国民敬仰。大病时，国民为其祈祷，驾崩时更是举国哀痛。中国皇帝作恶多端，除了顽固派、保皇派等遗老遗少，老百姓巴不得早死。
裕仁生日4月29日，又叫天长节。日军往往在这一天发动进攻，向天皇献礼祝贺。裕仁战后多次出访欧美，从未到过中国。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多次发贺电祝贺裕仁生日。1989年1月，裕仁病故，中国《人民日报》、外交部发言人和专家都认为他有战争责任。但是与此同时，为了着眼于现实的中日友好关系，中国国家主席、总理致唁电表示哀悼。外交部、经贸部、文化部、对外友协、中日友协、北京市人民政府均向日本驻华使馆敬献花圈。
裕仁生前八面威风，血债累累，死后哀荣倍至，全球同悲。1925年，裕仁登基时，26个国家使节前来祝贺。驾崩时，日本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和最大贸易顺差国和援助国，163个国家代表、80位国家元首、28个国际组织代表、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出席葬礼，极尽隆重气派。美国《纽约时报》禁止布什总统参加葬礼，布什当美军时险些被日军击毙或抓俘虏吃掉，但他仍然参加丧礼。
难以想象裕仁这么一位敦厚慈祥的老者竟然富有战争罪责。其实，并不一定因为裕仁有罪中日就永远势不两立，毕竟还有未来需要中国和日本共同面对。
中国人在宽恕外国人或单纯指责外国人的时候，也常常对本国人肆无忌惮地残害。我们总说，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更不应该杀中国人，然而总是事与愿违。有时候，中国人错误自已说行，外国人说不行；自已打自已行，外国人打不行。但一旦出于某种需要，夸大外国人罪行比认定中国人同样罪行要严重，而对中国人的惩办要比对外国人狠毒。更何况有时中国人无罪时，也要诬陷、造谣，比对有罪的外国人的惩治还狠毒。对外国人恕之又恕，对本国人狠之又狠。道义何在？公理何在？
国乱思良将。一旦天下太平，就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卸磨杀驴。
南宋抗金名将岳飞功高日月，金军惊叹“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由于昏君奸臣当道，秦桧诬陷岳飞阴谋造反，将岳飞削职下狱。1142年，以“莫须有”罪名，害于风波亭。岳飞留下了“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的千古悲叹。
明代，立下“封候非我愿，但愿海波平”的戚继光结束了近200年的倭寇历史，但是功高震主，打破文官把持朝政的平衡。万历11年，他被以“意图谋逆”之名革职贬斥，流放广东。戚继光曾对朋友慷慨解囊，最后却一贫如洗，医药不备，夫人离他而去。临终时，“野无成田，囊无存金，惟集数千卷而已”。抗清名将袁崇焕下场更惨，被以磔刑凌迟处死，其肉被食，家产没收，家人流放。明王朝自毁长城的愚举，终招灭亡。
民族英雄们的悲剧性命运并不因肉体的殒灭而结束，文革中又被批判，岳飞墓、袁崇焕墓被以“破四旧”为名破坏，尸骨无存。
吉林德惠的王任少年时日语很好，后去延安，在抗大学习后被派到日占区从事情报工作，其他同志被侦破被捕，他无奈返回延安，遭到怀疑审查。文革时红卫兵批判他为“日本特务”和“现行反革命”，疯狂殴打，他气愤之下还手打了红卫兵，被抄家流放老家10年时间。
更令人痛心的是，历代王朝迫害开国元勋、有功之臣的悲剧，又发生在新中国。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抗战中毫发无损，却在亲手创建的人民共和国里被暴政迫害致死。贺龙家族80多人为革命牺牲。文革中，贺龙被关押272天，有病不给治，连喝水都困难，最后病死。陈毅、罗瑞卿等也惨遭迫害，含冤而死。比起邓小平的苦，彭德怀的苦以生命为最终的归宿。可谓苦莫大焉。
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批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被错误批判，还说他“擅自发动百团大战，为蒋介石撑腰，帮了国民党的忙，使华北根据地和我军的发展遭受严重挫折”。甚至污蔑皖南事变新四军被歼和毛岸英在朝鲜的死也由他负责。彭德怀拳击桌子怒吼：“我的罪在消灭了几万日本侵略者！”
许多高级干部无视良知操守，见风使舵，落井下石，很少有人为彭德怀说公道话，最后遭到与彭德怀同样的命运，也很少有人为他们说公道话。
值得深思的是，中日战争、朝鲜战争最高指挥官都被解除职务。彭德怀因为坚持真理，冈村宁次和麦克阿瑟因为坚持错误。
1926年，冈村宁次任军阀孙传芳顾问。一次撤退，他丢弃所有贵重物品，唯独带走一份长江中下游五万分之一比例地图。后来武汉会战，地图有了用武之地。1928年，冈村宁次造成济南五三惨案。1932年2月，侵略上海。1933年强制中国签订《塘沽协定》。1941年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1942年，冈村宁次实行“三光”政策，致死320万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制定慰安妇政策，强迫40万妇女提供性服务。1944年11月任中国派遣军司令官。
1945年9月9日，冈村宁次在南京签署降书，自忖“不仅被判为战犯，且死刑也在所难免”。然而由于他积极配合国民党政府的招降工作，还主张反共，从而成为国民党政府座上客，有病及时治疗，任剿共军事顾问。毛泽东要求严格惩处，列入国共谈判《国内和平协议》内，并被八路军总部列为日本战犯首位。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出于“以德报怨”的思想，同时从反共大局出发，宣判冈村宁次无罪，全国上下群情激愤，一片愤怒的抗议声。
1949年1月，冈村宁次释放，回国抵达横滨港，万人隆重欢迎。美国驻日本总司令麦克阿瑟还慰问冈村宁次。蒋介石并把冈村宁次邀请到台湾充当总顾问，两人宛如故交，亲密之至。而且令人发指的是，蒋介石竟然采纳了冈村宁次的建议，在台湾蒋军中也搞起了慰安妇，甚至其中一些慰安妇就是那些在大陆作战中为蒋介石效忠而被击毙的蒋军将领的眷属。
1966年9月，82岁的冈村宁次病故，葬礼隆重，日本政府、防卫厅与代表中国签定受降书的何应钦前往吊唁。政客们时常长袖善舞，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战争中他们毫发无损，而百姓们却被欺骗从军，战争过后他们和敌国相言甚欢，烈士却孤独凄凉。
麦克阿瑟作为驻日盟军总司令扶持日本振兴，打破财阀过度集中和垄断，确立民主制度，制定新宪法，进行土地和教育改革。还兼任朝鲜战争联合国军总司令，主张把战争扩大到中国境内，与主张欧洲为重点的杜鲁门总统发生争执，被撤职。日本《朝日新闻》哀叹：“我们感到好像失去了一位慈祥的受人爱戴的父亲”。200多万日本人夹道洒泪为他送行。归国后，他还受到热烈欢迎，在参众两院进行34分钟题为《老兵永远不死》的演讲，掌声、欢呼声不断。而彭德怀没人听他演讲，只让他招供“反党罪行”。
彭德怀在战场上击败了冈村宁次和麦克阿瑟，但在中国，他没有起到麦克阿瑟在日本那样的建设性作用。他失败了，因为他的正确。冈村宁次和麦克阿瑟尚可安度晚年时，他们也许不知道，自己一度煞费苦心要击败的老对手彭德怀，正被他曾誓死保护和热爱的同胞残酷地迫害毒打，4年间被批斗250多次，肋骨被踢折，肺被踢破，最后瘫痪在床，身患癌症。疼痛难以忍耐时，用牙把被单撕破，哀求看押的士兵：“给我一枪吧！”火化时用名“王川”。
彭德怀和岳飞非常相似。他们都曾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无限忠于国家、皇帝和领袖，然而最终却连尸体都不被见容于天下。伟大的功绩，滴血的余生，使他们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冤枉的囚徒，最不幸的悲剧人物。正所谓流过血的人再流泪，伤过身的人再伤心。而今，杀害中国人民的不少日本战犯跪地忏悔，殴打彭德怀的那些红卫兵，却没人站出来，哪怕是一声最起码的抱歉，还对文革怀着强烈的向往和激动。可以说中国人对文革的了解不会比日本人对日本侵略的了解更多，即使日本侵略早结束30年。
七七事变之际在北京南苑阵亡的佟麟阁、赵登禹将军。
在蒋介石“一寸河山一寸血”的号召中，青年学生纷纷投笔从戎抗战。宋氏三姐妹发起“一碗饭运动”，号召人人省下一碗饭，支持抗战。
国民政府《战地守土奖励条例》
民国二十七年三月二十五日（1938年3月25日）公布
奖励种类其中几项为：
三、建立纪念坊塔。
五、题赠匾额。
七、免除遗族学费。
1945年抗战胜利时，国民政府组建抚恤委员会决定对抗战英烈遗属补偿，士兵15000元，士官两万，准尉四万元，少尉五万元，逐级上浮，中将十四万元，上将十六万元，但是大都没有兑现。
1952年后，日本给原军人抚恤和原子弹受害者的医疗费共37兆日元，是对外赔偿的58倍，被处决的甲级战犯遗属至今享有巨额年金。1995年，日本给150万原军人每人200万日元，文职人员和遗属每人40万日元。2000年，原军人每年获得1万美元左右，伤残者3.4万美元。死亡后补助给其遗孀。
根据日本政府的预算，2005年接受“军人恩给”的人数共118万人，总额达9680亿日元；接受“援护年金”的人近4万，总额520亿日元。两者合计达1.02万亿日元。数额最高时是1983年，竟达到17358亿日元。据统计，2004年8月到2005年8月，平均每人每月领取的恩给金额为6.8万日元，比普通日本国民5.2万日元的养老保险金高出很多。
2005年，韩国9380人获得“独立英雄”称号。抗日战士可以免费进入要员候机室、头等舱，免收高速公路费和停车费等。韩国企业优先安排烈士子女就业，待遇优厚，不得解雇或辞退。1932年，尹奉吉在上海暗杀炸死日军指挥官白川义泽大将等人，炸掉后任外相的重光葵一条腿。尹奉吉后援会单位是现代、三星等企业，本想建纪念碑。中国人称，“这里参观的日本人不能得罪”。翻译没有转达，她怕刺伤一个民族的心。
2005年，俄罗斯参加过卫国战争的老战士810万，拨款15.77亿卢布一次性补助，发放奖章。政府的职责逐步演化为全社会自觉的道义担当，改善老战士们的住房、医疗、交通、通讯等条件外，还有打折20%—30%的“老战士商店”。
1949年，蒋介石离开浙江象山港赴台湾之际，为了等待抗日烈士遗孤，而拒下开船命令，并把孙子的床给他们睡。而今，台湾抗战老兵每月“终生俸”15000台币。
在50年代初期中央人民政府在抚恤条令中，已经做出了对国民党对日作战的死亡人员应该一样作为烈士抚恤对待。例如对戴安澜，50年代中央人民政府就要求给予烈士待遇。当然，由于60年代“左”的思想造成的结果，有一些没有落实，这是错误的；但是到了80年代以后，基本上予以改正了。
这些年来，中国经济迅速增长，这些都被当作太平盛世反复讴歌。但是许多英雄仍然穷困无奈，一脸茫然。
许多抗战的国民党老兵和义勇军出生入死，政治运动中屡遭迫害，毫无补助。许多老兵无劳动能力、无收入、无存款、无医疗保障。既使八路军、新四军战士待遇也少得可怜。1987年，八路军、新四军战士每人每月12.7元。1996年每人每年2000娶上，比当地老百姓还苦。
1991年11月，在云南作战的中日老兵相会。据悉，中国老兵目光呆迟犹豫，有的甚至受宠若惊，而日本老人则个个挺直了身板，理直气壮。
在喜峰口和卢沟桥挥大刀杀鬼子的杨云峰把大刀献给了抗战馆珍藏。90岁还流浪奔波，乞讨要饭。作家方军说抗战馆人员嫌他肮脏落魄，就呵斥歧视，甚至把他送进派出所。“听说他在路上挣扎，拳打脚踢”。
2004年，一次抗战老兵活动在北京举行，仅仅因为来的老兵数量不够就遭到一帮人的无端揣测和谩骂。2005年，参加台儿庄战役的幸存者，无一人获得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纪念章，哪怕是功勋卓著的仵德厚老人。方军感到，“先善待自己再批评别人为好。我们伸手指责、批判别人的时候应该先低头看看自己的双腿站稳了没有。”
据悉，至今仍有百万抗战烈士下落成谜，他们的尸骨去向、详细名单以及战斗牺牲的经过没有得到确认，因此也就无从妥善安置他们的尸骨和灵魂，并且对遗属进行抚恤。这一抗战最大遗留问题还没有解决，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
据悉，1946年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发布了八年抗战期间的军队伤亡总数为3216079人，其中阵亡132万。这一数字显然是缩小的、缺失的。几年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最新研究成果认定，中国军队阵亡563.3万人。当然，也有学者认为中国军队损失千万人以上。
由于当时国共两党缺乏战死战伤者名单的详细记录和统计，以至于大多数抗战烈士身份成迷，数量高达百万。其中大多数在关内战场牺牲，其次是东北战场，再其次是远征缅甸等东南亚国家的十万中国远征军，还有少量分布在俄罗斯和日本境内。原因是战时没有仔细精心安葬，没有详细的名单统计和记载。而抗战结束后国共处于内战期间，更是无暇进行抗战牺牲者详细统计工作，以至于问题在抗战胜利65周年之际提出之时，已经很难有机会补救，导致上百万烈士身份成迷。他们或是仅有名单或是仅有尸骨，还有许多牺牲者名单和尸骨都没有留下，宛如一缕青烟消泯在历史风云深处。被国民党认定的百万抗战烈士在新中国是不能享有烈士待遇和抚恤的，也就无从知道他们的身世来历甚至名字，遗存的公墓大都在文革期间惨遭破坏。
难免许多人以戎马倥偬、战事繁忙、败仗较多、打完就撤、无暇统计为由，为不能安葬、精确统计战死者开托，这种理由显然十分牵强。据悉，哪怕是中共抗战的平型关大捷至今也没有详细的牺牲数字和名单，许多八路军烈士尸骨多年前还在荒郊野外。平型关究竟阵亡多少八路军竟然成为今天军事专家百思不得其解的一个谜团，实在令人叹息。
有名的将军都有重要地位，忠骨会被隆重安葬，可是那些无名烈士谁愿问津？他们站起来是一片天，倒下时是一座山。从关注有名的牺牲者到关注无名的战死者，更体现了一个民族和国家的细致入微的人道精神和生命理念。
如果说战争索赔问题能否解决主要取决于日本方面的反省和忏悔意识的话，那么抗战烈士遗骨的寻找和名单认定完全是我们自身的任务。前者关系到对于战争伤害者及其遗属的心灵和物质的抚慰，后者关乎牺牲者的尊严和肯定，更是一项惠及全民精神品格的一件大事。我们可以看到，越是发达的国家的战死者身份越是清晰。即使找不到尸骨，名字是存在的；即使没有名字，尸骨是被妥善安置的。
美国经常在全世界寻找战死者尸骨，《拯救大兵瑞恩》更是体现了美国人的生命价值观和理念。日本也是尽可能地详细记载士兵阵亡的时间地点经过。比如1934年日军战死名册《满州事变关东军纪念写真帖》中记载：“步兵第七十六联队陆军步兵营长清水口松二，昭和8年6月3日，吉林省德惠乡骑涉场战死。”时间地点人物交代得一清二楚一目了然。而在现在的吉林德惠，人们对于抗战烈士知之甚少，跻身400位左右全国旅级以上抗战牺牲将领中的王光宇、胡乃超、陶净非三位德惠籍英烈往往也只是专家学者们关注。
日本详细记载每次战役士兵的阵亡情况
对于大规模战役造成的群死群伤，日本长年累月进行调查和统计，并就收敛遗骸与美国政府交换情报，并听取遗骸家属的意见。据悉，约有21900名日本士兵战死在硫磺岛。日本政府于1952年启动遗骸收敛工作，至今找到了1万多具遗骸。为推进搜寻工作的开展，就在战争结束65年后的今天，日本还成立专门机构“特命队”，由首相菅直人下令设立，由内阁官房、外务、厚生劳动、防卫等各省负责人组成。首相菅直人亲自出席会议，在致辞中表示，“收敛完每具遗骸是国家的责任，希望今后能将遗骸收敛的范围能扩大到国外。”
“马革裹尸还”、有名有姓有归宿，是百万烈士的生前梦想。笔者王锦思从2001年开端，呼吁国家领导人讲话，全国统一鸣警报、默哀、降半旗，希望我国国家级、国际化、最高规格纪念抗战死难英烈和同胞。军旅作家姜宝才长期致力于东北抗联题材创作，曾经在长春发现了著名抗日将领赵尚志的颅骨。抗战胜利六十五年之际，位于北京香山的北京抗战名将纪念馆以丰富多彩的形式纪念抗战英烈，证明还有人不愿意遗忘和冷却。
没有英雄的时代是幸福的时代，而有了英雄却把英雄置之不理的民族，当再一次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候，很难再产生英雄，而只能让敌人涌现出更多英雄。
我们需要他们保家卫国的时候，他们就流血牺牲，就当替死鬼，为一些苟活者去死。当胜利来临时，就把他们一脚踢开，免得碍事。呜呼！如果忘记了那些长眠在大地上的英烈，冷遇了这些九死一生的英雄，试问一下，还有多少人再愿意为国征战？
而今抗战英雄远不如刘德华、刘翔有名气，忘记了他们，中国并没有诞生自己的本田宗一郎、小泽征尔。我们也应记住冈村宁次、阿部规秀等敌酋。因为没有他们，就不会有中国英雄的诞生。日本人都说“侵略者再英勇也只是短暂的英勇，保国者英勇才具有永恒的意义。”
许多抗战老兵生活困顿，《我认识的鬼子兵》一书作者方军为此呼吁帮助，崔健的摇滚音乐爱好者们资助35名抗日老兵，每人每月100元人民币。我还和方军、吴祖康一起创作了互助抗战老兵的歌曲《啊，抗战老兵！》，歌词作者以我们三个人的姓组成为“方吴王”。
啊，抗战老兵！
当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
您挺身而出浑身是胆，
挥舞着大刀把那鬼子杀，
伤痕如勋章般荣光耀眼。
这解甲归田后的沧桑几十年，
您两间草屋油灯一盏，
多少清苦积成了手茧，
星辰一样的历史把岁月点燃。
（这解甲归田后的沧桑几十年
您两间草屋油灯一盏，
多少辛酸写满了容颜。
皱纹一样的历史把岁月磨穿。）
啊，老兵！中华民族时刻都没有忘记您
曾经在国难中的浴血抗战；
如今我们要共同搀扶您，
希望看见夕阳下有您灿烂的笑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