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抗日是笔者王锦思创立的词汇，是对抗日战争和日本进行理性研究、宣传，并对抗战遗留下来的纪念、索赔、钓鱼岛等问题致力解决，以及谴责、批判、抗议日本错误行径等一系列追求正义公理的行动。
死亡被形容是一种永生。如果我们知道自己多爱自己的生命，就不难知道生命失去是多么的可惜和痛心。
抗战结束60多年来，中国缺乏国家级纪念。国家级纪念，即全国隆重纪念抗日战争，国家领导人讲话，并向先烈和死难同胞献花。同时，全国鸣警报，降半旗，国民肃立默哀。这是对于抗日战争最大的牢记、最大的价值和最大的意义。
60年来，几乎所有世界大战参加国和民族每年都在纪念日隆重纪念。
2005年，世界让奥斯威辛这个苦难中的苦难成为揭开纪念二战60周年大幕的起点。
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110万人被德国法西斯杀害，而今波兰13岁以上的学生必须来此教育。
2005年1月27日，奥斯威辛集中营解放60周年纪念日。联合国确定每年的1月27日定为“国际大屠杀纪念日”，这个日子是沿用了“犹太人被屠杀纪念日”。
下午2时30分，一列火车缓缓驶入集中营，拉响了汽笛。当年，火车就是沿着这条“死亡之路”把人送进地狱。近2000名集中营幸存者，苏联红军解放战士，波兰、俄罗斯、以色列等30位国家元首，在汽笛声中俯首默哀。白色蜡烛和祈祷的曲调交织，告慰死者的在天之灵。
欧洲，每年5月8日二战胜利日，各国领导人讲话。苏联每年5月9日，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集会，游行。6月22日德国入侵苏联纪念日，全国下半旗，文化单位和广播、电视全天停止娱乐性的活动和节目。总统讲话，献花。俄罗斯全境为牺牲的军民默哀一分钟。
为纪念遭纳粹杀害的600万名犹太人，以色列每年4月“大屠杀纪念日”，总统、总理讲话。上午十时，全国鸣笛两分钟。
韩国每年3月1日反日独立运动纪念日、6月6日祭奠英烈的显忠日、8月15日光复节，全国纪念，总统讲话，遍插国旗。
值得中国人思考的是，作为侵略国的日本而今更是超隆重纪念。1963年5月14日，日本将8月15日定为“终战纪念日”，每年举行“全国战殁者追悼会”，天皇、皇后、首相等6000人以上入会，高唱国歌，首相讲话，政府机关降半旗，体育比赛都停止。“希望每个国民都能够在家庭、公司等各种场所缅怀战殁者，衷心为他们的牺牲默哀。”8月在甲子园棒球场举行全国高中棒球比赛，球员也肃立默哀。
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纪念日，首相出席。日本每个城市每年至少举行一次哀悼会，领导人致词。如果不出席的话，就受到民众的批评，“还有什么事情更重要？”
1957年，岸信介首相参拜靖国神社。1952年至1975年间，裕仁天皇七次参拜。1985年中曾根康弘首相参拜。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每年至少四次出席有关纪念活动，除了参拜靖国神社和8月15日“全国战殁者追悼会”外，每年8月6日和9日专程去千里外的广岛和长崎参加原子弹轰炸纪念仪式，而位于北京30里外的卢沟桥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却显得那样遥远，当地的村长、乡长也很少参加纪念活动。
日本人还在美国建设了两座纪念馆，一座是位于华盛顿的广岛原子弹爆炸纪念馆，一座是位于洛杉矶的花费2500万美元建立的美籍日裔二战集中营纪念馆，纪念6万美籍日本人被美国关押。中国偌大的牺牲却在美国仅仅一座小纪念馆，只花费200万美元。
我寻求全国人大代表杨思泽、全国政协委员林盛中在“两会”提案。
自古以来，中国人家族观念牢固，重祖先，讲血缘，体现礼、孝观念。血缘家族一直作为一种基层社会组织而存在。但是传统文化缺乏终极关怀，礼不下庶人，轻视生命和忠烈，没有一种深刻悲剧精神的培养，没有体现出对死亡应有的尊重。而建国以来阶级斗争盛行，更是对抗战苦难和民族创伤不屑一顾，以至于草菅人命的现象一再发生。其实先烈也是我们的祖先，应该像祖先那样得到敬仰和纪念。
1938年，毛泽东在《在纪念孙中山逝世十三周年及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上的讲话》中说：“我们真诚地追悼这些死者，表示永远纪念他们。”
1945年9月18日，在重庆参加国共谈判的毛泽东召开“九·一八纪念茶会”。同日，在抗联领导人冯仲云主持下，沈阳10多万群众纪念九·一八，到现在为止也是中国最大规模集会纪念抗日战争。
1945年9月2日，日本在投降书上签字。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表通告：
政务院规定九月三日为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的通告（一九五一年八月十三日）本院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所公布的统一全国年节和纪念日放假办法中，曾以八月十五日为抗日战争胜利日。查日本实行投降，系在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日本政府签字于投降条约以后。故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应改定为九月三日。每年九月三日，全国人民应对我国军民经过伟大的八年抗日战争和苏军出兵解放东北的援助而取得对日胜利的光荣历史行为纪念。九月三日不放假。
值得注意的是，“通告”规定“每年九月三日，全国人民应对……纪念”。但是事实上从来没有一次“全国人民”规模的纪念。
中国每隔十年在9月3日举行一次国家级纪念活动，最高领导人和领导集体出席纪念活动只有两次，即1995年和2005年9月3日江泽民和胡锦涛在人民大会堂发表讲话。第一代领导核心毛泽东与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从没有在纪念日出席纪念活动。
1965年9月3日，抗战胜利20周年。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和1万多人出席纪念大会，总参谋长罗瑞卿讲话，毛泽东未参加纪念。国防部长林彪进行题为《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的讲话，并在《人民日报》发表。
1975年9月3日，我国处于文化大革命高潮阶段，除《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外，没有任何纪念活动。
1985年，抗战胜利40周年。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我国从8月15日开始，举行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纪念活动，历时近20天。9月3日，党中央总书记胡耀帮出席纪念大会，彭真委员长讲话，与会人员默哀1分钟。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与国务院总理赵紫阳未参加纪念。
1995年，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5月9日，45国元首和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出席俄罗斯纪念，江泽民主席发表重要讲话。
8月15日，江泽民主席参观卢沟桥抗日战争纪念馆。9月3日，江泽民、李鹏、朱镕基等领导出席人民大会堂纪念大会，与会人员默哀，并向人民英雄纪念碑献花圈等。2005年，胡锦涛率领党和国家领导人也举行上述活动。
通过一系列纪念活动，抗日战争空前深入人心。但是，我国传统社会心理喜欢纪念胜利，对苦难避而不谈或淡然置之。因此，纪念甲午战争100周年、七·七战争60周年规模和级别远不如纪念代表胜利的9月3日。如1997年7月7日，仅有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等参加纪念。而直到抗战结束六十五年后，我们还在争论哪一天举行纪念活动更适合，已经有些为时太晚。
各地纪念活动自1990年代后才陆续开展。1995年9月18日，沈阳、长春开始鸣警报、汽笛。2000年，上海813淞沪会战63周年，开始每年鸣警报。这些城市深刻许多，青少年深深领悟到国耻家仇的刻骨铭心。
我国在非逢“十”周年的抗战纪念日，没有国家级的纪念活动，一般只是学者开研讨会，发表文章，没有普通群众参与。这种纪念的间断和弱化不利于对国民进行持续教育和影响，巩固加深爱国主义感情。
应该看到，北京作为首都，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引领全国，但是抗日战争纪念却有待于加强。当人们逐渐熟悉起九·一八、南京大屠杀等重大抗战事件的时候，七·七，这个最具热血的抗战纪念日似乎在历史的深处渐行渐远，没有引起应有的关注和纪念，全国主要城市中，惟有七·七战争发生地和作为首都的北京不鸣警报。
而传统上，国共两党以及学术界重视七·七的程度要超过九·一八和南京大屠杀，国民政府在湖南衡山建立的中国最大的抗战英烈纪念地——忠烈祠尤其突出七·七的标志性意义，我国政府也明确将7月7日作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日，而不是9月18日。
1987年7月7日，七·七战争50周年，卢沟桥才建立起一座气派宏伟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作为中华民族浴血奋战14年抗战，但是规模还不如仅仅进行了65天的淮海战役纪念馆。
2004年2月11日，小泉纯一郎表示将继续参拜靖国神社。针对中国抨击，他颇有深意地说：“对于这些为数众多的阵亡者，我将一如既往地表示哀悼、敬意和感谢”，“任何国家人民都会尊敬阵亡军人”，“因为这是日本的文化和传统。至于中国、韩国的人们，无论哪个国家的人，我也绝不会对他们向自己国家的阵亡者表达敬意的方式加以指责”。小泉也许不在意中国不纪念英烈，或许高兴于中国的不纪念。
有个据认为是中国人化名的所谓日本留学生长谷川弘一说：
从整体上看支那人是世界上最低劣的种族。在总体素质上讲，南方支那人又要远远优于北方支那人。当我问他们支那一个在韩战中为了完成任务宁愿被火烧死的英雄时，他们居然说那种傻瓜再也不会有了。我们日本有靖国神社，你们有什么，你们有在日支战争为国战亡将士的记录吗？我曾经接触过一些旧日本军的老兵，他们至今还对当年率队冲锋而被机枪在几米之外打死的支那官兵们表示感慨和敬意……
我们日本人将会永记为国殉死的英灵，他们在靖国神社里享受他们应得的敬意，每当我们唱起‘为国而逝的英魂啊，你要常常回到慈母的梦中’，我们就会感慨万千，永志难忘。支那人，我们敬拜神社时，你们根本没有资格说三道四。
在《开国大典》电影中，蒋介石要求10月1日是国耻日，全家不开烟火，孙子饿哭了。
1944年，抗战时期，在延安的烧窑战士张思德不幸牺牲，毛泽东主席在张思德追悼会上所作的《为人民服务》讲话说：
香港人士钟惠明、张学煌等纪念九一八。
“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这要成为一个制度。这个方法也要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
彭德怀在三线工程中，见许多坟墓都没有墓碑，他于是表示：“这样我们就对不起这些为三线建设牺牲的战士和民工！我们要让祖国和人民永远记住他们，记住他们为了祖国积极参加三线建设的无畏精神！赶快请人来给我们牺牲的战士和民工立块石碑吧，碑上要刻上他们的姓名、年龄、籍贯，烈士的亲人们也好来看看他们呀！”
开国元勋的这一系列指示，可惜在建国后没有成为普遍做法，也由此导致抗战纪念的薄弱。
中国是正确的错误，该纪念的不纪念；日本是错误的正确，不该纪念的却总纪念。正是因为中国的纪念地来的中国人较少，而日本靖国神社首相大臣川流不息，中国人只会谴责，因此抗日战争纪念馆远不如靖国神社出名。有些抗议日本参拜靖国神社的人，一次都没来过抗日战争纪念馆。
有许多人还以为我国每年都类似于外国那样隆重纪念，对我用嘲讽的语气振振有辞，以为我十分无知。对于这种无中生有的错觉，我哭笑不得。反过来，也说明他们潜意识认为中国应该每年这样纪念。还有人说：“纪念啦！那天我们开会了，电视也报了。”问问天，问问地，问问长眠的同胞和英烈。偌大的苦难，几十个人在电视前讲话做秀，就没有权利、没有资格代表全国纪念。我经常在研讨会上看到许多学者昏昏欲睡，打盹闲聊，心不在焉，姗姗来迟。或把一篇东拼西凑的文章拿来读一读，应付了事，吃完饭，就拍着屁股走人。
现在，中国每年过外国节，如情人节、圣诞节、愚人节，还有妇女节、五一节和元旦。这些节日本身对于中国的价值和意义远远逊于抗日战争，我们都过得有滋有味，乐此不疲。如果能把耗在这些日子里的时间利用一点，哪怕就半个小时，我们的纪念日就不会被遗忘，精神状态就会不同。
由于抗战教育、宣传纪念不够，许多人不了解，一些人回答九一八、七七是什么日子，“好象与国家有关”，“党的生日吧”。还有些人把九·一八当作吉日，在这一天开业，结婚，并把七·七当作“牛郎织女相会日”，中国的“情人节”。无独有偶，中央电视台名牌栏目《开心辞典》在2000年7月7日首播，此节目的娱乐性和影响甚广，主持人王小丫一举走红。在开心的时候，民族苦难被冲淡了。2001年7月7日北京《华夏时报》民意调查表明，仅有三成人明确知道七七为何日。
诞生于抗战时期的国歌许多人不会唱，不了解。天安门广场升国旗、唱国歌，许多人只是为了看热闹，还乱扔垃圾，相互拥挤，简直是胡闹。而在日本等国这种场合，人们肃立，向国旗行注目礼，声情并茂地唱国歌，让人受到强烈感染和震撼。
日本人否定侵华历史，引起中国人的愤怒和辱骂，而中国人自身的抗战牢记水平也需要提高。中国是最看重形式的国家，却在抗战纪念上最缺少形式。直到抗战结束六十多年后，还在争论哪一天举行纪念活动更适合。牢记抗战是中国人应尽的义务和责任，从来不应该淡去。
我呼吁在批判日本参拜靖国神社的时候，更应该在每年抗战纪念日举行活动：国家领导人讲话，全国统一鸣警报、降半旗、全体国民肃立默哀。为此，我百般奔走，付出千辛万苦。
辽沈晚报报道“倡议九一八全国鸣警报”
在我的极力呼吁下，2002年9月16日，《辽沈晚报》记者王志东报道《187位知名人士倡议九一八之夜全国鸣警报1分钟》，反响强烈。
勿忘国耻网http：//www。wwgc。cc/qm/发起签名活动，目前各种签名人数已经突破百万。
受此启发，成都民革主席、全国政协委员邓宇民推动成都市2003年9月18日鸣响防空警报。这也是除东北以外，第一个在9月18日鸣警报的省会城市。
2004年9月18日前，全民国防教育日适逢九一八73周年，我统计至少有上百个城市鸣警报，于是反映给《辽沈晚报》记者王志东，他报道后声势极其浩大。
香港远邦船务公司董事长钟惠明一直大力支持国家级纪念抗日战争，其所属油轮连续多年在九一八晚的维多利亚港湾鸣响汽笛。他还站在香港街头鸣笛纪念，感人至深。
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北京市人民防空办公室就我委托两会提案的答复。
有些媒体和个人认为，我的主张不是对日斗争，只给国内提意见，不太容易引起关注，只有极端反日、针对日本斗争才能激起波澜。
有人认为，我仅仅为了推动设立“国耻日”。实际上，我很少提到“国耻日”。我国不是没有纪念日，而是在纪念日很少举行纪念活动。7月7日和9月3日都被明确命名为中国人民抗战纪念日。如果没有纪念内容和活动，再好听的名字，都没有实质性意义和价值。有些人反对我的提议，理由是中国落后、有求于日本。如果纪念，会影响经济发展和中日关系；某个后抗日名人认为我“太民族主义了”，还质疑“copy（复制或模仿）外国是否有这个必要”。仿佛任何形式的对日斗争都是中国首创、前无古人。
2003年9月18日，新加坡联合早报《善忘不是美德》说：
如今，中国民间反日情绪日益高昂，要求官方主办全国性抗日纪念仪式的呼声不断。力图树立亲民形象的中国新领导层，迟早得面对这些正义呼声，作出回应。如果中国政府觉得国家不方便出面，不妨借鉴新加坡经验，即让民间团体主办，再由高级官员担任纪念活动主宾。新加坡连续举行36年沦陷日祭礼的经验，也证明了新日关系不仅没有恶化，反而是日益牢固。
2005年六七月间，《中国青年报》读者调查主题是“您怎么看抗战”。90.2%的青年觉得我国目前对抗日战争的纪念“尚有不足”。
中国为抗战做出丰功伟绩，付出重大牺牲，其中的宝贵财富、思想内涵和历史教训值得借鉴。要少一些浮躁，多一些踏实；少一些形式，多一些深刻，承受灵魂的煎熬，锤炼民族的情感。历史记忆必须通过公众活动，如庆典、节假纪念等等，才能定期激活，以保持新鲜。
2008年10月1日上午，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首都各界代表一起来到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篮，深切缅怀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
只要中华民族有牢记抗日战争历史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信心，每年隆重纪念抗日战争的意义和价值将穿越时空，恒久永存。只有面对死难者在天之灵，把我们的头颅低垂下来，深埋在胸前，才可以更加昂首挺胸地告诉世界：看，这就是中国！
不妨我用这段带有主旋律内容的煽情的结尾：每年隆重纪念抗日战争，利在当今，惠及万世，符合党心、军心、民心。有利于以史为鉴，面向未来，震慑日本右翼势力，团结日本人民，建立牢固、健康的中日友好！有利于牢记抗战苦难和落后就要挨打的教训，强化忧患意识、国防意识，树立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思想感情，提高凝聚力和向心力，在党的十六大精神鼓舞下，以“三个代表”、以德治国重要思想为指导，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