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倭寇手持双刀，脸上涂上花里胡哨的油彩，头盔有犄角，半月头型。嘉靖38年，倭寇侵扰淮安，文人吴承恩险些丧生其刀下，于是参与抗倭斗争，出谋划策，人称军师。吴承恩还以倭寇和贪官酷吏为原形，在《西游记》中勾画了妖魔鬼怪的丑恶形象，寄希望于一个神通广大火眼金睛的“抗日英雄”孙悟空，来斩妖除魔，惩恶扬善。据悉，孙悟空的原形也是吴承恩自己，暗含了吴承恩的属象和出生。
和日本等西方国家相比，国人常常这样激发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军事不行看经济，经济不行看体育，体育不行看文艺。即使上述领域自认为都行，也要让文艺成为最后一道虚设的心理防线。抗战影视无疑兼具武打片和枪战片的双重功效，直白简单地使观众得到了娱乐和教育作用，粗浅掌握了有关抗战的启蒙知识。但是这些文艺作品虚构情节，夸大胜利事实，掩饰失败落后，满足超英赶美、打败日本的急功近利心态，以此扭转历史的遗憾。但是往往曲解悲剧，以戏说历史的喜剧色彩取悦受众，讲究善有善报，功德圆满，清一色是人民战胜敌人，正义战胜邪恶，以大团圆落幕，缺乏必要的人文精神、悲悯情怀和哲学深度，跳不出臼套。虽摸不着，不能真看见，但却投资少，见效快。中国人外形与白人相差大，酷似日本人，于是日本人就一再成为抗战文艺的玩偶和丑化的对象，并勾画了许多智勇双全，堪比孙悟空的抗日英雄，甚至可以达到百战百胜的境地。
孙悟空和日本动画人物铁臂阿童木并肩飞翔
中国人心中的鬼子形象是拿着三八枪、戴着布条军帽、哈着腰偷偷摸摸，最后撒腿就跑或跪地求饶。应该说是历史书和电影、小人书给人们这样的认识。近些年来，抗战文艺作品高潮迭起，红色经典电视剧荧屏热播。从《烈火金刚》到《小兵张嘎》，从《吕梁英雄传》到《铁道游击队》，都新瓶装旧酒，乔装打扮老剧重拍，引领人们进入那战火纷飞的抗战年代，接受革命英雄主义、乐观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洗礼。
应该说，抗战题材影视剧具有形象生动、直观感人的特殊艺术效果。但是一再重拍，无疑反映了后继乏人，创新能力欠缺。更关键的在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诞生的抗战小说，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意识形态的束缚，无法适应当前国民素质和抗战宣传宗旨。这样的缺陷在重拍中并没改变，反而随着电影科技与摄影手段的提高，进一步强化。
抗战题材文艺作品中，敌我双方人物脸谱化、概念化，人格魅力缺乏，形象夸张变形，常常只有战争没有人，情节单一。
老电影中，我军指挥员由王心刚、郭振清、李默然等英俊人物扮演，看上去浓眉大眼，膀大腰圆；日军头目由刘江、方化、葛存壮、陈述这些丑角扮演，看上去面目狰狞，丑陋不堪，留着仁丹鼻涕胡；精神上，我方英勇机智，大义凛然，敌人愚蠢透顶，狡诈残暴，敌我双方形象夸张。双方一交手，我方一阵猛打，损失无几，敌人抱头鼠窜，连滚带爬，屁滚尿流。结尾一律是我军远行，路边村头老百姓夹道相送，往怀里送鸡蛋和布鞋，孩子们欢蹦跳跃。
当代抗战作品最具神化色彩的是《烈火金刚》，八路军排长史更新只身痛击几千名日军，安全突围。
我们的确需要胜利，拒绝失败，以免伤心窝火。但喜欢胜利并不一定能够永远胜利，回避失败并不一定不会失败。固然小说可以虚构，艺术应该加工。但是把战争当成游戏场和人间乐园，这种浅薄的喜剧方式，导致被涂指抹粉的英雄丧失了有血有肉的真实，忽视了流血牺牲，戏说了血腥苦难。与其说愚弄了敌人，不如说自欺欺人。只能长自己的虚气，灭不掉敌人的威风。打败了我们刻画的那种敌人，这并不是历史，抗战无疑也会贬值。其实作品中我军在日军猛攻下损失惨重，真实再现让观众思考也许效果更好，这才是还原历史。抗战不是演习，不是小说，不是阅兵式，可以从容地戴着白手套，迈着正步，意淫敌人。抗战历史是科学，不全是胜利，不能讲策略和戏说，只能讲真理。
文革样板戏反映日军被我军踩在脚下。
1938年，昆仑关战役，国民党军队取得战胜日军精锐第五师团的大捷。20世纪80年代，我国花3000万元拍摄电影《铁血昆仑关》，应该有助于了解国民党将士的丰功伟绩。但是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宏志认为，国民党主攻部队10万人攻击日军一个大队800人扼守的昆仑关，47天没有攻下来。他进而讥讽：“连蒋介石都感到羞耻的一仗，我们却竭力鼓吹，反衬出唱赞歌者是多么地不知羞耻！”于是他极力呼吁禁止放映《铁血昆仑关》，“决策人应对党负责，对历史负责。不可为了某种需要而亵渎历史！”《铁血昆仑关》因此深陷禁宫，无缘与广大观众见面。按照张宏志的想法，只有胜利才能拍电影宣传，那么反映中共领导的战斗的电影本身就一定胜利了吗？
当年游击战让日军吃了大亏，地雷战的故事也家喻户晓。电影《地雷战》主题歌唱到：“小河边，大路旁，用地雷筑起万里屏障；山沟里，山顶上，用地雷筑起铁壁铜墙”，让日本侵略军体验到“寸步难行、无法躲藏”的原因。可是许多亲眼亲身领略过的老百姓并不喜欢。因为生产生活都要走路，踩上地雷就会造成死伤。鬼子不来，还要把地雷起出，然后情况紧急时再下，翻来覆去，十分危险，有的地方老百姓死伤远远多于鬼子。杨成武将军回忆地雷战时曾说“效果小，不及时，甚至炸到老百姓和自己人。就是打垮了敌人，我们自己不敢硬扑穷追，怕炸伤自己。”而环顾世界战区，平民死亡多于军人，在阿富汗，在柬埔寨，缺胳膊少腿这种惨相屡见不鲜，因此国际禁雷组织明确禁止地雷的使用。但是在抗日战争中，采用地雷作战，仍然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抗敌方式。
根据抗战史作家萨苏的调查发现，也有敢于“在日军眼皮底下拉响地雷”的矫健战士。日军把“骑兵追捕民兵拉雷手”作为应付地雷战的办法，有的民兵曾经“被敌骑兵追得吐血。”这种拉雷显然大大增强消灭日军的可能性，并避免误伤百姓。
小人书人物生动传神，画面精美饱满，可以直观地看到历史。《铁道游击队》，有十本分册。自1955年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以来，再版20次，累计印数达3652万册，创下连环画印数最高、再版次数最多记录。
《铁道游击队》反映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山东鲁南地区工人、农民在津浦铁路线和微山湖上，扒火车，搞机枪，端炮楼，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生动刻画了刘洪、鲁汉、芳林嫂等英雄形象。作者知侠曾与队员们生活战斗，画作者丁斌曾、韩和平到枣庄深入生活、搜集素材达1年之久。
从《铁道游击队》中，笔者王锦思得到最初的抗战知识启蒙，从小就渴望同老洪他们过着火热的战斗生活，过一把英雄瘾。我仿佛看见那20响德国驳壳枪、日本歪把子机枪，烤蓝熠熠生辉，机件、枪拴发出清脆的响声。许多少年也学了英雄们的顽皮和撒野，爬过火车、汽车。3米高的墙，也能助跑后一跃而上。
“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电影歌曲悠扬依然。应该说《铁道游击队》吸引人的是战斗方式和战无不胜。作品提到我方伤亡不到10人，而歼敌估计至少2000人。当许多人审视铁道游击队原型时，不禁惊呆了！人们心中的英雄群体牺牲150多人，其中有1个大队长、3个政委，伤130多人，死伤占全员大半。1943年，微山湖一战，在三路敌军围攻下，刘洪最主要的原型大队长洪振海和六七十名战士牺牲，几乎全军覆没。作品中此段情节加工成政委李正赶来，阻止了刘洪的蛮干，队伍方才脱险。因此，当抗战胜利时，队员们并没有兴高采烈，而是都想起倒下的战友，放声大哭。
被队员们形容为“洪队长讲话，连嚼带骂”的洪振海作战勇敢，性格豪爽。队员多数来自于失业工人和无业游民有着强烈的革命愿望，但长期的“偷”、“抡”、流浪生活，又使他们染上了今朝有酒今朝醉和无组织无纪律的自由散漫作风。在他们身上既有行侠仗义、除强扶弱、将生死置之度外的一面，又有打架斗殴、歪戴帽子斜楞眼，不骂不说话及赌博、抽大烟等流氓无产者习气的一面。
铁道游击队血洗洋行，杀死几个退伍下海经商的日本中年鬼子。但是一个名叫杨玉芳的老八路讲述，八路军某排宿营某个山西小村，深夜熟睡之机被日军包围。本田小队长一人手持战刀，杀死了10多个八路军战士。
这血写的历史，因为死去的不是百姓，我们就没有当作屠杀而大肆宣扬；因为死去的不是鬼子，我们就不能当作杀敌业绩而欢欣；因为他们是没有抵抗或无法抵抗的八路军，因此他们的死去就不能载入历史，只能流传于当事者的口头传播。这是真实发生的历史，这是历史难以成为历史的历史。我不止一次领悟到这种历史的沉重和压抑。
这些年来，抗战电视剧《亮剑》豁然出鞘，掀起万道霞光。“面对强大的敌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
主角李云龙个性鲜明，有勇有谋，时常违背军人服从命令的天职，带有匪气和霸气的草莽性格。面对妻子被日军押上城楼当人质，李云龙咬着牙下令开炮，实现英雄感的爆发。职业军人巴顿将军也张口“杂种”闭口“婊子养的”，和李云龙一样都是为了战争才生存下去。
《亮剑》再现了日军的狡猾野蛮和高超的军事素养。但是必须看到，硬伤仍然十分突出。比如，日文对白发音不准确，用词不到位；几十人试图营造出成百上千人惊天动地的血战，散兵线不拉开就一窝蜂地往前挤；伏击日军战地观察团的手榴弹满天飞，却很少有冒烟爆炸的，和铁疙瘩无疑；日军特种部队的美制M3A1盖德冲锋枪二战后期才开始装备部队，不知1940年前后的日军如何得到；八路军一串串的长点射也似乎和弹药紧缺状况不符。许多该完美却没有完美的地方和刻意表现的有棱有角的李云龙性格结合起来，明显过于滑稽和做作，好莱坞《兄弟连》才逼真得战栗。
《亮剑》许多战斗以正史为原型，在表现我军死伤上有较大突破，但是仍然过于失实。
日军山崎大队被包围在李家坡高地。李云龙的独立团作为预备队，担任主攻，两分钟之内，全团3600颗手榴弹一起飞出，全歼山崎大队，显得煞是干脆淋漓，荡气回肠。
这一战役原型为1940年关家垴之战。129师久攻日军岗崎大队600人固守的关家垴不下，彭德怀亲自指挥，不惜动用陈赓、彭明治两个主力旅，共七个团。但10次冲锋10次被打退，经过三天激战，残余日军冲出包围，八路军损失2000多人。而电视中的李云龙显然比彭德怀、刘伯承还要高超，未免有过分拔高之嫌。
明知敌强战必致死的所谓“亮剑”精神，是种热兵器时代的冷兵器剑客式思维，违背历史事实，也不符合正常的战斗逻辑。
“《亮剑》是男人拍给男人看的电视剧”，“《亮剑》吸引男人，感动女人”。赞扬声远播神州大地。但是艺术来源于真实。一个人犯几十个错误，在革命队伍中没有生存环境，战死是最好的归宿。因此对于李云龙而言，只能出现在《亮剑》电视剧之中，而不是真正的战场。
而王宝强、张国强“强强联手”出演的电视剧《我的兄弟叫顺溜》“穿帮”令人捧腹。比如爱国战士“顺溜”把日军尊称为“皇军”。战斗场面成了面对面的步枪射击，手握机枪没有弹匣却还疯狂射击。“顺溜”击毙上百个鬼子和日军华东总司令，也是采用牺牲姐姐清白的这种老套的手法。
提到牺牲，是对英烈的一种尊重和缅怀，一种敢于面对牺牲的勇气与胆量。我们从那种曲意粉饰的文艺作品中得不到更多有益的启示和借鉴，烈士们都无法安息。这改变不了日本侵略者强大的现实，驱走不了中国人的心理暗影。这一切都在于弱势对强势的自卑。有谁看到战后日本的文艺作品也让中国人屁滚尿流抱头鼠窜了？要做到这一点并不难。某些抗战影视与其说愚弄了敌人，不如说自欺欺人。打败了中国人刻画的那种敌人，这并不是历史，抗战无疑也会贬值。
陈毅元帅说：“我们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来之不易呀！”“我就不赞成把革命写成轻而易举。革命不是端起碗来吃醪糟，不是荷包里面摸糖果。”王震将军【《恶魔导演的战争》，序说：“我们的敌人并不愚蠢，甚至很聪明。任何仅仅把敌人看成是愚蠢的人，才是愚蠢的。”
同样，也不能因为我军损失超过日军就否定抗战的必要性，因为我们别无选择，我们只能视死如归！
电影《血战台儿庄》里的中国英雄们有血有肉，拚死拼争，再现了抗日战争的真实。电视剧《远东阴谋》中，河本大佐声嘶力竭，土肥原贤二沉稳狡猾，石原莞尔偏激，本庄繁贪婪，侵华头子都栩栩如生，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打进中国，只有打败这样的侵略者，中国人才无愧为胜利者。
当然塑造英雄和鼓吹胜利是战争文艺的功能，好莱坞大片也不能免俗。那里的英雄有骑士风度，创造一个又一个神话史诗和铁血传奇。西部牛仔宽沿草帽，花格衬衫，拔枪夺快无比，弹无虚发，然后潇洒地插入腰间，纵马走向雾气迷蒙的远方红色原野。史泰龙主演的《兰博》、《第一滴血》，用电影赢得了美国惨败的越南战争。其实，好莱坞也推出内涵深刻、渲染苦难的《辛德勒名单》等大片，这也许受古希腊悲剧《荷马史诗》精神影响。
到1985年，苏联共出版2万多部反法西斯文学作品，中国不到500部。苏联有享誉世界的《青年近卫军》，美国也有《战争风云》、《第二十二条军规》，作品中有战争的血腥，有普通生活的平淡，有人性的柔软。美国《野战排》反映美军烧越南民房，美军士兵自相残杀。《野鹅敢死队》跳上飞机的军官，看到自己的手下无法爬上飞机，即将被野蛮敌军俘虏，他只好忍痛开枪射杀。
中国缺乏鸿篇巨制的史诗性作品，而抗战并不缺乏史诗性的胜利。当抗战片单纯站在民族矛盾的角度揭露日本兽性，而不是通过全球人类视角、普世情怀透析这场苦难时，就显得十分单薄，其实日军的兽性也是人性中的兽性罪恶。
导演陆川《南京，南京》没有简单地通过血腥和强奸来展示苦难，而是尝试表现一个日军的人性觉醒，但是同样拿强奸妇女炒作宣传。
日本记者问陆川：你接受网络上的批评吗？
陆川掩饰说网络上没有批评，并把责任推给日本人，“如果有批评，非把我们往火坑里推的，也是你们派来的，是不是？”
导演陆川故作轻松和幽默，挡不住社会各界的质疑和辱骂，“汉奸导演垃圾电影，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臭不要脸的卖国贼。”
而另一部电影《拉贝》没有渲染血流成河、尸横遍野的宏大惨烈场面，乃至于表现强奸妇女等恐怖场景，而是注重表现灾难面前的软弱、彷徨和痛苦，不失人文道德力量，又见艺术张力。
与中国抗战题材影片只能在国内叫好不同，2010年第60届柏林电影节上，日本反战影片《毛毛虫》传达战争悲惨的强烈愿望，以鲜明的反战风格获得瞩目，主演寺岛忍获得了最佳女演员银熊奖。
《毛毛虫》反映从战场归来的须永失去了四肢，只能像一条“毛毛虫”一般生活着，而天天细心照顾他的妻子心态也有了变化。生活的艰辛，长时间没有性生活，以及时子叔叔对她的觊觎让本就不平凡的生活泛起了更大的波澜。
影片反复使用类似的情节片段，展现战争给人带来的空虚感，揭示人性扭曲的轨迹，还穿插了不少日军侵华战争时拍摄的历史镜头，以及日本遭盟军轰炸后满目疮痍的真实场景。电影的强烈表达，使日本人的战争不幸似乎超过了中国人的不幸。
在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中国人对于日本的了解和认知，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电影，尤其是抗战电影。即便在传媒手段日益多样化的今天，影视剧仍然承担着传播日本形象的重要使命。影视形象最直接最醒目最深刻，许多人说看了电影才知道日本人罪恶、丑陋、变态、暴虐，而银幕上的日本人形象也的确如此。
改革开放后，日本人的形象由平面到立体、由单一变为多样。在大陆影视中日本人“善”的形象相对来说少，在《一盘没有下完的棋》这部电影中，更多的是有血有肉的人的形象，表现出人性的善良和真诚。
日本演员矢野浩二在中国拍摄了十几部抗战题材电视连续剧，由此成为“鬼子专业户”。扮演日本鬼子成就了他的明星理想，也因此承受中国人和日本人这两个民族的怒骂。中国人骂的是银幕里的，日本人骂的是银幕外的。矢野浩二认为，中国影视作品中的日本人都是坏人，“角色好的好像没有。”尽管他的说法有些绝对，但是中国观众能够记住的中国影视剧里的日本人大概也都是坏人。
通过矢野浩二的演绎，《小兵张嘎》中的斋滕、《烈火金刚》中的毛利大队长、《铁道游击队》中的冈村，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日本军人脸谱化的特点，但是唯一不变的是残忍、暴虐。矢野浩二所以热心扮演这些反面角色，是希望和平，不要战争。
日本侵华历史应该予以牢记，并通过形式多样的艺术作品进行演绎和记录，但是当中日两国已经进入和平友好的时代里，在艺术作品里过多地出现日本坏人的形象并不利于客观真实地了解日本，甚至也不利于了解抗日战争。作为个体，矢野浩二可以专职扮演日本鬼子，可是作为艺术门类的影视作品应该与时俱进，应该有更丰富的日本人形象的出现，比如热心帮助中国留学生的日本老人，忠于职守的日本企业员工，甘当贤内助的日本妇女，诸如此类。惟其如此，日本人的形象才真实、丰富和饱满。
§§第十章 后抗日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