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策略观念、内容的变化，势必带来叙事策略的变化，对于这种变化，研究者们从下列几个方面做了探析：第一，叙事视角的变化。孙先科指出：“新历史小说在叙事方式上的明显变化，就是通过将全知全能的外视角改换为限制性的内视角（第一人称‘我’和第三人称替代叙事人）从而使被叙述的事件（历史）打上了个人性、私密性的印记。变‘客观呈现’为‘主观呈现’，历史事件内部的关系性质被重新叙述、重新解释，历史事件的意义内涵被翻新或改写”。
南帆从个人与历史的关系这一角度论析了“我”在新历史小说中的作用：“历史将为‘我’的叙事所定型。作家毫不在乎地暴露‘我’的存在，他们甚至经常用‘我想’‘我猜测’这种轻佻的口吻陈述历史，填充种种空白之处，裁决模糊的疑点……叙事的可信与否代替了历史事实的真实与否……叙事人与话语的关系遮盖了人与历史的关系”。梁旭东指出，叙事的身份在新历史小说中的变化特征：“选择偏离主流意识形态的边缘人物作为叙述人”。孙先科也认为新历史小说“采用了具有边缘性意识形态特征的第三人称叙述人，从而将‘自我’的历史改写为‘他者’的历史”。并认为“通过改变叙述人的性质，实际上也改变了文本的经验内容、经验方式，从而也改变了文本的组织与结构原则”。程光炜则论述了新历史小说叙事视点的变换，认为“视点的多样性与叙事的虚构性”“众声喧哗”“这种叙事结构处理显然增加了历史容量，与此同时，它也丰富了我们审度历史的眼光”。
第二，历史与今天时空的跳跃性。王彪指出：新历史小说“在叙说历史的同时，时时让人感觉到一种现时状态中的观照”。“新历史小说在叙述上常常会出现一个代表现时状态的叙述者——‘我’。‘我’在历史与现在之间不停地跳进跳出沟通着与历史的关联……展现了小说中‘历史’的‘叙说年代’”。钟本康也认为，新历史小说“常采用当下追寻的视角去建构历史”。欧阳明在论及新历史小说的叙事策略时也指出了新历史小说这种时空跳跃的特点：“纵深往复，跳进跳出”“顺时而下，偶或间出”。
梁旭东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新历史小说时空的跳跃性特点：“采用多变的叙述方式，着意构建一种历史与现实，过去与当下之间的对话状态”“叙述时间是被打乱的，它可以任意组合、构成多重时间相互交叠的状态”。“通过叙述人或读者的感觉不断介入故事的情景，通过人称转换，构建现实与历史双重空间的交叠”。程蓉指出新历史小说之所以常常采用“多少年以后回想起来……”这种《百年孤独》式的着名句式，是为了“使历史与现实频繁碰撞、相互渗透，彰显出历史的现实意义，而且令人体悟到客观时间对历史的界定和人们的心理时间对历史的感受的本质的不同”。新历史小说叙事策略上的时空跳跃性，实际上来自于新历史小说打通过去、现在、未来的需要，是“时间空间化”的需要，是现实与历史对话的需要。王彪曾就此指出：“不再是往昔岁月的客体真实，也不仅仅是现代意识对历史的重新观照与铸造，历史成了现在与过去的对话间不断涌动而出的一种活的时间过程”。
第三，叙事的自我解构。南帆认为：“新历史小说作者一方面大量征引史学典籍，较之传统的历史小说有过之而无不及。另一方面，作家又顺手将刚刚建立起来的历史气氛破坏殆尽……许多场合，小说之中出现了‘我设想’、‘我猜测’或者‘我想’这样的字眼，但是，随后而来的叙事毫不迟疑地将这些猜测和设想当成了必然在故事之中使用”。“叶兆言《枣树的故事》后半部分不断地出现这样的补充说明：‘我深感自己这篇小说写不完的恐惧。事实上添油加醋，已经使我大为不安。’‘实际上，她的为人和我以上的描写，有着明显的格格不入’。”南帆认为“从权威历史话语的解构到自我解构，这才是（新历史小说）叙事游戏的完整路线”。
除去“马原热”等少数情形外。学界一般总是把“讲什么”看得重于“怎么讲”，这在新历史小说的研究中也是如此。对新历史小说“怎么讲”的研究。似乎还有着给以特别强调的必要。
学界对新历史小说的研究还有许多应该评述之处，诸如，对新历史小说中现实与历史关系的研究，对新历史小说与古典历史小说关系的研究，对新历史小说中价值指向及相应评价的研究，对新历史小说中家园意识、荒诞意识、死亡意识、性意识的研究等等。限于学力及篇幅所限，兹不一一，有待于来者给以更充分地概括与评述。
十四年抗战时期文学一瞥
概念的困惑及其他抗战文学，在一般人的印象里，或者说，狭义上的抗战文学，应该指的是1937-1945年间，反映抗战时期与日寇作斗争的文学，所谓与日寇作斗争的文学，固然包括反映中国军民直接与日寇作斗争的文学，如丘东平的《一个连长的遭遇》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等等，也应该包括反映间接与日寇作斗争的文学，这种文学，又应该分为两类，一类是作品所写内容与抗战生活直接相关，如张天翼的《华威先生》沙汀的《在其香居茶馆里》等等，这类作品中，虽无日寇形象出现，但华威先生之出入于抗战活动场合，其香居茶馆里围绕征兵的争吵，无不与抗战生活息息相关。另一类作品所写内容，是反映抗战时期人的生活形态与精神面貌的变化的，如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康濯的《我的两家房东》等等，这类作品，所写内容表面上看，似乎与抗战生活不大相关，例如《小二黑结婚》所讲乃是一个新的社会形态下的新的爱情故事，但这新的社会形态及这新的爱情故事，却是在抗战期间所发生，所以，人们一般将之归入抗战文学而不大发生疑义。但循此逻辑我们再往下推演，则不免就会发生困惑了：如果写抗战时期新的社会形态下的新的爱情故事，可以归之于抗战文学，那么，何以写抗战时期旧的社会形态下的旧的爱情故事，如抗战时期沦陷区作家所写的表现男女情爱的小说，就不可以归之于抗战文学呢？那也同样是抗战时期的中国人的一种人生形态呵。再往下推演，则我们可以说，梁实秋的《雅舍》，也是可以归入抗战文学的，因为那反映了抗战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在大后方的艰苦的生活情形及其乐观的精神姿态。但将梁实秋这类充满清新味道的，谈日常生活情趣并在日常生活情趣中见出对人生真义理解的《雅舍》及《雅舍小品》，归之于充满火药味的抗战文学，总是有点让人觉得不那么到位。梁实秋本人在抗战时期所主编的《中央日报》副刊《平明》的“编者的话”中曾说过：“现在抗战高于一切，所以有人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我的意见稍微不同，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但是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截搭上去”。梁实秋的这段议论，在当时被时人冠以“与抗战无关论”，并引起了一场对梁实秋进行批判的轩然大波。但看来梁实秋本人却并未被这场批判所折服，《雅舍小品》就可以视为是梁实秋自己上述主张的具体实践，可见，梁实秋本人是未将自己的此类文字归入抗战文学的行列之中的。但鲁迅的意见却与此不尽相同，他在《这也是生活》一文中批评当时的某些人：“教人当吃西瓜时，也该想到我们的土地被割碎，像这西瓜一样。自然，这是无时无地无事而不爱国，无可訾议……但我自己问，战士吃西瓜，是否大抵有一面吃，一面想的仪式呢？我想，未必有的。他大概只觉得口渴，要吃，味道好，却并不想到此外任何的好听的大道理……战士的日常生活，是并不全部可歌可泣的，然而又无不和可歌可泣之部相关联”。将鲁迅这段话移入关于抗战文学之于抗战时期之生活的关系中，我想也是极为贴切极为适用的。张爱玲在论及战争与个人生活的关系时，曾说过这样的话：“在香港，我们初得到开战的消息的时候，宿舍里的一个女同学发起急来，道：‘怎么办呢？没有适当的衣服穿！’……我们还是我们，一尘不染，维持着素日的生活典型……我记得香港陷落后我们怎样满街的找寻冰淇淋和嘴唇膏”。你不能不承认，这也是一种被战争所影响了的生活，虽然其并不那么让人激动，让人感奋。但是，当你将上述种种生活及对其的反映都归之于抗战归之于抗战文学时，抗战、抗战文学，也就因其无所不包，无所不指，因其概念的过于宽泛，失去了特指的规定性，从而也就失去了其自身。
所以，我在本文中用了“抗战时期文学”这样一个没有内涵特指只有时间限定的词组。
但即使用这样一个词组，也与时下略有不同。时下所说抗战时期文学，一般是指1937-1945年，在其他时间、范畴的作品，一般不算。但我在这里，却是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开始算起的。不论你是将九一八事变算作是中日的局部战争，还是算作是中日全面战争的序曲，总之是，从这时开始，对日作战已经成为影响其时国人精神生活的重大的时代内容。抗战、抗战时期的文学，从此正式地登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
抗战时期的文学，还有着这样的一个特点，就是越是临近抗战后期，或者是在抗战结束的几年内，成熟的作品相对来说，就越多一些，如长诗《王贵与李香香》长篇小说《四世同堂》等等，而在抗战初起之时，难得有让你拍案的作品问世。这样的一个原因，其实不难找到。鲁迅曾在《革命时代的文学》一文中说过：
“到了大革命的时代，文学没有了，没有声音了，因为大家受革命潮流的鼓荡，大家由呼喊而转入行动，大家忙着革命，没有闲空谈文学了”。用鲁迅这段话来说明抗战初期何以好作品不多，我以为是极为准确的。如是，现在的一些谈抗战文学的着作、论文，是往往不将1945年作为文学史上的一个截然两分的时间的，是常常将1945年之后几年内的好作品也归之于抗战时期的文学的，因为那也是在抗战时期结下的硕果呵。但在本文中，我想还是应该将下限规定在1945年，虽然有些写抗战生活的着名作品，写于抗战时期，却发表于抗战胜利之后，如孔厥、袁静的《新儿女英雄传》等，但我也仍然不将其列入本文的论述范围之内，那原因，也只是因为“抗战时期”这一时间的限定。
东北作家群东北作家群是指以萧红、萧军、白朗、罗烽、舒群、李辉英等为代表的作家群体。其主要的代表性作品是萧红的《生死场》《呼兰河传》萧军的《八月的乡村》《第三代》端木蕻良的《鴜鹭湖的忧郁》舒群的《没有祖国的孩子》骆宾基的《幼年》罗烽的《呼兰河边》等等。他们的作品率先写出了被异族统治的痛苦与对之进行反抗的怒火，被称为中国抗战文学的先声。
东北作家群又被称为流亡作家群，其创作又被称为流亡文学，这是东北作家群不同于抗战时期其他文学创作群体的一个显着特点。九一八事变后，曾经有过一个短暂的以哈尔滨为基地的“北满文学”中心时期，以萧红、萧军为代表的文学青年，在这一时期积极开展各种抗战文学活动，但旋即即遭迫害与镇压，萧红、萧军等主要作家相继入关南下，不久，在左翼文学活动的中心上海，形成了东北作家群的第一次大会合。上海沦陷前夕，他们又再次向南方迁徙，会聚武汉，形成了东北作家群的第二次大会合。武汉沦陷后，他们星散各地，融入到其他创作群体中，宣告了东北作家群的结束。背离家乡，流离失所，多次迁徙，终无归宿，可以说，是这个作家群共有的命运。这样的一种流亡生涯流亡心态，势必自觉不自觉地体现在他们的创作之中，体现在那情感流淌着的字里行间。
日寇在中华大地上的暴行，是东三省人民最先感受到的，东北作家群对此作了充分的展示。最早的作品是李辉英发表于1932年的短篇小说《最后一课》，即描写了某沦陷城市一女学生被侵略日军蹂躏的悲惨故事，而性暴力是战争年代中政治暴力、军事暴力的最常见的最突出的显现形式。在萧军的《八月的乡村》中，我们看到的是这样的惨不忍睹的场面：“路上随时可以看到倒下去的尸体。女人们被割掉了乳头，裤子撕碎着，由下部流出来的血被日光蒸发，变成黑色。绿色的苍蝇盘旋着飞”。这种对日寇暴行的揭露，我们在罗烽的《呼兰河边》端木蕻良的《压岁钱》舒群的《邻家》白朗的《轮下》，不时地可以看到。但是，有压迫就会有反抗，萧军的《八月的乡村》描写了一支抗日游击队在斗争中成长的故事，人民革命军司令陈柱、队长铁鹰、群众李七嫂等等勇敢坚毅的形象都塑造得栩栩如生，作品被时人称为“中国的《铁流》”。萧红在《生死场》中，写了东三省人民的觉醒：“我是中国人，我要中国旗子，我不当亡国奴，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这可以说是觉醒了的东三省人民的共同的心声。东三省与朝鲜山水相连，命运相关，反映中国人民与朝鲜人民的联合抗日，构成了东北抗日文学的一个特点，端木蕻良的《大地的海》舒群的《没有祖国的孩子》就是这方面的名篇。
无家可归的流亡状态、心态在东北作家群的身上体现得特别突出。“萧军的《樱花》，写一位爱国志士手毙敌寇，几乎死于囚牢，但当他历尽千辛万苦逃到关内时，却生活无着，沦为乞丐，女儿也被迫卖淫。舒群的《老兵》中走向抗日的张海，流落关内后，竟然露宿街头，悲惨死去”（章绍嗣《抗战文坛上的一支劲旅》）。这样的一种流亡心态，随着时日渐久，就转化为对家乡、童年的忆念。这方面最突出的作品是萧红的《呼兰河传》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的第二部骆宾基的长篇自传体小说《幼年》等，而萧红以一个女性身份，最后极为孤独地客死于香港，可以视为是这种流亡状态、心态最为集中、鲜明的体现。
东北作家群中，最为优秀的作家是被称为二萧的萧军与萧红。鲁迅曾分别为他们的《八月的乡村》《生死场》作序。在《序》中鲁迅认为《八月的乡村》是“关于东三省被占事情的小说”中“很好的一部”，“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蝈蝈，蚊子，搅成一团，鲜红的在读者眼前展开，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和活路。凡有人心的读者，是看得完的，而且有所得的”。称赞《生死场》“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鲁迅的这些评价，可以说，是具有着某种经典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