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统区战时文学国统区是中国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但成功地描写与日寇作战的作品并不多，常常被史家所称道的是丘东平的《第七连》《我们在那里打了败仗》《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姚雪艮的《差半车麦秸》等。丘东平的小说让读者看到了“中国的新军人果然在旧的队伍中产生了”，姚雪艮的《差半车麦秸》，写一个被人认为“不够数儿”而落下个“差半车麦秸”绰号的农民，在抗战中不断成长的故事，从而反映了抗日战争的全民性。真正能够体现国统区战时文学特色和成就的，是那些以批判性见长的作品，这就是张天翼的《华威先生》陈白尘的《升官图》等等。张天翼的《华威先生》，着重抨击了抗战时期，以国民党为代表的某些人，假借抗战之名，处处为个人争取权力。沙汀的《在其香居茶馆里》，通过地方势力邢么吵吵与方治国在茶馆里围绕着服兵役问题而发生的一场争吵，特别是通过未出场的新任县长的形象，揭露了国民党地方政权的腐败，揭露了国民党表面上大力整治地方吏治的虚伪，并由此揭露了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已经到了病入膏肓无药可治的绝境。茅盾的《腐蚀》，以一个失足女特务的日记的形式，生动地展示了国民党大后方黑暗的特务统治。陈白尘的《升官图》，是一幅逼真的官场群丑图，官场中的贪婪、虚伪，见风使舵，落井下石，尔虞我诈，昏庸无耻，通过官场中群丑的形象塑造，被表现得淋漓尽致，呼之欲出。自五四时代始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现代文学对社会的现实批判性，在这些作品中，得以一脉相承的体现与承传。在过去我们对这些作品的评价上，有两点是未能给以足够的关注的，一是这些社会弊端与战争的关系。正是在战争这样的一种极端的社会形态中，这些社会弊端才能得以集中的展现与形成。再一个是，我们过去总是将这些社会弊端归之于国民党政权的腐朽性，而未能将其视为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出现的社会弊端及其在战争形态下的突出显现。这样，我们对这些作品的现实的社会批判性就未能在一个历史进程的维度上，给以更充分的认识，而只是将其归之于一个社会平面的层面上。
这样的一种批判性，在那些以拷问人性深层意蕴的作品中，如路翎的《饥饿的郭素娥》及其后在抗战中完成了一半的《财主的儿女们》夏衍的《法西斯细菌》以胡风为代表的七月诗派的诗作中，体现得更为深隐。以胡风为代表的七月诗派的诗作，及其在小说领域里的代表——
路翎的小说，重在写人性在社会中的扭曲及生命力为之的抗争，夏衍的《法西斯细菌》写暂时的文明对野蛮的无力中的人的思想与命运的复杂。如果说，前述张天翼的《华威先生》等，虽然也写出了超越一个时代的人物的性格上的特征，但毕竟是以对社会的批判性而为其最为主要的特征的话，那么，这些作品的最为主要的特征，则是对人性及人的命运在社会中的复杂意蕴的深入挖掘。这一特征，是五四文学的“人的文学”的延展与潜伸。
梁实秋的《雅舍小品》冯至的十四行诗等，是国统区战时文学中的一组独特的奇葩。梁实秋的《雅舍小品》写日常生活的种种情趣与人生哲理，如对男人、女人、中年等各作人生概括的《男人》《女人》《中年》等等。这些作品看似远离抗战生活，但在战时，一经发表却为战争时代的陪都人民所争相传阅，这其中的意义是时至今天也仍然没有给以真正的认识的。周作人在其着名的作为五四文学革命理论宣言的《人的文学》中曾说过：“我所说的人道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至于无我的爱，纯粹的利他，我认为是不可能的……那是超人间的道德，不是人所能为的了”。这一五四时代“人的文学”的重要的思想内涵，在推崇牺牲的火与血的抗战年代自然易被时代所忽视，但被忽视却并不等于在实际生活中不存在，梁实秋的《雅舍小品》在其时的风行一时，或许正是对其存在的最好的说明。冯至是一位被鲁迅最为推崇的中国现代的诗人，他的十四行诗，是“关于个体与人类的生存状态、人的生命的形而上的体验与思考”，是西方现代文明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生命相遇合的结果，在战火纷飞的抗战时代，这样的一种遇合，怎样说来，也是一个奇迹，那更为深广的历史背景，我们也许要到二战时期的，有英美参加的最为广泛的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去找，那或许是其在中国的一道独特的投影。
历史剧在国统区的战时文学中，也是一道夺目的风景线，郭沫若的《屈原》阳翰笙的《天国春秋》等，都是其中的亮点。这些历史剧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含沙射影以古讽今，将古代历史在历史剧中作今天化处理而不完全拘泥于历史事实。譬如《屈原》中对投降派的尖锐的批判，譬如在剧作中加入了历史中的屈原身边所不曾有的婵娟等等。对历史所作的这样的处理，因为切合了当时人们的现实的情感需要，因而，备受当时人们的欢迎，不似现在人们，在观看历史剧如《雍正王朝》《汉武大帝》时，总要屡屡以不合历史史实而非之，这或许也是战时历史剧与今天历史剧在不同时代受众头脑中不同的“期待视野”之不同而导致的不同的结果吧。作为诗人的郭沫若，其历史剧还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强烈的诗的抒情性，如他在《屈原》中的“雷电颂”即是突出一例。这与其说是郭沫若历史剧的一个特点，毋宁说成是当时那个时代受众的抒情的迫切性使之然，或者说，体现了那一时代受众的迫切的抒情需求。说到这一点，我们不能不提到戴望舒的《我用残损的手掌》艾青的《火把》田间的《给战斗者》等表现抗战时期中华民族情怀的抒情诗作。这些抒情诗作，不仅在当时读来让人心潮澎湃，即使在今天读来，也仍然会让人感到热血沸腾。
国统区战时文学中，有一个领域在今天特别值得给以深入的打捞与细致的辨析，这就是当时反映国民党抗日的作品。这些作品由于其后话语权力作用的结果，我们对其往往缺乏必要的了解与认识，从而使这一领域成为一个明显的“被遮蔽区”，或者是受到不应有的扭曲与批判。就拿陈铨的《野玫瑰》来说吧，剧作表现的是国民党特工人员在其时受命铲除汉奸的故事，但这一剧本在发表之初，即受到批评，其后，长时间不为人知，即使在今天，其实也没有受到应有的了解与重视。
解放区战时文学解放区战时文学因为与其后四年的文学及再往后的十七年文学血肉相承，所以，一直被大众所熟知。但熟知与真知还是有一段遥远的距离的，我们今天重说解放区战时文学，也只是试图缩小这一距离而已。
解放区战时文学的最大特点是歌颂。歌颂一个新的社会，一个新的人生。
这种歌颂的一个最主要的特点，是对既定事实的充满理想性的“改写”，并通过这样的一种“改写”，来表现自己对现实的革命性愿望。赵树理《小二黑结婚》中小二黑、小芹原型的命运，原本是一个非常辛酸悲惨的结局：男主人公被妒嫉他的男青年们殴打致死，而又被伪以自杀假象，男主人公的父亲为此状告各方却得不到应有的同情。这一结局，原本是中国国民受几千年封建思想愚昧的结果，在鲁迅的笔下，正可以作如润土、祥林嫂等国民劣根性的标本，但在赵树理的笔下，却将这一结局，改写为一个男女主人公喜结良缘，二诸葛、三仙姑痛改前非（至于三仙姑是否有“前非”，则又另当别论）的大团圆结局。《白毛女》中喜儿的原型，原本是一个对所嫁财主曾心存幻想的农村女子，这在“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就是那一个时代统治阶级的思想”的年代，实属正常，但在《白毛女》中，也因了阶级话语的作用，将之改写为对地主黄世仁、穆仁智们心怀深仇大恨，人物性格也从病态而趋于健康。孙犁自称其小说的创作，源自于对社会现实、时代人生的“残破”印象的太深太多，但这太深太多的“残破”所直接引出的，却是其作品如《荷花淀》中女性天性的美好纯洁。类似这样的改写，在解放区战时文学中，可谓是比比皆是。不难看出，这样的一种改写，是基自于对一个新的社会形态的向往与希望，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向往与希望，正是因为着其时解放区的出现。
解放区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其必然的原因。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在解放区之外，私有经济的恶性膨胀，贫富之间极端的悬殊与对立，垄断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尖锐矛盾，权力机关的腐败堕落等等，都使广大民众将希望的目光与前行的脚步，投向共产党所领导的解放区这一全新的社会形态，众多有志之士有志青年潮水般地涌入解放区，解放区的迅速扩大并最终完成了新的共和国的成立，就是最好的历史的证明。正因此，当解放区这一全新的社会形态出现在为现实所苦的人们面前之时，大家对此抱以满腔的热情与理想，并以此来“改写”现实，就是一件非常自然而然的事了。这样的一种改写，是以对社会的理想作为其价值导向的，解放区战时文学推崇理想化色彩甚浓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及至在建国后，再发展为以浪漫主义为主导以现实主义为基础的“两结合”，也就是顺理成章之事了。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看，解放区这一全新的社会形态，也可以说是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种种弊端、弊病的有力制衡，而解放区文学，就是对解放区这一全新的社会形态在社会生活、人生形态、情感形态上的形象反映，譬如财富均衡，地位平等，执政廉洁等等，惜乎人们对解放区这一现代性特征及因这一特征的存在，而使中国的现代性呈现某种复合形态的重要性尚缺乏足够的重视。
时人常常认为解放区文学是对传统文化的某种回归，是对五四精神的某种远离，但事实未必尽然。中国的传统社会是宗法社会，家族在乡村中，占有着决定性的作用，但在解放区中，共产党却通过阶级斗争、政治形式，对中国传统的家族社会形态，给予了某种摧毁性的打击。你看，在《小二黑结婚》中，家族势力占上风的农村基层政权，不是在共产党的政治权力的作用下，土崩瓦解了么？在赵树理的小说中，我们处处可以看到，农村中的好吃懒做的“混混”，最容易成为村落中，家族利益的代表，成为混入我党的异己分子。在马烽的《村仇》中，我们也看到，以家族利益为本位的村落之间的冲突，最终在共产党阶级斗争学说的作用下，化干戈为玉帛。孙犁的小说，则通过对女性的描写，通过对女性独有的生命形态、情感形态的描写，写出了人性及人的存在的本然形态。这些，都是与五四现代精神有着一脉相承的血缘关系的。
解放区战时文学的构成成分比较复杂，相互之间的冲突、矛盾也比较多，这尤其体现在从上海等都市来的艺术家们与本地文化之间的关系上，这构成了解放区战时文学的一大特色。丁玲的《在医院中时》，写一位从大都市上海来的受过现代科班训练的医生陆萍，在解放区医院里，与本地文化的冲突，从而折射出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二者之间的不和谐性。她的另外一部名篇《我在霞村的时候》，写被日寇俘获的农村女子贞贞，放弃从日寇魔爪下逃跑的机会，忍受日寇的蹂躏，为抗战军民获取敌伪情报，为抗战立了大功，但却被自己家乡的乡亲们所不能理解，被视为是一个丧失了贞节的坏女子。表现这种现代思想与传统观念冲突的作品，还有丁玲的杂文《三八节有感》王实味的杂文《野百合花》莫耶的小说《丽萍的烦恼》等等。解放区战时文学各种文学质素、力量的消长起伏，是一个在思想、精神、文学等等方面，含金量均极高的“富矿”，或许现在的开采才刚刚开始。
沦陷区战时文学沦陷区是指在抗战时期为日寇所占领的地区。沦陷区战时文学最值得关注的有两种文学现象，一种是女性的个人生活化写作，一种是通俗文学写作。
女性的个人生活化写作的代表作家是张爱玲、苏青、梅娘。张爱玲的小说，近些年来极为火爆，我在这里反而可以略而不表。苏青在当时，与张爱玲齐名，她的小说代表作是自传体小说《结婚十年》《续结婚十年》等。苏青的小说，注重对女性生存困境的抒写和对女性情欲的表露。前者如“生女的悲哀”“为人媳的烦恼”；后者如对女性性要求的大胆抒写。苏青的小说还有更值得重视的另一方面，那就是她在作品中，处处为女子作实际的打算，推崇女性的实用主义观。苏青小说的意义在于：既批判了“封建”的男权文化，又质疑了五四的女性观，而后者，其实更为重要。梅娘也是一位曾在抗战时期享有盛誉的作家，时被称为“南玲北梅”，南即上海的张爱玲，北即当时身居北京的梅娘。梅娘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其所谓的“水族系列小说”如《蚌》《鱼》《蟹》。她的小说，对女性的生存处境、生存困境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又常常用象征手法来表现这种关注，如用蚌、鱼、蟹来象征着女性的三种生命处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