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重构客观存在的历史客体。张清华认为：新历史小说对历史的理解和把握“产生了根本性的位移”：“即由原来着眼于主体历史的‘宏伟叙事’而转向更小规模的‘家族’甚至个人的历史叙事；由侧重于表现外部的历史行为到侧重揭示历史的主体——人的心理、人性与命运；由原来努力使历史呈现为整体统一的景观到刻意使之呈现为细小的碎片状态；由原来表现出极强的认识目的性——揭示某种‘历史规律’，到凸现非功利目的隐喻和寓言的‘模糊化’的历史认知、体验与叙述”。孙先科认为：“新历史小说第一个明显的特征是对重大题材的更置与替换，家族史替代重大的政治历史事件成为新历史小说所青睐、所选择的最主要的题材内容”。新历史小说：“成功地将‘历史小说’的‘历史性’置换为家族性的世俗生活和个人的日常性存在”。新历史小说的题材经历了“从‘大’到‘小’，从‘政治性’和公共性到‘家族性’、私密性的转变。”南帆也提出了相同的看法：他在列举了大量新历史小说后指出：“从宏大的战争景观和江山的改朝换代转向了家族和村落，这首先是一种历史单位的重新划定……显示出微型社会组织在历史图景之中的意义——传统的历史小说常常忽视后者”。钟本康认为：“从关注阶级的民族的命运，到关注个人的家族的命运，这是新历史题材先锋小说在内容上的一个转折，一个起点”。蔡翔指出：“在新历史小说中，家庭故事占有极大的比重”。朱水涌指出：在新历史小说中：“历史零乱地、碎片般地堆积在那里，充满了偶然性与随机性，家族的历史与个人的命运布满了种种神秘的宿命的际遇”。陈晓明在谈到新历史小说代表作家刘震云的小说创作时也认为：“他关注的是那些生活情境的细微末节”。如果我们注意到了家族小说是新历史小说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注意到了家族小说对琐碎日常生存形态描写的重视，我们就应该承认，研究者们对新历史小说重构客观的历史客体的把握是相当准确的。
研究者们不仅准确地把握了新历史小说对客观的历史客体重构的表现形态，也精辟地指出了这种重构的意义所在。如孙先科指出：“随着家族史……成为文学历史话语关注的焦点，新历史小说从原来的以政治性和道德伦理性为主导内涵的意识形态主题向着消解二元对立深度模式和因果式的逻辑思维框架、淡化政治意识和道德伦理意识的多元、边缘、弱势的意识形态转换、过渡”。南帆指出了描写普通人日常生存形态的重要性：
“放弃了江山属谁的传统历史兴趣……将历史聚焦点设定在百姓日常生存的维面之上，承认这种生存的判断原则”。陈晓明则从呈现历史的角度肯定了对普通人日常生存形态的肯定：“用那些可笑的凡人琐事消解庞大的历史过程”，“为人们提供了乡土中国的‘历史图景’——
不在的历史”，“因而，失踪的历史变成一个无处不在的隐喻，使……那些散漫无序的叙述具有了某种思想底蕴”。当然，也有意见相左的评价，如朱水涌就认为：
“没有因果与逻辑正义与真理，不存在着崇高与卑鄙，道义与是非……迷失了历史合目的性发展的方向”。西方新历史主义将历史分为大写的单数的历史与复数的小写的历史。如果说，过去传统历史小说所再现的占统治地位的由重大历史事件构成的历史是大历史的话，那么，现在新历史小说在将题材“经历了从‘大到‘小’，从‘政治性’和公共性到‘家族性、私密性的转变后，就构成了以边缘性、碎片性的“小历史”对“大历史”的解构。在这种解构中，原来被政治历史话语所遮蔽的历史的原生态得以敞亮。因为在事实上，政治历史话语毕竟是对社会生态的一种抽象与提炼，而真正的社会历史原生态是在经济的基础上，在历史的惯性作用中，由历史的“总的合力”所构成的，新历史小说通过家族、村落史中那芸芸百姓的个人性日常存在的展示，敞亮的正是这种社会历史的原生态。在这其中，传统历史小说中政治对历史的直接的线性作用被经济的、历史的惯性、历史“总的合力”所取代了，而任何一种理论，都不能将这“总的合力”中的各种“力”一一辨析出来，因之，以原有的历史观念来解读新历史小说，势必会感到价值判断的失范。应该说，新历史小说的研究者们对新历史小说重构历史客体的努力的研究与判断，是相当准确、深刻的。
（二）对历史观念中的重构。如果说，新历史小说重构客观的历史客体尚未引起太多非议，甚至对新历史小说大体持否定立场的刘圣宇也说：“这些作品表达了对历史过程中人的普遍命运的关怀，对历史本质的另一种阐释……与50年代、60年代小说宏大的意识形态叙事真正构成一种张力关系”。那么，新历史小说对历史观念重构的努力，则因与传统历史小说观念差异过大而被学界所激烈争论，并因之也涉及到对新历史小说重构客观的历史客体真实性的质疑。张清华指出：“在新历史主义理论家看来，作为‘存在的历史’永远是以作为‘文本的历史’形式存在的，而它们之间又永远不是一个等号，用海登·怀特的话来说，‘文本的历史’仅仅是作者的一种‘修辞想像’……这就为文学创作对历史的介入活动中的某种虚构与想像提供了合法性依据”，新历史小说作家将之作为自己的“一种自觉的观念”。
王世诚也认为新历史小说重构观念中的历史客体，是将历史作为“一种臆想的虚幻历史存在”，他将之称为“诗性超越”并以为这是对新历史小说“理解的核心”。正是这样的一种新的历史观念，引起了许多批评者的指责。
刘圣宇认为：新历史小说：“叙述的不是曾经存在过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而是作家对‘过去’的人生形式的个人想像……自五四以来，被约定俗成地视为严肃文学范围内的中国小说，几乎从未像这些作品中表现出如此严重的疏离历史的态度，许多评论文章连篇累牍地发挥什么‘对历史的解构’‘串拾历史的碎片’等等，简直近于痴人说梦”。沈嘉达认为：“新历史小说作家笔下的‘历史’不是历史（正史），只是某种框架，支撑起作家个人的现实寓意”。并认为如果“只是把新历史小说当做一种消解历史的方式，它还值得我们为之耿耿于怀吗？”宋晓萍也批评说：新历史小说之“新”，“意味着它不再执着于曾经发生过某事，出现过某人、时间、地点。不再就历史作材料的思考，而是把历史当做思考的材料”。由于新历史小说重构客观的历史客体时，必不可免地有着作家观念的影子，是作家站在今天对过去的重新编码。所以，对新历史小说重构观念中的历史客体努力的怀疑，势必连带对新历史小说重构客观的历史客体努力的怀疑。丁帆、何言宏认为：“新历史小说表面上是对历史的回归，实际上有诸多理由可以证明这种回归历史是超离历史的”。他们借用霍尔·福斯特的话对此予以说明：“一，历史的脉络被忽视了。二，历史的连续性被背弃了。三，不但过去的独特性没有被注重，现在的需要也被完全忽略。”雍文化从发展的角度批评说：新历史小说“着意表现历史的微妙、复杂，以致常常使人对历史的认识模糊、难解甚或误入歧途，这未尝不有助于人们对历史的思索，对历史复杂性、丰富性、多样性的认识。当然，如果再往前推，以为历史真相常常被人掩盖，便对历史的客观真实性产生怀疑，甚至认为不可知，那就是一种理性的迷失了。”针对新历史小说对“文本的历史”的解构，刘中顼批评说：“一般史书评价可以不同”，“其中的历史记载大多还是比较真实的……我们当然只能以现存的史料作为历史事实的基本依据”。针对新历史小说将历史通过对过去的人生想像作为自己的现实寓意的做法，刘中顼批评道：“由于古今历史小说家创作的历史小说大多具有基本上忠于历史的习惯，因而……培养出了中国民众欣赏历史小说的观点——至少不把历史小说中所写的事件看成是虚假的”。“一些新历史小说家在写作中却又故意采取一些元叙事的方法，引用不少‘资料’加以‘证明’，把新历史小说装扮得简直像历史档案、报告文学一般真实，作者也力图使人们相信他写的是比任何历史记载都更真实的事实，这样，就更增加了对人们认识历史误导的迷惑力”。
看得出，研究者们对新历史小说重构历史的方式认识、把握是一致的，分歧在于评价的不同。造成评价相异的原因有两个：第一，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对哪种历史客体更能体现历史本质的真实评价不一。这特别体现在对新历史小说重构客观的历史客体的评价中，尤其对那些在村落史、家族史掺入政治力量斗争的作品的评价中，意见的对立更为尖锐。譬如认为《丰乳肥臀》、《白鹿原》、《故乡天下黄花》等作品模糊、歪曲了国共斗争的史实、是非。第二，由于对历史观念上的不同，导致了对新历史小说重构观念中的历史客体的评价不一。一方持传统的历史观念，认为历史是一种客观的实存，一方持新历史主义的历史观，认为历史是话语中的历史。由是，评价自然悬殊甚异。
人的存在
无论新历史小说采用何种方式重构历史，这种重构的中心始终是人的存在，是种种人的存在形态，这自然引来了研究者们的各种言说。
研究者们首先肯定了人在新历史小说中的地位。梁旭东认为：
“新历史小说的导向是非常明确的：人与人性。”王彪认为：“新历史小说表现的历史就是中国人的生命历史与生存历史”。路文彬认为：新历史小说“将重构历史的根基奠定在对于人性的刻意渲染与透视上，由此来彰显历史的真正成因”。崔振椿认为：新历史小说的三种力量：“先锋派以历史瞬间个体生命的荣辱盛衰颠覆正统历史”；“写实派借正史与人的原生存状态对照，以此质疑、反叛正统、权威历史”；文化生命派“以文化视角、生命本体视角去透析历史”。颜敏认为：新历史小说“从外在的历史社会转向历史世界中的个人命运，以个体无常的命运历史替代社会必然性的历史，以日常生活的随机性与不确定性替代理性社会的规整性”。徐肖楠则从意义的角度阐释了人在新历史小说中的位置：“先锋历史小说所虚构的奇异、神秘的历史事件，并无历史事实或真正的历史价值，但对于人类的精神得救却至为重要”。第二，研究者们指出了新历史小说中所体现出来的人的种种生存形态。
张清华指出了新历史小说对人的超时代性超历史性的描写。他认为，新历史小说“侧重表现文化、人性、生存范畴中的历史”，并借用海登·怀特的话说：“这是用一种文化系统的共时性文本来代替一种独立存在的历时性文本”。吴义勤也认为，新历史小说无意再现真实历史，而是“历史人生整体化”。
梁旭东等人着重揭示新历史小说中人的深层内容。梁旭东认为，新历史小说“展示的是一幅灾难人生的画面。灾难人生，这是小说家透过种种遮蔽，对人的生存状态所作的一种最深刻的揭示……是一种最基本的人生景观”。“灾难人生有两种形态，第一，欲念支配下的人生。第二，荒谬状态中的人生”。路文彬认为：“新历史主义对于历史中人丑恶行为举止的暴露，其旨意也不仅止于所谓国民劣根性的揭示，而意欲深入人物潜意识的心理底层，以探讨人性中最为内在最为根本的欲望”。颜敏则将新历史小说对人的观照一分为二：先锋派的新历史小说：“大都以绝望悲观的情绪投射在人类的理性盲区和人性的生物根性上，或者追寻个人命运的无常和偶然，或者穿透人的外壳探究晦暗的内心深层，从人类本体的不完善及有限中喟叹苦难的人生，所以，他们的历史往往是丧失历时性概念的空壳”。家族小说则是：“祛除了历史的虚拟性，作家把历史世界当做实体性的生存时空加以呈现，因而关于苦难的价值意向就从具体的历史情境中流露出来”。那就是“不能接受那些以历史名义将苦难合理化制度化的绝对论”。“减轻人为的苦难”。
即使是写传统历史小说中的重大题材，新历史小说也是将重心落在了对个体生命的观照上，即重大历史史实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这史实中个体生命中的价值，这是新历史小说与传统历史小说的极大不同。程蓉以《灵旗》为例指出：“新历史主义小说表现历史战争，却着意凸显战争胁迫下的普通将士的生存困境，同情历史脚步践踏下的个人的悲剧命运，尊重人的尊严和人此世的幸福”。程蓉将之归结为新历史小说中的人文意识。这与孙先科对此的看法一致，孙先科同时指出了人文精神在新历史小说中的另一向度，那就是以《红高粱》为代表的“以原欲为基础的粗粝而蓬勃的民间文化精神”。除人文意识外，程蓉还以《故乡天下黄花》为例，指出了在揭示人的生存状态时，“新历史主义小说还常常以民间价值标准去评判属于政治意识形态范畴的现象和人物”。
第三，正是因为新历史小说以人、个体生命、欲望、灾难人生、存在的荒谬性构成自己历史文本中的主要内容。所以，与之血肉关联的历史形态就往往以偶然性、断裂性、模糊态、神秘性、荒谬性、悲剧性的面目得以呈示，并且充满了一种历史的颓败和荒凉，传统的历史本质、历史规律也因之被彻底解构。研究者们对此通过作品评价给予了比较充分的剖析，并由此得出大体一致的结论。沈嘉达认为：在新历史小说作者看来“历史就是偶然……历史同时是欲望化的”。钟本康认为：新历史小说作家用偶然性与必然性的分离，因果解体，表现了历史的不确定性和营造历史的迷宫。雍文化也认为：新历史小说与传统历史小说的一个根本不同是“较多地关注和表现历史的偶然性，历史的不确定性”。杨建国亦持相同观点；认为新历史小说“着重揭示人物命运的反常转换”，“化自己的随着编织为命运的无常与偶然”。王彪认为：“新历史小说中的‘故事’，常是片断的、残缺的”，“我们很难看到完整的历史事件”“历史是由偶然的许多不期而至的巧合组成”。徐肖楠认为：“先锋历史小说的神秘主义总是与宿命相连……人的命运早已被神所规定，并且毫无反抗的可能，反抗命运或历史的结果，只能是灾难和死亡，并且这种反抗本身就已经事先注定。”他并且通过对众多新历史小说的具体评析，认为新历史小说展示的是一幅“颓败的历史文化情景”。蔡翔则试图找寻新历史小说之所以反复写偶然、神秘、颓败、荒证的原因，他指出：“历史的荒谬感正为自于人对此在的荒谬感受”。可惜这样深入的追问，在研究中尚未得以充分地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