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院派批评的兴盛与突起，由于其超常的发展及发展中的鱼龙混杂，所以，容易让人在炫目之后，更多地感受到其的缺陷与不足，如学风的浮躁，如新名词的堆砌，如理论与现实的脱节，但细究下来，学院派批评的兴盛、突起之于当下批评，之于中国思想、文坛的发展、健全，功莫大焉，善莫大焉。
首先，是对一体化批评话语及一体化批评格局的消解。中国文坛的批评话语、格局，曾经是政治话语独霸天下，而今又面临着被经济话语独裁的危机。不是说，政治话语不应在当下批评中占据一席之地，也不是说当下批评中的经济话语就怎样地玷污了批评的清白，作为某种集团、力量的话语代言人，它们理应在当下批评领域中拥有发言权，只是由于它们在社会结构中的天然的优势，极易造成对其他批评话语的吞没与遮蔽。学院派批评的成形与出现，至少在两个方面体现了一种新的批评话语的力量，一个是从人类既有文明积累知识积累思想积累出发，从学理性出发，从而体现了一种相对超越于现实利益现实格局现实实践性制约的批评立场，再一个则是体现了从根本上说，是为经济地位所决定的一种社会力量在今天的发言权。二者之间互有矛盾却又是互为依存的。但不管怎样，这样的一种批评话语批评力量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当下批评的性质构成与格局构成。如果说，新时期以来，先是有着一段多方力量共同导引、推动历史的“合谋”的甜蜜岁月、“共名”时光，其后又有着对现实进行激活的所谓“学在民间”的提法，那么，如今的“学在大学”，或许昭示着一个科学、理性的批评时段的到来。
其次，学院派批评较之其他批评派别，如作协派批评、媒体派批评，更少从当下出发的平面性，更多学术、历史的纵深感，这是为学院派批评与学院的学术研究学术训练有着天然的亲缘性这一优势所决定的。譬如北大的当下批评，就直接地受益于洪子诚对当代文学史的治史经验，譬如底层写作的提出，就与现代文学界对左翼文学的重新认识相关，譬如学院派批评的成员，大多有着数年的系统的学术训练，又大多在从事当下批评的同时，系统地教授着一门与当下批评相关的课程，这都使他们在从事当下批评时，有着一种在历史中形成的系统的学理支撑，有着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或与历史、前人或与西方、他人的价值参照。
再次，不能否认，对新的批评术语、理论的生吞活剥，是学院派批评屡屡为人诟病的一大弊端，但同样不能否认的是，新的批评术语、理论，正在或已经全面地刷新甚至取代了旧的批评范式，试想，如果我们在今天，在谈典型时，还只能用个性、共性这样的概念，在谈人物形象时，还只能用先进人物、中间人物、落后人物、反面人物这样的名词，那该是多么的干瘪与无聊。鲁迅在当年曾深为不满对他译笔文句不畅的“硬译”“直译”的攻击，我想，鲁迅之所以提倡“硬译”“直译”，之所以使自己笔下的译文不那么流畅，当不是他笔力不济的原因，而是因为“语言是存在的家园”，语言是思维的外化方式，鲁迅正是要用一种新的语言形式来冲击、影响、改变国人传统的思维方式及封闭的视野。在我看来，新的批评术语、理论的引入，在某种意义、程度上，也是如此。而如前所述，学院派批评于此，可谓是“罪魁祸首”。当然，我并不否认学院派批评在运用新的批评术语、理论中所出现的生吞活剥现象，而且为之厌恨，但那是前行中的问题了。
最后，如前所述，学院派批评往往是围绕着一个批评方向，或者是依据一种批评理路，形成一个实力雄厚梯队合理的批评团队，这就为形成新的批评流派提供了基础与可能，虽然这在今天，还仅仅是一种基础与可能，但毕竟因此而让我们得以寄存厚望，而诸家批评流派的形成，当是当下批评的成熟的最为显着的标志。还有，随着高校社会位置的日渐提高，随着人事制度的日渐宽松，高校及高校之间的人才流动渐成趋势，社科部门、作协部门的人员开始流入高校，高校之间的人员也已经开始流动，人员的流动，对学院派批评是一种新的激活、新的活力。
学院派批评在其日益壮大的同时，也引发了一些值得给以关注的问题，要而言之者有三：
其一，是从经验现实出发还是从批评体系出发？学院派批评在面对批评对象时，譬如说，在面对一个作家或者作品时，容易从自己操作熟练的某种批评体系出发，抓取这位作家作品的某个方面，然后，给以阐释、生发，所批评的对象成为注解自己批评体系的注码。或名之曰：我所批评的就是我。或名之曰：批评家的主体性。此种批评方式之所以在学院派批评中表现尤甚，乃是因为学院派批评在从事批评时，往往是依恃着某种批评体系有关，也是与学院学人构建学术体系的风尚有关。
批评者在面对批评对象时，自然会依据自己的学术资源、批评资源、个人经验，从而对批评对象有着不同于他人的发现，但在从事批评时，是从批评对象的经验现实出发，还是从自己的批评体系出发，这二者还是有着根本性的区别的。不是说，为构建自己的学术体系，抓取批评对象的某一点来为我所用是不可取的，而是说，构建学术体系与批评对象的关系，与当下批评与批评对象的关系，二者是有着极大的区别与不同的，学院派批评之所以容易从某种批评体系出发来评判批评对象，而不是从批评对象所提供的经验现实出发来评判对象，乃是过于钟爱自己所依据的批评体系之缘故，乃是将某种学术体系的构建方式与当下批评的批评性质二者混淆之缘故。此种钟爱与混淆，导致学院派批评在评判批评对象时，虽然时有新见且常常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但却因为与所批评的对象有些“隔”，因而，令人不大信服，影响了批评的有效性。
其二，这样的一种“隔”，还表现在与当下社会的“隔”上。当下批评的对象，或者是文坛现象，或者是作家作品，因其的当下性，所以，总是与当下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血肉般的联系。学院派批评因为常常是从某一种批评体系出发，所以，在与批评对象有些“隔”时，往往也与这一批评对象所粘连的社会问题有些“隔”。也因此，学院派批评在从事批评时，往往注重的是新的学术生长点的生成与发展，是学术体系上的逻辑构成，但社会问题意识就相应地受到了影响，被无意之中受到了淡化，社会“在场”感不强，“问题”“在场”感不强。而在我看来，这些却正是批评的要义所在。
这样的一种缺失，尤其与两个方面有关。一个方面是，由于各种原因，学院派批评的化为个体生命自身的生命感受与当下社会的“紧张”“敏感”程度有所缓解与降低。鲁迅与胡适，代表着知识分子主要地两种类型不一的个体生命感受与当下社会的“紧张”“敏感”关系，但类型尽管不一，但其与当下社会的“紧张”“敏感”关系，却是同一的，这就使他们保持了足够的对当下社会的批评能力。不能否认，学院派的纯学术的研究，可以“躲进小楼成一统”，但作为批评，与当下社会的“紧张”“敏感”关系却是不可或缺的。再一个方面，主要地体现在某些年轻一代的学院派批评的学人身上。他们饱读经书，对各种学术体系、思想体系了如指掌，但读他们的批评文章，对刚刚过去的历史，譬如“十七年”吧，对现在发生的活生生的现实，譬如内陆农民的情感需求吧，就感到非常的“隔”，时时有种“错把杭州作汴州”之感。
不是说，要实际地走出学院才能对当下社会现实有着切身感受，而是说，在生命的精神感受中，要与社会现实有着血肉地沟通，这样，才能使对当下的批评有着“点穴”之痛感，对以“人”为批评对象的文学批评、人文批评来说，尤其如此，尤为重要。
其三，学院派批评与传媒之关系。既然是批评，就要有当下的效力，而在今天这样的一个资讯时代，传媒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想当年，鲁迅的杂文，胡适的时评，真可以谓之以“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足堪以批评之重任，他们并不因其短小、因其时效性，而对之予以轻视。应该说，在当今的电视屏幕、报纸副刊等等大众传媒上，学院派学人的身影、文字是越来越多了，但这似乎还远远不够，学院派批评在这些大众媒体中，无论在数量还是在力度上，还远远占不到主导性、引导性的位置。即使是在这些媒体上的学院派批评的文字，学院派批评对此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更多的是把其作为一种自己批评生涯中的一种“点缀”。
如果说，学院派的学术研究理应与大众传媒保持足够的距离与警惕，但听任大众被时尚所误导，对学院派“批评”来说，或许就近乎失职了。怎样使学院派批评进入大众传媒，怎样使学院派批评的深度为大众所接受，这或许也是学院派批评所应该给以重视的大问题。还需要多说一句的是，各大学的学报，固然是学术性刊物，而不是如《当代作家评论》《文艺争鸣》《小说评论》等等那样的批评性刊物，但学院派批评如何进入学报并以自己的新鲜活力激活学报，也是应该予以重视的一个问题，毕竟大学的学报是学院派自己的阵地呀。
面对高校学术评估体制的冲击，学院派批评的泡沫化的批量制作，面对研究生培养的量化考核，学院派批评的自足式的话语制作，面对对学术论文的僵化要求，学院派批评话语方式的刻板僵硬，乃至人情批评、红包批评等等，乃至组合、抄袭成风等等的批评腐败，这些或是有目共睹，或是千夫所指，本文就不需要再多说什么了。
有了学院派批评，相应地，也就有了作协派批评、媒体派批评、草根派批评等等，它们各自的批评特征是什么，它们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它们各自的批评长处、局限、功用又是什么，这些，都是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入思考的问题。
论性别研究中的男性话语缺失
在当前的性别研究中，面对女性研究的深入发展，作为一名男性，我痛切地感觉到了男性话语的缺失。一般人都会认为，在当前的性别世界中，男性占据着话语霸权，这是当前学界公认的一个不争的事实，既如女性研究的宝典之作的波伏娃的《第二性》，也是在将男性作为“第一性”时，才以“第二性”来命名女性的。如此，拆解男性话语霸权尚且是当务之急，提出在性别研究中的男性话语缺失这样一个问题，就不免给人以一种匪夷所思之感。下面，我试着来谈谈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希望着能给性别研究提供一点有意思的话题。
首先，我想谈谈男性、男性话语这个概念。我觉得，现在学界所用的男性、男性话语这个概念，是一个容易对男性自身产生遮蔽的概念，或许我们将其改称之为父权、父权话语，会有助于我们对男性自身的认识。
女性批评的一个基本思路是，话语霸权为男性所掌握，女性的价值定位是由男性给出的，女性在用男性制定的语码说着男性的话，女性处于失语状态，失落了自身而不自知。因之，女性应该解构男性话语，重新寻找、确立自己的价值立场，发出自己的声音，使自己不仅成为人，重要的是成为与男人不一样的女人。应该说，这是人在历经、研究了经济、政治、阶级、民族对自身的影响之后，深入对自身认识、解放的一个最重大的进展。
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原有的女性形象、价值定位是由原有的男性给出的，这是相对应的两方，那么，当女性在认清了原有的女性只是男性对女性的塑形而并不是真正的女性自身时，当女性在今天因为认识到了这一点，开始找到了自身并试图拥有自己的话语时，那与这新女性，或者说，与这真正的女性自身相对应的还应该是原有的男性、男性话语么？如果不是，那新男性、新男性话语又在哪里呢？女性批评常爱用的一句话是：一个女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其实，这句话同样适用于男性：一个男人之为男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浮出历史地表》是一部中国女性批评最重要的代表作，书中有一个基本观点，即认为类如“如花似玉”“弱柳扶风”“指如春葱”之类，是将女性“物品化”的重要表征之一。
这固然不错，但男性呢？“虎背熊腰”“豹眼圆睁”“狼吞虎咽”，这是不是将男性“动物化”的重要表征之一呢？因之，如果说，是“人类文化整体”产生出“女性”，那么，同样地，是“人类文化整体”产生出“男性”。如果说，原有的女性并非女性自身，并非女人，而是人类文化整体给定女性的一个文化符码，是一个“空洞能指”，那么，男性又何尝不是如此？换言之，男人与女人一样，都不曾成为“男人”“女人”，都不曾被“人”被“性别”的光辉所照亮，而是存在于“人类文化整体”阴影的笼罩中。
既然原有的男性也是被“形成”的，也只是人类文化整体所给定的一个文化符码而并非真正的男性自身，那么，为什么要用男性、男性话语对其给以概括呢？仅仅是因为其是生理上的男性么？那么，武则天的时代、慈禧太后的时代，是否就可以将其概括为女性时代、女性话语的时代呢？如果不能，原因何在呢？
在这里，我觉得，如果说，女性、男性都是被“形成”的，都是人类文化整体所给定的一个文化符码，那么，需要我们给以追问的就是，女性、男性是被谁“形成”的，这一人类文化整体又是由什么来构成的？这一构成的要素对其所给定的文化符码又产生着怎样的制约与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