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凡是看过电视剧的人，都会对打了半辈子仗的石光荣，一旦无仗可打时的失落感留下深刻的印象吧？可以这么说，打仗，在石光荣的心中，已经成为一个沉潜于无意识深处的挥之不去的“情结”，成为一种类似于“力比多”的“生命能量”。当这种生命能量不能得以正常释放时，它就会以一种象征的、变形的、扭曲的方式给以实现，石光荣在家中的所有行为，所有的无事生非，都可以作如是解，用褚琴的话说就是：没仗可打了，他把家当战场了。
我觉得，战争，是一种非常态的解决问题的方式，它能把快速的立竿见影的效果发挥到极致，这无疑可以最大限度地满足那些对现状不满的，迫切要求马上改变现状的人们的心理需求与情感需求。这样的一种解决问题的非常态的方式，又特别地需要激情，需要献身的牺牲精神，于是，这种激情与献身精神，也就被罩上了一层神圣的光环而被人们所神往。应该说，在一定的历史阶段，或者说，在非常态的环境中，这种非常态的解决问题的方式及其相应的激情，是非常值得肯定与歌颂的，但是，把这种非常态的解决问题的方式放入常态的环境中，这种方式就蜕化变质成为一种罪恶，相应地，其激情也就蜕化变质成为一种迷狂。不加辨析地对这种解决问题的非常态方式及其激情偏执地给以留恋、迷信与执着，也就是很可以质疑的了。
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1966年兴起的十年浩劫，就都是为时不远的前车之鉴，其时人们情绪的亢奋，其时人们的激情，还恍如昨日。结果如何？有目共睹。激情，并不是可以不加追究一味给以赞赏的，褚琴不就说过，如果石光荣手里有个机关枪，他非把她给“突突了”不可。而在十年浩劫中，我们倒确实看到了许多在激情下被“突突了”的人。石光荣把不是战场的家庭当了战场，而我们又在本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和平生活中，无中生有无事生非地搞了多少莫名其妙的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政治运动呵。我们在与黑暗作斗争时，是不是因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不可避免地被黑暗所同化了？我们是不是过多地美化了旧的历史的动荡而忘记了去追求去创造新的现实的安宁？
石光荣的激情还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他自以为自己是正确的，并因了这种正确而强迫他人必须给以接受，并把这种强迫视为天然的合理，把这种强迫视为对他人的一种提升，对他人的一种爱，而这也确实是出自他的一片爱心。这在他婚前对褚琴的追求，婚后对褚琴的改造以及他强迫大儿子当兵中，有着最为典型与鲜明的体现。对这种精神的执着与情感的火热，剧中与剧外对此也是一片的认可与赞叹之声，而在我看来，这实在是应该痛加批判的。原因有三：
第一，能不能把自己的正确视为是唯一的存在？我们为什么不承认人生形态多样性的合理？我们为什么要把不同人生形态在人生形态上的不同与价值上的高低、对错划等号？我们为什么在划了等号之后要给一种人生形态奴役、改变另一种人生形态以行使权力的法理性依据？看老舍写的话剧《茶馆》时，我对主人公王利发深表同情。从生存论的角度说，一个让王利发不能生存的社会是一个让人诅咒的社会。从价值论的角度说，我们应该给王利发式的人以生存、存在的价值上的认可。
凡人与英雄，小人物与大人物，他们对社会、历史的贡献有所不同，但作为一次性的、不可相互取代相互通约的个体生命，他们是平等的，他们都有各自生存、存在的合理性，在进入了21世纪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起码的人道主义情怀，那实在是不可理喻的事。那么，石光荣强迫自己的大儿子当兵而不让他考大学有什么可称赞之处？石光荣借助各种手段包括组织力量强迫褚琴嫁给他有什么可赞赏之处？石光荣在婚后处处让褚琴适应他的人生方式、生活方式，又有什么可爱之处？石光荣对褚琴说：我在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就看上了你。但他恰恰忘了问一句最起码应该问的话：褚琴是不是看上了他？而褚琴恰恰并不是看上了他，而是被这样的一种“正确的唯一”迷惑住了双眼，要在这样的一种“正确的唯一”的引导下“进步”，褚琴在婚礼上的一番怯生生的表白，让我们看到了一种人生形态对另一种人生形态的自觉屈服。
第二，因之，不能因为自以为自己是正确的，就有了强迫他人服从自己意愿的理由。马克思把未来社会描绘成“自由人的联合体”“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德国总理施罗德则说：“个体一方面必须追求自己的利益和愿望，另一方面又必须同时不断问自己，在追求自己的愿望和利益的过程中，其他人会受到什么影响”。这都说明，以个体生命为主体基本单位的主体间性关系，应该是一种相互承认、理解、认同、促成的关系，这是“现代人的真正范例”。但是，在《激情》中，我却丝毫没有看到石光荣在行使自己的意愿时，问过自己“其他人会受到什么影响”，我只看到了他在时时地“影响”他人。
他与褚琴的关系毫无平等可言，有的只是一种建立在各种名义下的“等级”关系。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范例”？这样的“范例”又有什么可称赞之处？石光荣对褚琴的“求爱”“求婚”，哪里是求爱、求婚，分明是“霸爱”“霸婚”。以为自己是对的，就非要别人遵从，这不是霸道是什么？每当我看到石光荣及其小通讯员“霸婚”的过程，总是不由自主地想到我们作为知青下乡插队的过程。那时，对不愿下乡插队者，手持“正确”“革命”之券者，是在其房外架起高音大喇叭，真诚而又执着地，24小时不间歇地进行说服动员。直至你“打起背包就出发”。
极而言之，任何一种社会行为，都不会公然打出卑劣的旗号行事，如果因为自己正确，就有了强迫他人的法理依据，那么，任何灾难性的社会事件都有了得以发生的依据。在现代的常态生活中，如果因为自己正确，就有了强迫他人的法理依据，那还有什么“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可言？干脆变成“一个人的自由发展”算了。而且，这还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这种正确，往往是“自以为”，而其实却并非如此。石光荣就是这样。他在行使自己的意愿时，总是打着“集体”“组织”“服从命令”的旗号，但我在这样的旗号下，却只看到了石光荣个人私欲的满足：他得到了他想要得到的褚琴，他按照自己个人的喜好安排了儿子的命运，在家庭生活中，大到褚琴的事业，小到任何一件生活琐事，他都要牺牲褚琴而服务于他，而这，据说又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集体。那么，我要说，这种“集体”，正是马克思所说的吞噬了个人主体性的“虚构的集体”。
德国总理施罗德说过：“谢谢，谢谢，我们经历过了这一集体主义，我们不想要它了”。但在十年浩劫中，被这一“虚构的集体”折磨得生不如死的我们，却为什么对这样的一种给我们带来过惨痛创伤的“虚构的集体”如此地恋恋不舍呢？
第三，并不是由于爱的真诚而产生的精神的执着与情感的火热都是可爱的，都是应该歌颂的，偏离了对其他个体生命主体性的尊重，精神的执着只能把自己与他人引向、逼入人生的死角，情感的火热只能把自己与他人灼伤甚至于烧死，于是，执着与火热也就演化成了迷狂。石光荣的执着与火热就是如此，这特别地体现在他对褚琴的“霸婚”过程及对战争的迷恋上。这样的一种执着与火热，这样的一种激情，我们在十年浩劫初期及投身广阔天地时，都曾亲历过，时至今日，仍有人高唱“青春无悔”，就说明着人们还怎样地被这种执着、火热、激情所迷惑。这样的一种执着与火热，这样的一种激情，在顾城杀妻，在当今许多的情爱悲剧，在当今众多的父母对子女之爱上，在当今形式不一的宗教性情结所导致的言行上，都有着典型的体现，却又为人们所不察其危害性，反而时时引来赞叹、感叹之声，也说明着人们还怎样地被这种执着、火热、激情所迷惑。莫非我们的生存环境一向过于恶劣，需要着一种精神性与之抗争，就使得我们对执着、火热、激情这样的精神品性不加分辨地情有独钟么？
《激情》中燃烧的激情是与作品所要展示的爱情融为一体的，作品试图告诉我们，爱情就是在石、褚的沧桑岁月中，被生成着、积累着、实践着，作品对此无疑是持一种赞赏态度的。我要说的则是，作品准确地描述了一个历史阶段爱情的真实形态，但却未能揭示爱情的真谛所在。难道褚琴为了“虚构的集体”的利益需要而牺牲自己的个人性情感能被称之为爱情？用褚琴男友的话说是“真糊涂呵！”难道褚琴在一次次的忍无可忍中发出的“我要离婚”的呼号能作为爱情的表现？
难道褚琴在进入人生暮年时，作为女人，才恍恍惚惚地知道“什么是男人”，这样的情感经历也能称之为爱情？难道石光荣在自己人生价值失落时，不是向自己的另一半——褚琴倾诉，而是从种菜老农那里讨来真经，把自己的一腔情愫寄托在没有血肉之躯的蔬菜上，这也能叫爱情？难道为男人牺牲了自己的一辈子，自己喜爱的花，男人想拔就拔，自己碗里正在吃的饭，男人拨过去就吃，男人可以关心岳父母，可以关心故乡人，但偏偏自己在男人心目中“连眼中的沙子都不如”，这也能叫作爱情？这也能感受到爱情的幸福？马克思在给燕妮的情书中，说自己对燕妮的爱既不是经济之爱，也不是政治之爱，又不是同志之爱，而是对燕妮一个人的“个人之爱”。褚琴的“个人之爱”在哪里呢？褚琴是既没有过“个人”也没有过“爱”的。没有爱情的激情，燃烧的又是什么？
《激情》是把激情与光荣与英雄视为一体的，但如上所述所析的激情有什么值得光荣的？又谈何英雄？还有，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小说与屏幕中的英雄、阳刚之气总是与粗鲁、蛮横、野性、不近人情结为连理。石光荣也是这样。与战友比赛吃土豆几近撑死，此种蛮劲算什么英雄？不重现代书本知识，不让孩子上大学，炫耀借一根木棍翻越障碍物，炫耀单打格斗的技巧，又算什么英雄？
动辄不容商量粗喉咙大嗓地训斥、指挥别人就算英雄气概？从来不知道细心地关心他人，连问候妻子一声都被妻子视为太阳从西边出来的稀罕，认为他人的牺牲理所应当不值一提的冷酷就算英雄本色？我们什么时候能不从外在、表面上而从内在的质感、力度上表现英雄表现阳刚之气呢？我们什么时候能从现代观念而不再被传统观念所局囿写出具有现代人气质的英雄呢？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身高丈二手持利刃遵从社会现实生存法则一刀捅死弱不禁风的潘金莲的武二郎是众人仰慕的英雄，体貌清秀不读经书以一人之力与整个社会秩序相抗争的每天只是担心女孩子伤心的贾宝玉是与英雄无缘的。但谁更具有反叛的勇气与力量，谁更具有人性，以现代观念看，是不言自明的。无怪乎鲁迅会说：一到《红楼梦》，传统小说的写法都被打破了。只是我们距离五四时代太远了，我们饱饮着传统文化的乳汁长大，在认可石光荣为光荣为英雄时，自然是一路绿灯了。
话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就这样一口气全盘托出，给众人充个话题的引子吧。
略论学院派批评
为使我下面的论述能在一个简明的框架内进行，我首先要对本文中所使用的“学院派批评”这一概念作一界定：所谓学院派，是指在高等院校里从事文化、文学批评的学术群体，所谓批评，是指对当下文坛诸如文学现象、作家作品等等的评判文字。
1990年代以来，学院派批评日渐强盛，甚至大有成为当下批评界一号主力的声势，乃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主要体现在下列三个方面：第一，批评阵容上可谓是兵强马壮。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苏州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南开大学等等，都有着对当下文化、文学进行批评的阵容相当整齐、强劲的批评队伍。这些队伍有着自身相对稳定的批评体系、批评结构、批评方向及对象，有着在某一个批评方面卓有建树颇具影响的学术带头人，有着一个在同一批评方向下由数名有实力有影响的学者组成的批评团队，这支批评团队又由于他们所指导的专门从事这一方向研究与批评的数量可观的博士研究生的加入，而对当下文坛有着新鲜的活力与共时性的敏感，有着对当下文坛的及时的对应与切实的关注。第二，1990年代以来，但凡在社会及批评界产生较大影响的新的批评话题、批评话语的产生与提出，我们于其中都可以看到学院派批评的影子，诸如人文精神大讨论、全球化、两种现代性、自由主义、新左派、后现代与后殖民、保守主义、民族主义、女性主义、大众文化、媒体霸权、文化批评、日常生活审美化、底层文学、重新认识左翼文学与十七年文学、新世纪文学等等，这些新的批评话题，凝聚了时代提出的新的问题，显示了学院派批评介入当下批评的力度与程度。
能指、所指、他者、镜像、叙事、语码、解构、狂欢、逻各斯、菲勒斯、双性同体、悬搁、元话语等等新的批评语词及这些新的批评语词后面所体现的伊格尔顿、马尔库塞、阿多诺、杰姆逊、哈贝马斯、舍勒、海德格尔、德里达、福科、鲍曼等等的思想体系与理论体系，其对中国当下批评的革命性影响，更是与学院派批评结下了不解之缘。第三，与以往学院派批评与当下文坛相对疏离并在学术评价上给以轻视的一个明显的不同是，1990年代以来的学院派批评紧紧追踪当下文坛的发展变化，并在学术评价上给予了应有的重视。新的动态、创作动向、新的作家作品，无不尽收学院派批评眼下，并给以及时的评论、言说。
《当代作家评论》《文艺争鸣》《小说评论》《南方文坛》《文学自由谈》《粤海风》等等，这些主要由各地文联、作协主办的着重于对当下文坛给以及时反应的批评刊物，或者有着由学院派批评长期主办的专栏，或者大量刊发着学院派批评的评论文章。受高等院校学术评估量化体系的影响，一级学科、博士点、重点学科的申报与检查，高等院校教师的申报职称、科研考核，博士生甚至是硕士生的毕业，都需要着相应的一定数量的公开论文的发表，这些规定，固然副作用不小，造成了泡沫式评论，但在这同时，却也刺激了学院派批评的飞速发展，潮水般的学院派批评文字，一浪接一浪地覆盖着淹没着当下文坛，不能不使当下文坛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与强烈的震撼。
